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国民党“一大”宣言起草

辛亥革命网 2021-03-18 14:21 来源:团结报 作者:周兴樑 查看:

在论及孙中山晚年之史事时,一定会谈到他召开的国民党一大,以及这次大会通过之宣言。“一大”宣言虽是集体创作的成果,孙中山始终都起着决定性的关键作用,他实际上是该宣言的第一作者。

  在论及孙中山晚年之史事时,一定会谈到他召开的国民党一大,以及这次大会通过之宣言(以下简称“一大”宣言)。孙中山在大会开幕时的演说里面指出:“这个宣言,系此次大会之精神生命。……此宣言将国民党之精神、主义、政纲完全发表;……大家通过后,不能随意改变,都应遵守,完全达到目的才算大功告成。”他对“一大”宣言之重视,于此可见一斑!大量史实证明:“一大”宣言虽是集体创作的成果,但从它的起草到审议,再到通过乃至发表之整个过程,孙中山始终都起着决定性的关键作用,他实际上是该宣言的第一作者。

  孙中山委托鲍罗廷起草“一大”宣言初稿

  关于国民党“一大”宣言案之产生问题,有几种说法:如孙中山在1923年12月2日的批示中曰:“此稿为我请鲍(罗廷)君所起,我加审定;原为英文,廖仲恺译之为汉文。”张国焘在晚年之回忆录中说:“鲍罗廷那时住在广州的东山,正忙于草拟大会的各种文件……这次大会宣言的草案,是由他与汪精卫、瞿秋白共同草拟的。”周恩来1944年在延安中央党校作报告时则谓:“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是孙中山先生委托鲍罗廷起草,由瞿秋白翻译、汪精卫润色的。”这三种大同小异之说法证明了一个不争的史实:该宣言草案,是由联共(布)(共产国际)、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三方的代表共同拟定的,而孙中山就是此项工作之领导人和指导者。

  负责起草国民党“一大”宣言的初稿者,乃孙中山的首席顾问鲍罗廷。鲍在国民党“一大”闭幕后不久(1924年2月)写的一份《札记和通报》中,回忆并披露了其代为起草“一大”宣言稿之大致情况和一些内幕。他在1923年10月18日同觉悟社记者谈了对国民党之观感:“中国现有一种势力,为将来引导其国民革命以至于完全成功者;此势力为何?即中国国民党。……该党有如是伟大之领袖,如孙中山先生其人便知之也。孙先生之经验,将能供给彼党之所缺乏,其所缺乏者何?军人精神及国民党的组织二者是也。中国国民党主义之精神,正在勃兴奋斗,一有军事精神及国民党组织,则国民党主义之精神将更为增势。”稍后鲍又认为:能否制定和通过一个“根据以劳动群众为基础的明确纲领,和建立在党的纪律之上的章程”,是关乎到国民党“彻底改组”成功与否的关键。正是基于这一认识,他在10月25日讨论国民党改组的特别会议上提出,应“在国民党改组前修改党纲”,“制定国民党党章”,“尽快地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及“按照新的方式建立基层组织”,并还专门就党的改组问题,“以及章程草案做了报告”。不久后,鲍罗廷又“在上海……与中共中央的同志一起决定:建议国民党提出一个完整的纲领,说明它拥护什么。有这样的行动纲领,在国民党代表大会上就可以做到:(1)对过去作出比较明确和正确的估计,并揭示革命失败的原因,例如没有党,没有一个有群众基础的明确的纲领,没有党的纪律,等等。一句话,估计到过去的经验,并指出1911年革命失败至今的后果。(2)评论那些关于如何摆脱混乱和无政府状态的、毫无用途的、也有没任何意义的建议……例如立宪派、联邦派的建议,以及成立在外国人保护下的务实政府的建议等,对所有这些建议都必须进行分析……。(3)指出如果现有的建议都不适用,那么国民党要提供什么出路,即作为一个争取掌握国家政权的政党,它必须明确说明它准备根据那些原则建立未来的政权。换句话说,它必须有一些作为其纲领基础的原则,……至少应向本次代表大会明确地提出国民党的主义,即什么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

  孙中山极关注宣言稿中对三民主义的表述。1923年11月19日白天,“孙中山召请鲍罗廷到他的大本营。他要求在党纲草案的理论部分指出一个事实,即国民党的主义是他早就拟定了的。孙中山对鲍罗廷详细叙述了他如何研究自己的理论,并如何始终不渝地为之进行斗争。鲍罗廷对此表示赞同。他说,在他看来,要是没有孙中山的实际领导,就不可避免要犯错误。”在当晚由孙亲自主持的国民党临时中央第七次会议上,“鲍罗廷按照孙中山的指示,建议在草案中明确指出国民党新旧纲领的继承(性),必须在序言中说明,现在的草案是根据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详细研究制定的。”他的议案获会议一致通过,并形成了相关的决议。……这就是代表大会大致应该回答的问题。”应该说以上所述,就是孙中山对国民党“一大”宣言初稿旨趣之要求,及鲍罗廷草拟它时的基本设想。

  孙中山一直主导着“一大”宣言草案之形成过程

  孙中山关注并指导宣言起草委员会将宣言初稿修订为送审稿草案之过程,始终关注并指导其工作,他对共产国际关于重新解释国民党主义之决议案内容,作出了积极而正面的反应。

  鲍罗廷在忆及“一大”宣言草案形成的大致经过时说:“制定……行动纲领的过程是这样的:在上海曾召开中央上海局的第一次会议,并[我]向中央提交了第一个(宣言)草案,讨论这个草案整整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而且廖仲恺、张秋白、汪精卫和胡汉民都热情地参加了讨论。此后,这个草案由……汪进行了加工、改写,并用中文提交上来。当这个草案被重新译成俄文时,我立即发现就连我们那些著名的国民党人的思想(也)极其混乱。”而丹·雅布各斯在《鲍罗廷来到广州》一文中,则明确指出了“一大”宣言案产生过程的激烈争斗。其谓:“鲍罗廷在上海的国共两党联席会议上,提出了大会宣言的初稿。这是一个支配国民党改组,支配国共合作,实际上也支配莫斯科——广州合作条件的基本文件。导致鲍罗廷让步的是多次激烈的争论:中共不高兴,因为宣言太温和,反映了来自右派的压力,并使中共服从于国民党;国民党也不高兴,因为共产党人被完全允许进入国民党,也因为文件表示了特定的、意在言外的阶级斗争,文件对农民和工人给予了特别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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