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元唐绍仪内阁(2)

　　《临时约法》第五章第四十五条规定：“国务员于临时大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时，行副署之。”根据《临时约法》原则制订的《国务院官制》，更明确规定临时大总统公布法律、发表教令及其他有关国务的文书，须由国务总理或全体国务员副署。这一规定，大大限制了袁世凯的权力，如果没有相关副署，袁径自公布文书，便属越权违法，当然无效，这就是袁氏厌恶责任内阁制的关键。担任北京临时政府稽勋局局长的冯自由记述说，中华民国约法规定政府为责任内阁制，“少川既任国务总理，事事咸恪遵约法。袁世凯以每有设施，辄为国务总理依据约法拒绝副署，至不能为所欲为，深滋不悦。”[17]上述记载的可靠性，还可以从袁氏的一个部属的回忆中得到证实。唐在礼谈到袁氏蓄意赶走唐绍仪时写道：“我其时觉得唐为人很爽直。我亲自见过他和袁争论。争论起来，唐总是说：‘责任内阁凡事要对国家负责，自己任总理也要对国家负责’这一类的话。袁既不便反对，又没有适当的辞句回答，因此很不满意。我曾听到袁时常话里话外地对唐说：‘我们是没有几天好做的，这个位子早晚要让给你们的。’这就是说，你们不要抢了，早晚总会交给你们管的。他说的时候还带着意气。”[18]袁世凯从小即受封建主义熏陶，没有受过西方式民主政治的任何训练，从一个位极人臣的封建官僚突然成为共和国总统，角色转换很不自然，当然不适应。据《时报》1912年1月23日载称，“袁党赵秉钧、杨以德等运动北方官绅，拟俟满廷退位后，即组织临时政府，拥袁为大总统，如南方政府不取消，即拥袁为皇帝”，故在袁的头脑中，总统位子是从清廷接手过来的，应是和皇帝一样的“万岁”。因此，总理是臣仆一类的角色，要向他负责，不存在总理向国家负责的问题。这种认识，前述赵秉钧对魏宸组的讲话可证。在此背景下，责任内阁根本就无法正常运作，国务总理更不能安于位。府院之间的彻底决裂，是迟早的问题。

　　那么，袁世凯是用什么手段使唐内阁夭折的呢？首先，是利用所谓比款问题，使银行团产生恶感，导致唐绍仪在经济上焦头烂额，进而使他在政治上失去信用，不败自败。

　　唐内阁成立后，首先遇到严重的财政问题。不但北京政府需款孔亟，结束南京临时政府，也非大宗款项不可。唐绍仪在无法从四国银行团获得贷款的情况下，于3月14日与华比银行签订了100万英镑的借款合同，并拟续借1000万英镑。比款获得后，打破了四国银行团的垄断，反弹极为强烈。财政总长熊希龄也不赞成借比国小款。熊见银行团抗议，对唐更加不满，不断与唐发生龃龉，成为袁氏倒阁的一大助力。唐绍仪到京后，被迫宣布“取消比款”，向银行团“谢罪”。不过，在他发表的文告中，有“比款由周自齐与比利时银行代表订约，经大总统承认”字样。这些话，透露出借比款与袁的关系，责任并不在唐身上。[19]嗣后，银行团提出垄断中国对外借款，有“监督财政”等非常苛刻的条件。唐对此严词拒绝，声明中国此后借款，自有选择之权，无受四国限制之理。但唐因比款之事已受到列强的攻击，袁亦乐于假手列强来推倒唐氏。据载，“时袁之部下不利唐之功高权重，欲伺隙攻唐。袁亦阴纵之。故厥后遂有屡以比款攻唐之事。唐亦不欲仅求自白而讦袁之内幕，故始终二十余年不一置辩焉。”[20]

　　借比款是周自齐经手且经袁世凯承认的，列强明知此事原委，却专以攻唐。所谓以比款用途攻唐之事，一是说唐将比款滥用，一是说用100万元收买孙中山，再一说是唐提供巨款为南京临时政府购买军火。在北、南政府经费军费支出浩繁、库空如洗的情况下，有此三项之任何一项，都不能为社会，尤其是舆论所接受。于此，唐氏不予置辩，因为此款项用途，袁氏一清二楚。黄远生通讯中所传“(银行团)不信任唐氏财政上之行动，以为任意挥霍。此次所借比款中有五百万元，由唐氏在上海取得者，一律用尽，故发生最近之结果。”此说即为袁氏所散布。分明周自齐是谈判人，偏偏又让“政界某君”放话称“其后乃由唐绍仪经手”，[21]袁氏如此散布当别有用意。其实，在北京库空如洗的状态下，袁氏怎能容忍此种行为？同时，在袁的强力之下，唐又如何能做到这一点？对唐氏来说，钱用到哪里去了，袁氏最明白；收支既有底账可查，又何必澄清？何况唐深识袁氏为人，澄清又有什么好处？

