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综述(7)

　　七、近代经济史

　　1．财政金融体制的演化。在财政方面，李爱丽利用粤海关档案，描述了1894年和1905年广东省地方政府两次发行地方公债的过程及不同，认为其结果虽遭失败，但体现并促进了国人公债观念的更新。[77]潘国旗分析了北洋政府时期国内公债总额及其作用，认为所发行的公债有一定的积极效果，在财政手段和观念上都具有进步意义，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近代银行业的迅速发展。[78]张东刚比较、分析了近代中国与日本的政府消费支出变动，认为两国均从较低水平基础出发，保持了一种持续、稳定和快速增长的态势，但因两国在支出总量和结构变动上的显著差异，以致两国政府对各自经济发展的贡献不尽相同。[79]

　　在金融方面，刘克祥对1927—1937年全国中资银行的数量、资本状况、地区分布、资本所有制及规模结构、银行内部业务分工与结构体系等问题，进行了新的考察、统计和分析，修正了以往通用的不少统计数据和看法。[80]朱荫贵探讨了近代企业商号吸收社会储蓄的现象，认为这在1920年代后成为企业商号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资金来源。由于这种现象对银行业利益造成冲击，政府在1930年曾颁布禁令，但仍继续存在，这表明中国社会中资金的运行方式有与其他国家不同的传统和特点。[81]刘建生和燕红忠分别对山西票号业发行的汇票总量、存款与放款总量、资本与盈利总量、总资力进行了估算。[82]

　　在货币方面，吴景平等人探讨了1930年代初中国建立海关金本位制度的意义，认为这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在财政金融领域内的重要改革之一，从制度层面有效地制止了金贵银贱风潮给中国关税收入所带来的风险，有助于维持政府的内外债务信用，也为后来的废两改元与法币制度的推行作了重要的准备。[83]吴敏超论述了1934—1935年关于白银问题的论争，认为当时国内经济学者紧密结合经济形势的发展，就美国提高银价的原因和后果、白银外流的防治办法、中国货币改革方案等问题进行的探讨与证明，为后来的法币改革提供了学术资源。[84]陈昭引进内生货币供给理论，按照中国近代货币供给内生型的逻辑建立了内生货币供给理论函数，并用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了检验，并据此指出，近代中国的货币供给主要受到收入和价格的影响，是一个内生变量，政府没有能力控制货币供给，且价格因素对货币供给的影响程度超过收入因素的影响程度。[85]

　　2．企业制度与产业的发展。张晓辉考释了华资联号企业，认为其类型有并列、分支和复合三种，是海内外华人资本家相互加强横向联系与合作，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极佳模式。[86]郑会欣考察了中国茶叶公司从官商合办到国家垄断的演变过程，认为在战时成立国营公司并对这些物资实施独占经营，确是极为重要的措施，但由此导致国营公司掌握的物资可以操纵国民经济，使民众与国家、私营企业与国营企业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87]王红曼介绍了“四联总处”在西南地区的工业投资活动，认为它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的工业现代化。[88]黄沛骊则认为，战时贵阳的工业化建设基本被国家资本宰制，商业资本畸形扩张，严重阻碍了贵阳通过工业化实现城市转型的可能。[89]丁贤勇考察了抗战期间浙江交通建设状况，认为战争期间浙江铁路几乎全部损毁，公路毁损4／5，但交通建设又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并且把交通现代化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推到了空前的高度。[90]徐涛勾勒了近代上海民族自行车业的艰难发展之路，为器物文化史的经济层面提供了一项个案研究。[91]戴鞍钢探讨了上海与长江三角洲之间邮电通讯业的发展状况，认为这种邮电通讯联系，明显促进了彼此间经济的互动和发展，并加强了这一地区在全国的领先地位。[92]刘立振介绍了中英庚款董事会对抗战前国民政府铁路建设的投入情况及其积极作用。[93]

　　3．贸易及其社会影响。关于外贸态势，吴义雄分析了鸦片战争前夕兴泰行商欠案，认为其发生原因主要是1830年代中西贸易关系的变化和行商贸易体制自身的弊端，而在此案解决过程中复活的行商连带赔偿责任制度，又使广州贸易体制陷入进一步危机。[94]郝雁分析了银汇价和外国收入水平的变动对出口贸易的影响，认为在间接标价法下，出口贸易与银汇价呈现负相关关系，与外国收入水平呈正相关关系。[95]李英铨等以地理区域模式分析了外贸的方向变动，认为变动趋势是与亚太地区的联系逐渐加强，并反思了以往采取国别分析模式对外贸方向的探讨。[96]

　　关于贸易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有一组文章涉及环渤海地区。毛立坤认为，晚清时期香港与环渤海地区的密切贸易关系以及对外贸易的兴盛，促进了腹地外向型经济的兴起，并对若干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97]樊如森认为，环渤海经济区的发展演变过程表明，晚清时期的口岸开放，既增强了港口的经济辐射强度，也拓展了经济区的空间范围和外向化程度，促成了北方经济的崛起。[98]龚关认为，民国前期天津在贸易中向腹地的融资，体现了金融制度变迁过程中传统与现代间既互补又抑制的关系。[99]姚永超对营口和大连两港作了比较研究，认为市场型港口和企业型港口之间的运营制度差异是港势地位转移的关键因素之一。[100]

　　4．近代三农问题。关于租佃问题，曹树基考察了1927年后浙江省推行二五减租的过程，认为浙江存在着“相对的田面田”和“公认的田面田”，由于两者的地租率不同，所以前者的田主支持减租，后者的田主则反对减租。[101]李德英研究了成都平原的租佃关系，认为该地区的押租和押扣并非仅仅是加强剥削的手段，而是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环境的产物，并且从制度上看，租佃双方的经济关系比清代以前更趋平等。该地区佃农在农村人口中所占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并逐年增长，也与其生态环境关系密切。[102]

　　关于农民的生活状况，王玉茹、李进霞分析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民的消费结构，认为农民的消费水平固然较低，但是从纵向比较来看，农民的消费结构较以前有所改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103]张丽以“生存压力”和“劳动力剩余”为指标，对20世纪初无锡农村地区的人口压力进行了测量，认为存在着沉重的人口压力，并从“人均土地粮食收获水平”和“剩余劳动力规模”两方面揭示了当地农村经济面临的资源困境。[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