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综述(9)

　　九、近代思想文化史

　　1．民族主义研究。郑大华认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由中国传统民族主义与西方近代民族主义共同构成思想来源；其形成的推动力量，主要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立宪派；其形成的标志，则是辛亥革命前后，建立独立、民主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成为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共识并得到确立。[133]喻大华、李孝君认为，康有为在儒学宗教化的探索过程中，以孔教为纽带，将互为水火的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统一于他的思想体系之中，其中的民族主义是针对晚清社会的思想主张，而世界主义是寄望于未来的理想。[134]

　　2．五四新文化运动研究。过去的研究多以“启蒙运动”说界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性质。张艳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启蒙运动”说于1930年前后流行于左翼文化人中，所持态度是批判的。而中共方面，对此说的认同是有限度和有选择的。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重新审视五四运动的意义，将其定性为“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运动”，持基本否定态度；从1939年开始，毛泽东又将其定性为“革命”运动而加以高度赞扬；中共也更倾向于用“文化革命”或“思想革命”等话语来加以诠释。[135]王奇生认为《新青年》和新文化在全国各地的传播和兴盛，经历了一个相当的“运动”过程。直到五四运动爆发前后，新文化才真正形成为一场全国规模的运动。《新青年》提倡民主与科学，意在封堵非难者。新文化人对新文化的内涵其实并未形成一致的看法，一些新的思想主张亦未必形成多大反响。对于同一个《新青年》，办刊人的出发点，反对方的攻击点，与局外人的观察点既不尽一致；对于同一场新文化运动，新文化人的当下诠释与后来史家的言说叙事更有相当的出入。[136]

　　3．观念和意识研究。罗志田通过分析梁启超的观念，认为传统的“天下”一词本具广狭二义，分别对应着今日意义的“世界”和“中国”。过去的流行说法是，近代中国有一个将“天下”缩变为“国家”的进程。如果侧重昔人思考的对象，恐怕更多是一个从“天下”转变为“世界”的进程。康有为创造性地把公羊“三世”说由历时性变为共时性，使“天下”平顺地向“世界”过渡。但中国却被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外在化，中国士人渴望加入世界，努力为中国在世界确立一个更好的位置。[137]章清从近代中国思想演进的脉络探讨自由观念，认为中文世界对于自由的阐述较为突出其负面意义，所以在晚清各种主义大行其道之际，自由却难以成为主义。这是因为中国人对于主义具有高度选择性，一切以适时需要为决定，最终自由主义只能让位于民族主义或者国家主义。[138]徐时仪通过考辩“民主”的成词及其词义，探讨西学新词对于中国思想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影响，认为“民主”由古典转换成现代新词，经过了五种词义变化现象。[139]柯继铭分析清季十年思想中的“民”意识，认为“民”在思想界的地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但是现实中对于“民”的怀疑却又十分深重，思想言论中“民”的形象呈现理想和现实割裂的名实不符状态。[140]

　　4．西方文化对中国影响研究。章清考察了晚清对于西学门径的探讨，认为援西人中具有高度的选择性，甚至不免迎合本土知识架构；接引者则尤其致力于把外来知识纳入所熟悉的知识架构，从中发现西学的关键。晚清对于西学分科观念的接纳，往往从价值上致力于探索各学科之次第，这是审视现代学科形成中不可回避的问题。[141]熊月之考察了晚清中国人对于美国总统制的解读，对 President的译名以及围绕着对美国民主政体和总统制的理解中所表现的隔膜和误解，说明了研究美国民主政体在晚清中国的特殊命运，表现了文化之间的沟通难度。[142]邹振环分析了7类19世纪地理学译著，指出地理学译著活动对于地理学思想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化具有重要意义，给近代中国人带来了全新的地理学知识。[143]

5．文化机构和组织研究。左玉河考察了民初专业研究机构的创设，认为民初马相伯仿效法兰西学院模式设计的“函夏考文苑”，是最早的国家学术研究院设想。考文苑的学术独立原则和机构设计，为后来的中央研究院继承，并带动了各类专业研究院所的创建，由此推动了中国近代学术体制化的进程。作者还有关于现代学术机制的研究，发现现代学术研究的职业化趋向，使近代学者的社会职业角色开始形成。职业化体制下，学术研究和知识人都表现出将知识作为稻粱谋，不再执着于思想之道的特色。[144]桑兵以朱家骅档案为基本资料，考察战时国民党对北平文教界的组织活动，揭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如何通过争取有影响力的学人巩固和扩张其在故都的势力，以图实现其整体战略目标及政治目的；同时透视中国学人在国家民族大义、党派政见分歧与学术自由独立之间平衡取舍的态度倾向。[145]

　　6．教育改革研究。许小青考察了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中央大学区试验，指出大学区制本是从学术独立化的角度提出，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却陷入政治纷扰中；同时中央大学区制在试验中也演变成为国立大学挤占地方教育资源的制度依托，集中反映了中央与地方在教育资源分配中的矛盾和冲突，尤其是国民政府在教育建设中的窘境。[146]方勇通过考察国民政府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发现教育会议的主要目标在于推进教育独立和大学区制改革。但是时局的变动要求国民政府加强教育管理控制，所以会议通过了许多在理念和方法上相互矛盾的议案，凸显了民初以来“教育独立”所面临的困境。[147]

　　关于近代教科书中知识体系，毕苑以修身和国语教科书为中心，分析近代知识体系的转移，认为知识体系的变化真切反映了传统文化体系的崩溃和新教育模式的形成，其中有两个较为关键的推进：修身科目和经学教育的并立，旧资源得到新诠释；而国文教育的浪潮又在知识系统内部分解了经学教育的知识结构，新知识送走了旧观念。[148]刘超以清末民国时期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为中心，分析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认为其含义经历了从“汉蒙满并列”转为“汉族”的变化，民族关系以冲突斗争为主。民国成立后，“中华民族为各民族总体”的含义被重视，强调各民族起源的一致性和外族与汉族的同化。1930年代以后，“民族融合”成为主要表述方式，现代意义的中华民族观念逐渐形成。[149]

 　　（*本文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近代史研究学术动态课题组”集体完成，王也扬、任智勇、王奇生、荣维木、黄道炫、陈开科、朱浒、闵杰、宋广波、毕苑等提供初稿，步平、虞和平、王建朗、徐秀丽参加讨论，虞和平执笔统稿。）

　　参考文献：

　　[1]朱佳木：《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历史研究》2007年第1期。

　　[2]张海鹏：《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历史研究——以编纂大众历史读物的指导思想为例》，《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2期。

　　[3]高翔：《正确对待社会形态研究的历史地位》，《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2期。

　　[4]徐国利：《关于区域史研究中的理论问题——区域史的定义及其区域的界定和选择》，《史学月刊》2007年第3期。

　　[5]杨念群：《“在地化”研究的得失与中国社会史发展的前景》，《天津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6]冯尔康：《晚清学者吴汝纶的西医观——兼论文化反思的方法论》，《天津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7]黄兴涛：《“话语”分析和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研究》，《历史研究》200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