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辛亥鼎革到中共革命：革命与建设的主从认识及其演进

　　“革命”与“建设”既是一对名词，也是一对概念。一般说来，名词和概念的产生是落后于历史现象的，但其产生之后又反过来影响历史发展的进程。而且，其内涵也常伴随历史的演化而可能发生变动，并影响人们对历史上与此相关现象的理解。“革命”和“建设”内涵的变化，就使得如何界定革命史和建设史变得比较复杂化。

　　就中国历史而言，“建设”的涵义争议较少。该词古已有之，表示设置、创立之意。近代以来，又有政权、党派自上而下规划发展之意，如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等。尽管在革命时期也可进行建设，但更多指和平时期的建设，其核心为经济建设。

　　如果说“建设”几为社会常态，而“革命”就多为惊天狂飙，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人对此的理解是差别较大的。古代有所谓“汤武革命”，意味着改朝换代就是革命了。近代以后，到了梁启超那里，在汤武革命的基础上，增加了经济革命、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几乎一切皆有革命。孙中山则将汤武革命视为“帝王革命”，而他领导的“今之革命，为人民革命……此种革命主义，即三民主义”。毛泽东认为历代农民起义都是革命，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到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如果只说“民族革命斗争”，“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算起，已经有了整整一百年的历史，从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算起，也有三十年的历史了”。新中国成立之初，他还从社会性质的巨变认为中国历史上有三次大的革命，第一次为奴隶主推翻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第二次为春秋战国时期封建地主革奴隶主的命，第三次为资产阶级革封建地主阶级的命，即辛亥革命。梁漱溟也认为，革命指社会的改造，像资本社会代封建社会或社会主义社会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国自秦汉以后，一治一乱，改朝换代数十次，不见有革命，辛亥革命才是中国封建解体后唯一之革命。可见，迄今尚无众所认可的革命史。然而，革命总有其根本特征，这就是颠覆性、破坏性、替代性，而现代革命最基本的表现形式为激烈的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以及政权更替。依此衡量百年中国历史，大多会认可辛亥革命为严格意义上的现代革命之始，其后的国民革命、中共革命也都属于现代革命。在这一革命过程中，国共两党是两个最为关键的革命主体。

　　由“革命”与“建设”两个概念的简单梳理不难看出，二者的涵义不仅各有其独立性，而且有一定的对立性，似乎是互不兼容的。以往无论是学界还是普通民众，恐怕大多也持此惯常说法。然而，揆诸从辛亥鼎革到中共革命的历史，无论是时人（包括革命领袖、政权要员和各界人士）的认识还是实践，革命与建设并不全是对立的，而是以革命为主、建设在革命之中的相互纠葛过程。在少数人的弄潮之下，无数人被裹挟到这一历史的激流中，无可选择，无处可逃。

　　从辛亥鼎革到中共革命，不到四十年的时间，但由于一直处于剧烈的政治巨变之中，可以划分为明显的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11年辛亥革命至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

　　这一阶段的革命以孙中山为主导。辛亥革命虽以1911年为标志，但孙中山革命的起点始于1894年成立兴中会。他一面力主革命，推翻清朝，但同时要建立一个有别于旧王朝的新政权。1897年他提出，不“打倒目前极其腐败的统治而建立一个贤良政府，由地道的中国人来建立起纯洁的政治，那么，实现任何改进就完全不可能的”。1905年更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日号。这里的破与立之间，其实就是革命与建设的宏大联系。孙中山还特别强调建设的必要性，“革命的事情是万不得已才用，不可频频伤国民的元气。我们实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的时候，须同时想法子改良社会经济组织，防止后来的社会革命”。“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满洲政体“如破屋漏舟，必难补治，必当破除而从新建设”。以上表明，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前孙中山就已经奠定了关于革命与建设关系的基调，既有二者先后相继的意识，也有齐头并进的意识，表述似有矛盾，实际上是以前者为主的。

　　其实，近代以来清政府并非全无作为，从洋务运动到清末新政都曾进行过现代化建设的努力，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然而，其现代化建设之举恰恰成了自己的掘墓人，它已无法阻挡辛亥革命的爆发，无法挽救清廷自身的崩溃了。

