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综述(6)
辛亥革命网 2011-05-08 00:00 来源：《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6期 作者：虞和平 查看：
关于中共与美国的关系，于化民论述了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及其谋求中共与美国合作的过程，认为美国为了对日反攻作战，谋求与中共合作。但是，美国的长期战略目标是使中国成为由蒋介石主导的亲美国家，用以对抗苏联在远东的扩张企图。因此，最终未能达到预期目的，而以对抗代替合作。[63]刘中刚、孟俭红描述了中共在1942—1945年间争取美援的过程，认为其所以失败，主要有三个原因，即意识形态的差异、共同利益的逐渐丧失、蒋介石的阻挠。但是通过此举，中共也有所收获，即向美国和世界展示了敌后抗日的业绩，逐渐认识到美国对华政策的本质，积累了对美外交经验，并吸引了一些对中共友好的美国人士。[64]
4．中苏关系。唐启华对苏联在十月革命后放弃在华旧约特权问题提出了不同于前的见解，认为苏联政府并非自愿放弃在华特权。1924年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中所谓放弃在华旧约特权，只有在“中俄会议”之后才有可能，但“会议”未能获任何具体结果，苏联政府的承诺也化为泡影。但北洋政府采取诸多措施，迫使苏联政府同意召开“中俄会议”，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北洋外交的积极面。[65]高艳萍、杨红林则认为《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有其鲜明的特色，它的签订与当时中国知识界的影响有相当关系，特别是在北京，由大学教授、学生、学者、报人等组成的强大舆论力量，对北京政府的外交家形成了巨大压力。[66]
栾景河认为，1937年签订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是抗战期间苏联对华政策调整的标志性事件，由此开始了苏联对华军事援助的历史时期。虽然该条约是在双方还缺乏完全互信的基础上签订的，但为中国抗战提供了巨大的物资保障，也为苏联缓解了在远东的日本军事压力。[67]
关于中苏关系对中国的影响，敖光旭研究了1920年代内蒙古问题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认为在交涉过程中，知识界由友俄到出现联俄与仇俄之争，并终于促使该问题由外交及政治争端延及思想学术领域，对中国民族学之建构发生独特影响。这反映了中俄关系的发展历程伴随着知识界思想学术的变化。[68]栾景河阐述了十月革命对20世纪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影响，强调在“以俄为师”的过程中，僵化的“苏联模式”影响了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但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地将十月革命开辟的社会主义事业与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与经验相结合，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69]
5．中日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关于琉球问题及其引发的日本侵台事件研究。戴东阳认为，驻日使臣黎庶昌受命重议球案，力谋贯彻清政府“存球祀”的意旨，最初将球案作为独立的外交问题单独对待。甲申事变后，随着朝鲜通商开港政策陷入困境，他又将琉球与朝鲜问题相联系，提出“朝鲜·琉球交换”论。黎庶昌的球案交涉，早期有声有色，后期则只是提出书面策略，这与日本立场渐趋强硬有相当的关系。[70]李理、赵国辉认为，1874年日本以琉球难船事件为由出兵“征台”，拉开了日本侵略中国的序幕。而受雇于日本政府的美国人李仙得实为其中的关键人物，他唆使日本政府接受台湾番地为无主之地的主张，并帮助副岛种臣骗得出兵台湾的口实，又雇船雇人协助日本出兵“征台”。[71]
6．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主要集中于中韩(朝)关系。张静、吴振清论述了黄遵宪对朝鲜开放的促进作用，认为黄著《朝鲜策略》建议朝鲜“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图自强”，主张首先与美国建交，联合拒俄。此策引起朝鲜举国震动，使朝鲜政府决议开放、改革，并经由李鸿章撮合实现朝美缔约。[72]王元周认为，近代中国人的对韩认识往往面临情感和思想的困境，体现了近代中国他者认识与自我认识的相关性，也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影响。[73]杨天石论述了自清末民初到南京国民政府各个时期中韩爱国志士之间的革命联系，显见近代中韩友好关系之由来已久。[74]郭海燕通过通讯权之争分析了中朝宗属模式的变化，认为中国在与日本争夺朝鲜通讯权中，不仅击败了日本，而且成功维护了与朝鲜的新宗属关系，即传统宗属体制与近代条约体制相结合的新东亚宗属关系，也体现了清末传统外交与近代条约外交并用的二重外交方式，这是清朝外交政策转变的重要趋势。[75]
此外，张启雄论述了清末民初中暹因争夺华侨而引发的建交谈判。在谈判中，暹方强求中方将暹罗国王“King”译为暹罗皇帝“Emperor”，为中国所拒，谈判因之破裂。其根本原因在于暹罗原为中国属藩，在接受国际法后，开始废弃中华世界秩序原理，在国家定位上改采主权对等、国籍上改采属地主义的国际法。因追求中暹平等地位，以致造成东西国际秩序原理的冲突，尤以“名分秩序论”之文化价值冲突为甚。[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