　　至于比款由唐氏交孙100万元之事，1912年3月间报界宣传，日有数起。章太炎曾致函孙中山询问，孙答以此谣乃思乱者“欲试其鬼蜮”，“不足当识者一噱”。北京《中国日报》、《国民公报》亦称孙“私攫比款50万，以30万饷同盟会”。朱芾煌等在4月20日、21日将上述情况转电孙及同盟会本部，孙致函作答，内谓：“‘私攫比款’尤为无稽。该报造谣，本不值辩。既承兄等垂询，谨此奉复。”孙在答记者问时，也一再回答关于在南京时是否收过100万比款之问。他为此致电唐绍仪，请其对此谣言予以澄清，唯电未达而唐已离京赴津。6月29日，孙致电袁世凯、国务院等。告以“报纸喧传，文私受比款百万。比款用途，财政部有底账可查，请详细宣布，以昭大信。此事为国家名誉，政府信用，国民道德所关，政府应有明白宣布之责。如文受贿之事果确，国法具在，甘受不辞。倘实为少数私人凭空捏造，更岂能让其逍遥法外？”“要之，比款用途既为国家经费，政府应有宣示于国民之责，请财政部将前后用途，正式通告全国，以全国家信用”。[22]7月1日，袁氏复电称，“近日南北报纸，言论庞驳，凡所讥弹，恒逾常轨。执事毁家为国，中外人士共见共闻。乃一二报馆，辄复信口雌黄，造谣误众，殊失言论之责。已交内务部分谕各报馆格外注意，并交财政部迅将比款用途底账详细公报，以息浮议而示大公。”同时，陈锦涛、财政部、唐绍仪也分别复电，证实孙中山并无收受比款之事。[23]事情至此，可说孙中山被诬一事业已澄清。但是，谣言的出处在哪里呢？造谣者便是袁世凯本人。

　　《张謇传记》作者刘厚生说：唐绍仪将比款挥霍殆尽，“此是我国政治内幕个人的秘密行为，除袁世凯外，任何人不能得知。”他认为，此事之传出，是由袁世凯向英国人(银行团领袖)泄漏，英国人再告报馆，“世凯之此行为，就是借刀杀人之故技”，旨在使唐在外人心目中失去信用，如果唐在外人心目中信用破产，也就无法从银行团借到钱。既无从筹款，左支右绌，这个内阁当然也就无法存在下去了。《张謇年谱》记张致汤化龙函称：“比款之用，夫岂得已，正其代项城受过也。吾党中不明此中关键，迫之过甚，铤而走险。”[24]这些话，说明比款之用途，实出于袁之指示，责任不在唐绍仪。然而唐既不想与袁决裂，也就难以给各方满意的答复。唐既代袁受过，其本人也就成了袁的牺牲品。

