新中国成立前绍兴人民对皖浙起义死难烈士的纪(7)
辛亥革命网 2011-03-19 00:00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裘士雄 查看：
民国六年（1917），蔡元培根据谢震提供的史料撰《王君季高传》，编入嵊县敦伦堂《王氏宗谱》。他在这篇王金发传记中记载了王氏与徐锡麟、秋瑾共襄反清革命大业的史实：“会徐烈士锡麟创大通学校于绍兴，君（指王金发——引者注）与竺绍康往从焉。旋赴日本，以第一人毕业大森体育学校。归充大通体育教授，多结死友。其后锡麟铳刺皖抚，谋倾清室，事败被戮，狱连大通，主任秋瑾女士死之。君与绍康各率徒众，亡命山谷，屡为清军所窘，从间道出上海，与杨侠卿、陈英士、姚勇忱会谋大举，……”
民国七年（1918）1月1日，蔡元培以北京大学校长名义公告：“派秋复为本校会计课事务员。此令。”秋复，名壬林，又字锡辰，系秋瑾之侄。民国二十四年（1935），经陶冶公荐介，蔡元培又为陈伯平（墨峰）烈士之兄陈简（墨涛）解决了工作问题。这体现孙中山、蔡元培对辛亥烈士的尊重、敬爱和对其遗属的关怀。
民国七年（1918）4月，鲁迅撰小说《狂人日记》，最初发表于1918年5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他写有“从易牙的儿子，一直吃到徐锡林；从徐锡林，又一直吃到狼子村捉住的人”等文字，用徐锡麟等事例揭示封建礼教和封建社会的几千年历史是“吃人”的历史。
民国八年（1919）4月，鲁迅创作了小说《药》，最初发表于1919年5月《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按篇中人物夏瑜隐喻清末女革命党人秋瑾。鲁迅讴歌了秋瑾的革命品质，总结了秋瑾乃至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他在《呐喊·自序》中说：“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由此可见，在夏瑜的坟上“添上一个花环”也好，创作《药》这篇小说也好，均具有鲁迅和人们缅怀和纪念秋瑾的意义。周建人认为鲁迅的小说《药》，是“纪念参加辛亥革命牺牲的女烈士秋瑾之作。”许钦文在肯定夏瑜隐喻秋瑾的同时，以为“夏瑜这革命人物的形象上也概括别的革命人物，像比秋瑾烈士早几天在安庆就义的徐锡麟烈士等，所以作为男性的来写。”
民国八年（1919）7月2日，蔡元培应友人王家驹之请，为其亡妻赵芬（领导广州黄花岗起义的赵声之妹）写传，谈及“夫人运动革命，与吾乡秋君瑾同，豪于饮、工于文亦同。顾秋君结婚在革命以前，其夫非同志，不得不与之决裂；且未及实行革命，而已为清吏所戕，临没有余恨焉。夫人躬与革命之战，及见民国成立，又得同志之夫，于国于家，皆得有所表见，其际遇胜秋君远矣！”
民国九年（1920）10月10日，蔡元培撰《徐烈士祠堂碑记》，概述了徐锡麟与陈伯平、马宗汉壮烈牺牲的经过、绍兴立徐社建专祠的情况及其意义。《碑记》曰：
……烈士徐公锡麟之事尤惨。光绪三十三年（1907），公率弟子陈复汉、马宗汉击杀皖抚恩铭于安庆，力竭就缚，从容赴义。其死之日，海内同志，莫不痛息[惜]，奔走相告，故革命之机益亟。越四年，遂有武汉义师覆灭清社。追念先烈，志不衰矣。
民国元年，浙人奉公遗骸归葬西湖。而越中门弟子会葬者，共谋所以留纪念，立徐社建专祠于绍兴。其年六月，奉公栗主入祠，以复汉、宗汉附焉。祠旧为廖宗元祠，清咸丰间，太平军入绍兴，宗元死之。清军复绍兴，为立祠，藉太平军将士杨懋产为祠产，计田六十有七亩，今尽入徐社，以为祭祀之资。千秋俎豆，与国并馨，岂不休哉！
……近世科学昌明，破除一切，凡古代所尊神道偶像，皆失所凭借，不足以羁縻人心，而独于伟人烈士，其丰功盛业，震烁一世者，往往铸像立墓，垂传久远，使过者展拜，油然起钦慕之思，徘徊而不忍去。此则仁人志士怀德追远之义，非所谓信神道而迷偶像者也。徐社诸君子，既定每岁烈士倡义纪念日，具牲牢酒醴会祭于此。如古所云崇德报功者，可谓至矣！
而余以为崇乡邦之典型，昭先烈之勋劳，尤其广采烈士遗墨，及其日用衣服、图书，置诸祠舍，使来展拜者，得以反复观览，有足启迪其心志，不徒以神道偶像目之，且不以崇德报功为慰先灵而止。则天下豪杰之士，其钦慕感奋又何如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