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元唐绍仪内阁

辛亥革命网 2021-01-18 12:30 来源:《学术研究》2013年第2期 作者:李吉奎 查看:

民国元年唐绍仪任总理的北京临时政府是中华民国第一届责任内阁,唐内阁存在的时间很短,历来对它的评价也不高。不过,在中国近代宪政史上它却具有重要意义。

  民国元年唐绍仪任总理的北京临时政府是中华民国第一届责任内阁,它是依据《临时约法》组成的。唐内阁存在的时间很短,历来对它的评价也不高。不过,在中国近代宪政史上它却具有重要意义。唐内阁是如何组织起来的,它为何成为一个短命内阁,在它存在的期间做了些什么事情,应当如何评价它,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上述问题作些探讨。

  一

  1912年3月13日,根据《临时约法》,袁世凯任命唐绍仪为南北统一后的北京临时政府内阁总理,即中华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据载,唐氏作为总理人选是立宪派人士赵凤昌(竹君)提出来的。《张謇传记》的作者刘厚生说:“据我所知,在双方讨论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后之第一任内阁问题时,同盟会坚持内阁总理必须提出同盟会会员。总理通过之后,再由总理提出阁员全体名单,请参议员投票。在讨论此问题时,赵凤昌亦列席旁听,凤昌是官僚出身,最能揣摩各人心理。他已觉得绍仪对此问题,十分为难,凤昌开口说:‘我是地主(按此开会地址是上海南阳路惜阴堂赵氏私宅——引者)的资格,列席旁听的人,不应有什么主张。但现在对内阁问题,我有一个意见,可以贡献备诸君参考。我认为新总统的第一任内阁,是新旧总统交替的一个桥梁,所以这国务总理必须是孙文、袁世凯两位新旧总统共同信任的人物。我以为只有少川(按唐绍仪字——引者)先生最适当,只要孙、袁两先生不反对,我很想劝少川先生加入同盟会为会员,这就是双方兼顾的办法。’凤昌这话刚说完,孙文、黄兴同时拍掌,表示欢迎绍仪入党,同时即决定请绍仪为国务总理,此问题就这样圆满解决了。”[1]另一则记载亦可为旁证,据赵凤昌之子赵尊岳说:“至袁之异志,人所共见,则冀纳之于宪法之中,因之南京临时国会先制约法,继以孙宣言让贤,选袁为首任正式大总统。约法定责任内阁制,总统无施政之权,且移都南京,袁南下就职,又应以党人为首任内阁总理。袁初勿之允,几在惜阴堂辩论调处,终以唐绍仪加入同盟会为内阁总理,粗偿南北之愿,事始克谐。”[2]上述资料表明,唐氏作为总理人选,其条件是南北双方都能接受。以孙、黄为领袖的革命党人之所以能接受唐氏,一是认为唐氏作为北方谈判代表能积极赞成共和,可以引为同志:此外他们还认识到唐氏作为袁世凯的亲信在加入同盟会之后可使之牵制袁氏。唐氏本人当然乐于担任总理一职,但对袁氏而言,接受唐氏任内阁总理,便有点勉强。虽然他未公开表现出来,实际上他不乐闻这位有20余年交谊的挚友成为同盟会的成员。按照同盟会人士的看法,“唐本纯粹袁系人物”,[3]这种说法,是不容否认的。不过,袁世凯对于自己营垒中的人,大概从来就不曾对谁完全信任过。武昌起义后,清廷不得不起用袁世凯,并由他组阁,袁氏遽尔旧部未集,用唐绍仪、梁士诒为他赴京就职做准备工作。①随后,唐被袁氏任命为南北议和总代表,而其中的代表之一杨士琦便是用来监视唐绍仪的。杨士琦对唐热衷和谈大唱反调,对亲近说:“我不解少川当此时势,为何如此兴高采烈呢?”论者以为,此语“可以证明袁世凯早有预备牺牲唐绍仪之决心,而绍仪不知也。”[4]唐之南行议和,于袁等本意,是挟北和南,借南制北,[5]并以此策达到溶南代清的目的。然而在孙中山返国之后,居然被南方各省代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这使得袁氏愤极。为使唐有回旋余地,梁士诒私下劝唐辞职。[6]袁乘机行动,不仅免去了唐氏议和总代表职务,拒绝承认唐伍议定各节,也取消了国民大会选决国体的协议,停止南北议和,由其直接代表北方与南方讨论一切。故袁对唐氏之不悦,于此已有表露。