　　有关唐绍仪将比款部分用来给南京临时政府购买武器一事，也是出自刘厚生书中，可以说是独家秘密。据说，有一项秘密事件，为任何官私文书所不载，而久居京津的人，当时皆耳熟能详，这就是临时政府陆军部长黄兴，向德商某洋行订购德国最新式武器之事，其价额总值在300万元左右，而所付定银，则在总额50％以上。原订6个月交货，为袁世凯所侦知，将该洋行买办秘密诱至北京，且不惜巨资，令其唆使该洋行将此项军械，悉数改运天津交货。又说，他与该买办(广东人)有一面之缘，此人后来在天津落籍，托庇于北洋军阀，不敢回南方。刘的结论是：既无人为之证明，就不免令唐绍仪受到更大的嫌疑。[25]刘氏这段话，因为是他亲闻，所以言之凿凿，不易否定。不过，笔者极怀疑此项军火之订购系用比款交付，理由有三，申述如次：(一)根据1912年7月30日南京临时政府公布的《南京财政部收支报告》，南京临时政府收到华比借款4552914两1钱5分(规平银)，注明：“原借100万镑，续借25万磅，合计借125万磅，南京政府仅收到规平银4552914两1钱5分，其余均由北京政府收用。另行报告。”由此可见，唐绍仪提供给南京临时政府的比款数目清楚，并无挥霍；账目明白，并无用比款订购军火等见不得人之事。(二)吴相湘记载否定了刘厚生所记订购军火之经费来源。在《孙逸仙先生传》中，指陈系由大仓组提供的苏路借款300万元，以作向德国购买军火之用。不幸这项军火运到中国时，政权已转移到袁世凯手中。[26]吴书未说明资料来源，当是有据。(三)笔者认为，此项军火订购，款项来自苏路借款，可能性较大。苏路借款成立于1月26日，共300万日元。此时清廷尚未退位，南方有北伐之必要，急需军火。而比款成交于3月，该款划交南京方面时，临时政府面临裁撤，该款当是用于结束该政府的。更何况新设的留守府要务是作遣散军队工作，黄兴亦亟亟焉图卸仔肩，绝无用比款购械之必要。后来该项军火被袁氏设计运往天津起岸，由于统一后外债由北京临时政府偿还，黄兴等人也就不便过问了。故订购德械之事，应与唐交比款无涉，不宜混为一谈。但应当指出，袁氏编造唐绍仪使用比款的种种恶名，确实让唐氏不容于外人。这就成为袁氏倒阁的一个重要手段。

　　其次，袁氏怂恿、支持赵秉钧、段祺瑞、熊希龄等人不配合唐绍仪的工作，架空内阁总理，且不断地对唐进行“摔打”，直至逼唐出走。

　　唐绍仪内阁既是一个混合型内阁，正确的用人原则是“新旧参用”。唐曾提出“民国用人，务贵新不贵旧，苟不至新人物无可搜求，或非旧人不能维持现状之事，决不可沿用旧人。”[27]而袁氏则命令各总长：“官制虽改，断不能全换新手，仍当照前委任，或略更调而已。”[28]这样，内务、陆军、乃至财政、交通等部，均大量任用旧官僚，排斥临时政府解散后从南京来的官员。赵秉钧甚至表示，“唐如果能站得住，我们就站不住”。[29]召开内阁会议，赵从来不参加，遇事都在会议之外与袁商量定夺；而对会议决定，则往往从旁横生枝节或肆意修改。赵秉钧乃袁氏心腹，他的意见当然体现了袁的旨意，如此一来，对赵氏之专横，唐亦无可奈何。而熊希龄自任职之后，即与唐意见相左，后又因比款问题造成彼此无法共事，史称：“因借款问题，党议繁兴，财政总长熊希龄与唐构怨，进欲排之。”[30]陆军总长段祺瑞作风更为专横，任其心腹徐树铮为秘书长兼军学处处长，徐为人处世较段有过之无不及，代拆代行，目无余子，部务更非唐所能过问。上述这些人，在袁氏的指挥下竭力破坏责任内阁制，反对唐绍仪等人划清府院权限的主张，而以奉令承教于大总统为宗旨；他们还主张国务员可以“单独行动”，不必顾及国务员为有机之整体及相关决议的权威性。至内阁会议商讨各项政策，他们的意见与同盟会阁员也常处于对立状态。与此同时，袁氏与统一党、共和党也积极配合，策动参议员准备参劾唐氏。熊希龄则动辄以辞职相要挟，他甚至被反唐人士内定为“候补总理”。种种情况表明，至此唐内阁实在已难以为继。而袁唐最终决裂，则由任命王芝祥为直隶都督被袁所否决一事表现出来。

　　在任用人员上玩弄权术，使唐绍仪面对社会各界无以自解，是袁倒阁的最后手段。按据陈灨一《睇向斋忆往》称：“盖绍仪尝以一纸示项城，则某人筅某部、某人督某省，项城佯诺，而恶其挟势自重。有迫绍仪践约者，绍仪无辞以应，偶语赵秉钧，微露项城食言而肥意。秉钧宿忌绍仪名位出己上，早思乘隙倾之，累向绍仪进甘言，绍仪不审其诈，率尔告之。秉钧遂发覆，项城大恚，于绍仪入商政事，怒以目，讽以词，继以国会弹劾之声洋洋盈耳。绍仪知不可留，朝提辞表而夕被襆出都。世人但知袁唐反目基于比款，复为争持用人。而未知秉钧以计中伤也。”[31]上述记载对造成袁唐决裂的原因，可备一说。不过，此说无法推翻王芝祥直督改委问题是袁唐决裂导火线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