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综述(4)

　　除利用上述史料的研究外，还有其他引人注意的成果。马俊亚依据1000多份汪伪赈务委员会的南京难民请求救济申请书，考证了南京大屠杀时平民受害状况，证实遇难者多为平民；日军的焚烧直接摧毁了南京的各类产业；屠杀后南京经济普遍凋落、物价飞涨以及遇难者家属心理阴影等情况。朱天乐通过实地考察与查阅文献，确认了南京大屠杀的一处原始实态遗址。[36]马振犊、邢炫考证了中国军民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反抗问题，认为虽然在日军占领南京的最初几周内，南京军队进行了抵抗，但这些抵抗是分散的和无组织的。[37]

　　王岚依据美国外交关系档案，指出不仅南京大屠杀的史实确凿可信，而且在此前后，包括在南京周边地区，日军也施行了屠杀暴行，被害平民多达50万人，作者称其为“泛南京大屠杀”。[38]

　　除南京大屠杀研究以外，也有人研究了日本的侵华战略。臧运祜依据日本档案史料，研究了“九一八”事变后到“七七”事变前日本侵华政策的演变过程，认为日本在“九一八”事变期间，即已制定并实施了“对中国本部政策”；1933—1935年间，日本的华北政策基本形成；广田内阁期间，分离华北的政策全面确立；“七七”事变前的近卫内阁继承了上述政策；而这一政策是日本军部与政府的一致意志，也是日本局部侵华的依据。这说明日本在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并非偶然，不仅是日本实施大陆政策的必然结果，而且也构成了日本侵华“十五年战争”的一个重要阶段。[39]鹿锡俊依据日本档案，考证了日本的国际战略与侵华战争扩大化之间的关系，认为日本在战争初期采取了不刺激第三国的方针，但它的实际行动却与这一方针背道而驰，不自觉地步步推动美国和国际力量走向援华抑日道路。在欧洲局势发生变化后，日本急于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确定了“国际性解决”中日问题的方向，进一步结盟德意，企图通过南进而一举多得，从而把战争从中国扩大到东南亚与太平洋。在这一过程中，日本的文官在很多场合冲到了军人的前面，反映出决策背后的深层原因。[40]

　　关于战争遗留问题，2007年仍有一些文章涉及。步平阐述了战后中日之间历史认识问题分歧产生的背景、原因与解决这一问题的意义，认为其根本原因是战后日本社会始终存在着不承认侵略战争的责任和事实的言行；也与中日两国民众有不同的战争体验、战后社会环境和国际环境相关。要解决历史问题，必须针对其产生的原因，而不是进行“政治框架以外的议论”。具体的方法应该是相互交流与理解，其前提则是需要将维护世界和平、反对侵略战争视为有普遍意义的目标。作者还在为日本《读卖新闻》主笔渡边恒雄所著《检证·战争责任》一书所写的评论中提出，该书对于战争责任的追究是一种进步的表现，但是仅对个人的责任进行追究，并不能从根本上说明历史发生的根本原因。这也使人们看到在战争责任问题上，日本人“深刻的内心斗争与矛盾”，“看到日本在战争历史的感情认识中的障碍”。[41]姜克实也分析了日本社会在历史认识问题方面存在的问题，认为除了政治立场之外，“无构造的历史观”、战后反省程度及片面的被害意识等，也是影响其正确认识历史的一个重要原因。[42]米卫娜、申海涛作了一个战争遗留问题的实证研究，利用河北省档案馆所藏的相关档案，对战后河北省遣返日侨的历史过程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描述，披露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43]

　　五、中共革命史

　　2007年革命史研究主要成果继续体现在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的深入拓展上，特别表现在对政治事件的社会基础等方面的研究上。

　　关于中共组织史的研究，关注较多的是大革命失败后的一段时期。徐进考察了1928—1934年河北省中共组织的艰难生存状态，指出其主要表现是：党员数量急剧下降，发展重心转移至农村；党员来源由以学生为主变为更加多样化；大多数支部有名无实，组织涣散，纪律松弛，经费短缺，上下级间信息传递迟缓。革命工作也遇到极大困难，基层革命斗争往往异化，阶级革命与地缘、亲缘因素相互纠缠，党组织与地域社会双方渗透互动。[44]李月军对这一时期东北中共组织生态的研究，也指出了类似的状况，并分析其原因既有主观上的，也有白色恐怖这一重要的客观因素。但尽管如此，党的工作仍然取得了许多成绩。[45]

　　农村社会变化和土地改革仍然是研究的热点问题。关于农村变化问题，刘玲研究了1949年前中共开展农村革命中农民的心态变化，指出在中共向农村社会渗透时，农村社会经济生活获得了新的活力，传统社会中的各种复杂心理和新激发起来的革命热情相互激荡，成为革命农民的新的主流心态。在抗战初期，对根据地新政权和新制度的不信任主导着大部分农民的行为，表现得胆小怕事。之后，随着党政权力实践与农业生产之间联系的建立，广大民众的心态呈现出积极向上的态势。[46]何友良考察了农村革命中的早期领导群体，试图以此寻找中国革命的本土源泉，指出革命的起因不仅是贫困，而且与地方革命领导群体的活动密不可分。这一群体主要由当地出身于地主富农家庭的革命知识分子组成，促成他们走向革命的是先进理论、政治理想、道义担承和社会现实，而不是个人生活条件。革命知识分子在农村革命源起中的奇特作用，成为中共领导革命的重要特征，是当今的研究者更应关注的问题。[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