  袁氏在免去唐氏议和总代表的职务后,仍让唐留在上海,由梁士诒与其协调一切。《梁士诒年谱》载:“先生赞翊共和,其心尤苦,其事至多,所能与统筹兼顾者,惟唐少川一人。唐又以代表南下,先生不能不力任艰巨,以促成共和之局”;“而袁唐间有不能融洽及宣达者,均赖先生为之弥缝。”[7]梁士诒当时担任邮传部大臣,实则为袁氏的总文案,他引进叶恭绰等交通系人物作为助袁倒清的工作班子。

  唐绍仪是交通系的开山祖,他虽然不算交通系的一员,但与该系关系密切,他当然也希望交通系能发挥作用,支持袁氏。交通系诸人如梁士诒、叶恭绰、周自齐、朱启钤等确实为袁氏取代清王朝,作出了贡献。在唐绍仪被免去议和代表之后,袁氏采取了以下四条倒清的办法:(一)以军用胁迫亲贵王公等;(二)以各处(驻外使臣、军队将领)电奏退位,胁迫清帝;(三)以内阁合辞密奏,恫挟皇太后;(四)以优待条件为诱饵满足清室及满、蒙、回、藏。[8]这些举措后来之所以奏效,大多与唐、梁、叶的活动有关。其(二)完全由梁士诒策划;梁氏是(三)项的主要参与人员;(四)项优待条件,主要是退位第二诏,“此条件文字,盖经往返商讨数十次而后定。皆由先生(指梁士诒——引者)与唐少川先生居间传达。南方则由汪精卫先生主稿者居多。每次持稿人奏皇太后,则先生与赵秉钧也。太后逐字讨论,见解明决,对宗庙陵寝最为注意。又是时禁卫军为良弼所统,阻力甚大,故第八款特设专条,其原稿只‘禁卫军归民国陆军部编制’一语。太后谓用‘编制’字样,则将来之陆军部尽可随意改编,殊为不妥。乃用叶君恭绰之议,加‘额数俸饷悉如其旧’八字。”[9]对袁氏而言,解决清廷问题,并不太难,难的是如何处理南方的问题。对此,唐绍仪作了充分的配合。当孙中山被选为临时大总统之后,1912年1月15日,北京方面曾让唐质问伍廷芳,“孙君肯让袁君,有何把握,乞速详示”,孙断言,“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唐本人也一再向袁保证,南方无反袁之意。唐氏以其本身对袁的拥护,再加以又得到南方的认可,这样尽管袁氏曾认为唐绍仪能成为一个很好的议长。似未考虑以唐任总理,[10]但最后还是接受唐作为内阁总理的人选。

  1912年3月13日,袁世凯正式任命唐绍仪为内阁总理。据3月16日公布的由袁唐向孙中山提出的内阁成员名单,“外交部陆征祥,内务部赵秉钧,财政部熊希龄,教育部范源濂,陆军部段祺瑞,海军部蓝天蔚,司法部王宠惠,农林部宋教仁,工业部陈榥,商业部刘炳炎,交通部陈其美,邮电部梁士诒。”[11]这份名单是经过与南方协议后提出的,它包含了南北双方及立宪派人士。袁氏控制了强力部门,如陆军、外交、内务、财政等部人选。当时南方部分党人要求黄兴任陆军总长,态度颇激烈。但袁氏坚决反对,黄兴本人亦不愿陷入此政争中。至“29日下午4时孙总统、唐总理及各部总长由胡(汉民)国宴毕,至参议院报告新国务员求其同意,于6时开会进行投票”。到会议长、议员39人(一说38人),以得20票为通过。结果,唐所提名单,除交通梁如浩仅得17票未获通过外,余皆通过。即外交陆征祥(38票)、内务赵秉钧(30票)、陆军段祺瑞(29票)、海军刘冠雄(35票)、财政熊希龄(30票)、教育蔡元培(31票)、司法王宠惠(38)、工商陈其美(24票)、农林宋教仁(34票)。[12]唐绍仪建议改由汤寿潜长交通,遭到与会参议员全体反对,结果只得暂由唐本人兼任。30日,袁曾发表黄兴为参谋总长,黄不就。31日,又发表黄为南京留守。4月3日,黄兴宣布暂留守南京,俟布置大定,即行告退。