　　1912年1月，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但仅两月余，就让给了袁世凯。所以如此，原因颇多，但如孙中山所言，一因“尽瘁社会事业。吾国种族革命、政治革命俱已成功，惟社会革命尚未着手。故社会事业，在今日非常重要”。也即他认为革命告竣，应集中精力投入社会建设，这一思想与当时社会各界的舆论是一致的。

　　不能不说北洋政府也是重视建设的，经济部门的领导者大多受过现代高等教育乃至欧美留学教育，颁布了一些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产生了一定效果。但在政治上，由于袁世凯军阀专制愈演愈烈，孙中山连续发动反袁的二次革命、护国战争，袁世凯死后，又发动讨伐段祺瑞的护法战争，并在广州建立军政府。不过，孙中山直至去世前，始终没有停止对革命与建设关系的思考，1917—1919年著成的《建国方略》，标志着其建设思想达到成熟，而且成为中国革命时期最为系统而深刻的建设思想。此时，他对革命与建设的关系仍保留了辛亥革命前的先后相继意识，将革命时期分为军政时期、训政时期和宪政时期三个阶段，分别对应破坏时期、过渡时期和建设完成时期，但比以前更加强调革命与建设的并肩而进。《建国方略》中有一段非常有名的话：

　　何谓革命之建设？革命之建设者，非常之建设也，亦速成之建设也。夫建设固有寻常者，即随社会趋势之自然，因势利导而为之，此异乎革命之建设者也。革命有非常之破坏，如帝统为之斩绝，专制为之推翻；有此非常之破坏，则不可无非常之建设。是革命之破坏与革命之建设必相辅而行，犹人之两足、鸟之双翼也。

　　不是将革命与建设截然对立，而是破坏与建设为革命的一体两面，既有革命的破坏，也有革命的建设，革命的建设又分为非常的建设和寻常的建设，这是孙中山的新认识。据此他认为辛亥革命之后，破坏的革命成功，建设的革命失败了，建设事业“简直一件也没有”，所以革命仍然是失败的。“革命要一直下去，到成功然后止。”实现三民主义，建设新世界的新中国，是防止以后不再革命的基础。

　　遗憾的是，孙中山一生为革命奔忙，对“建设”更多的是思考，而无具体实践的机会。即便后来有广东根据地，也主要停留在政策、计划之中。不过其关于革命与建设的思想遗产对于国民党乃至共产党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辛亥革命至国民革命北伐期间，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成立。1922年，中共受孙中山联俄联共的召唤，开始与国民党进行合作。中共本有自己独立的革命主张，最初对其他党派采取攻击政策，但鉴于自己力量的弱小，还不能单独革命，加之与国民党有共同的敌人，随之转而采取了合作策略。在推翻北洋军阀统治的革命中，主要是起了配合国民党的作用。对于革命与建设的关系，还没有做专门的思考，主要限于“建立劳农专政的统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的宏观叙述。

　　第二个阶段，1927年至1937年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

　　随着国民革命结束和国民政府的建立，国共由合作（或矛盾中的合作）转向对抗，台野之间展开巩固权力和夺取权力的斗争。尽管两党在反帝反封建上常有共同的表述，但在激烈的斗争中，都称自己为革命而对方为反革命。其实在第一阶段就已有了革命与反革命的舆论分野，但一般为革命者将革命对象称为反革命，而现在则是曾经的革命合作者之间互称对立面为反革命了。与孙中山时代不同的是，国共两党或为执政党或为局部执政党，都有了经济建设的舞台，革命与建设的关系不仅是思想上的，也有了实践上的意义。

　　在国民党及其政府一方，对于建设的必要性大致有两种不同的表达。最多见者自称承继了孙中山的主张，认为北伐革命成功了，应该进入建设阶段。1928年蒋介石指出：“现在北伐总算是告一段落，今后就要将国家建设起来。” 1931年他又指出：“在巩固统一，与完成建设之二大原则下，图存救亡，政府与国民实有同等之职责，而不能别其孰为重轻……故确认统一与建设之需要为一事，辨明统一与建设必由何道以求得之，又为一事。”其他国民党军政要员和各界人士也有类似主张，如孙科指出，国民革命经过了数年间的大破坏工作，“时至今日似乎应该是开始建设的时光了……革命只是手段，只是过程，建设方是要求，方是目的……革命与建设打成一片的媒介物曰民生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