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绍兴人民对皖浙起义死难烈士的纪(12)
辛亥革命网 2011-03-19 00:00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裘士雄 查看：
民国二十三年（1934）12月17日（“附记”则系“二十三日之夜”），鲁迅撰写杂文《病后杂谈之余——关于“舒愤懑”》，最初发表于1935年3月《文学》月刊第四卷第三号。鲁迅以秋瑾之死和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例，告诫青年学生应记取血的教训，避免不必要的牺牲：
……我所受的无辫之灾，以在故乡为第一。尤其应该小心的是满洲人的绍兴知府的眼睛，他每到学校来，总喜欢注视我的短头发，和我多说话。
学生们里面，忽然起了剪辫风潮了，很有许多人要剪掉。我连忙禁止。他们就举出代表来诘问道：究竟有辫子好呢，还是没有辫子好呢？我的不假思索的回答是：没有辫子好，然而我劝你们不要剪。学生是向来没有一个说我“里通外国”的，但从这时起，却给了我一个“言行不一致”的结语，看不起了。……但他们却不知道他们一剪辫子，价值就会集中在脑袋上。轩亭口离绍兴中学并不远，就是秋瑾小姐就义之处，他们常走，然而忘却了。
民国二十四年（1935），王灿芝撰《读<六月霜>之感想》一文，发表在《人世间》第二十八期。王灿芝除谈论阅读《六月霜》的感想外，也补充了其先母秋瑾的遗事。
民国二十四年（1935），秋宗章写就《记徐寄尘女士》。徐寄尘（1873—1935），名自华，字寄尘，号忏慧。浙江崇德（今桐乡）人。秋瑾的盟姐。她非常同情、支持秋瑾的反清革命。秋瑾牺牲后，徐寄尘在腥风血雨中，两次营葬秋氏遗骸，“于光绪戊申首先创议组织秋社”等。秋宗章在文中虽是记述徐寄尘生平事迹，但也为研究秋瑾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史料。
民国二十五年（1936）1月，《逸经》第21期发表了李季谷撰写的《关于徐锡麟烈士》一文。李季谷（1895—1968），字宗武，绍兴平水横路人。历史学家。
民国二十五年（1936），秋宗章撰《从记鉴湖女侠祠之前清山阴县知县李公钟岳略事》一文。秋宗章在文章一开头就说：“今年双十节后六日，《山东民国日报》社社长兼经理李江秋先生，随山东省政府韩主席复渠来杭游览，江秋为光绪丁未承办大通学堂党案之前山阴县知县李公钟岳之哲嗣，知不佞在杭，愿图良觌，不佞乃访之于西泠饭店，相见即举先大姐囊就义事互相质询，亘两小时有半”。他根据访问与其同庚的李江秋所得写成这篇文章，比较详细地叙述大通学堂党案发生和处理的经过。
民国二十六年（1937）1月3日，《越风》第8-10期登载了秋宗章《大通学堂党案》一文。他说：“犹忆辛亥暮冬，光复军分统王君季高，方督绍兴军政，曾以府廨所藏大通旧档，移赠西湖秋社保存，借作纪念。人事匆匆，遂逾廿稔，去岁夏间，特至社中，将全卷翻阅一过，究竟日之力，挥汗握管，择要录副，于全案颠末，粗具端倪。因念大通之狱，震惊中外，私家记载，多未翔实，欲博信史，自非取材于官文书不为功，奚节叙事略，稍加诠次，附以平日闻见，草成是篇”。全文分光复会、起义计划、浙抚函电、围搜大通学堂、供词、满吏之处置、舆论之愤激、虏吏之辨白、党祸之株连、徐父之保释、孙秉彝之保释和党案之余波等篇章，翔实地记载了绍兴大通学堂党案的始末。
民国二十六年（1937）5月25日，蔡元培在其《日记》中记载：“又属以林义顺曾出款千三百元，请人造伯荪先生像，立于墓上。是人以廉价觅粗工造像，而吞其余款，故此像不但不类，而且甚拙。徐社同人埋诸土中，及赵市长检得之，复立诸墓上，非改造不可。闻政府表彰先烈，曾发每年六百元之恤金，家属不愿领受，政府因移作修墓费，已积至万余元。若请雕刻家造一新像，而酬金则取给于积存之修墓费，则家属可供给相片云。”6月1日，蔡元培将“徐伯荪先烈墓上造像事”，委托朱骝先（家骅）去办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