  最后确定的内阁各部设置及各部总长,与袁世凯正式向孙中山提出的相较,差别颇大。一是合并工业、商业为一部,取消邮电部。二是海军由原来的同盟会员担任改为袁的追随者海军将领担任;工商、教育由同盟会员担任。在同盟会方面,加上新入会的唐总理共占有5个席次,当时该内阁被称为“同盟会中心内阁”。实际上,它勉强可以说是经过协商的混合型的政党内阁。由于袁世凯控制了外交、内政、陆海军及财政各部,南方党人对该内阁的影响极为有限。正是考虑到要约束袁世凯,南方党人才设法制订《临时约法》,规定实行责任内阁制,移都南京,大总统须至南京参议院宣誓就职。袁世凯久历官场,当然明白革命党人的用意,作为实力在握的强硬人物,他自有其反制的办法。这样,用以约束总统而设的责任内阁在其产生伊始,即预示了缺乏让其表演的时间与空间,前途难于乐观,更难于臻国家于长治久安之域。

  二

  唐绍仪内阁成立后,4月22日临时参议院由南京迁往北京,形式上国家实现了统一。但是,从一开始,唐内阁就面临危机。赵秉钧告诉魏宸组(国务院秘书长):“项城本具雄心,又善利用时机,武昌事起,举朝皇皇,起用项城,授以指挥全国军队全权,正好是大有为时机,得以偿其抱负。但是项城虽重兵在握,却力避曹孟德欺人之名,故一方面挟北方势力,与南方接洽;一方面借南方势力,以挟制北方。”“及南方选举总统后,恍然南北终是两家,不愿南方势力增长,如果国民大会成立,将终为其挟制,不能摆脱。乃决计专从清室着手……达到自行颁布退位,以全权组织临时政府。如此,则袁政府系由清室遞嬗而来,而不知其结果仍是接续南京也。时势推移,即项城亦自想不到,在项城现在,总算迁就万分,最好彼此不要相煎太急,庶可始终相安”,云云。[13]魏听之耸然,据说,这是赵在谈论中示意,以警惕唐及党人,警告唐绍仪不要倚恃南方党人压制袁氏,不过唐本人似乎并未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1912年4月21日,国务院正式成立,据《梁士诒年谱》称:“唐氏自任国务总理,颇有意举责任内阁之实,以避袁氏与各方面之冲突。而袁氏不之谅,且疑唐挟国民党(按应为同盟会——引者)以自重,有独树一帜之意。而北洋官吏之在袁氏左右者复日媒蘖之。袁不能平。先生调护其间,费尽心力。此辈因构陷先生,谓与唐里应外合,将与孙中山先生有所企图。以三人皆粤籍,此言易于见信也。”[14]不满唐氏组阁的不仅是袁氏及其左右,外国的评论也是如此,而且评价更为恶劣。唐氏在庚子以后接收“天津都统衙门”、与英国谈判“拉萨条约”及任会办全国税务大臣时,均对外人采取强硬态度,故列强对唐氏任阁揆,并不存乐观态度。莫理循的一封通信便写道:“我自己看不出中国怎能由广东人的政府来治理。唐绍仪开始就弄得很糟,明显的迹象是他要组织一个广东人占优势的内阁,也就是说无论是各部总长还是顾问都要用广东人。这里的报纸上已经在说,广东人的专制主义,比满洲人更坏。肯定是这些广东人,把总统卷入同各家外国银行的纠纷之中。”[15]如果说,这些言论还是在正式组阁前的一种猜测的话,那么在内阁运作之后,外国人更称孙中山的部属“认为应该把袁赶下台去,而把唐提拔到袁的位置上来”。[16]类似这些毫无根据的传说,都对唐内阁不利,也表明外国人不会与唐内阁友好合作。外国人指出袁唐不是一条心,是正确的,但认为唐要取代袁,甚至要建立广东人的专制政府,是莫须有的指责,恰好相反,袁唐矛盾,主导方面是袁世凯而非唐绍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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