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综述(5)

　　关于土改问题，李里峰研究了土改中的诉苦活动，认为其所以能有效地动员民众，主要是巧妙地运用了各种微观策略。如：通过通俗而有力的政治口号，确立诉苦光荣的舆论空间，这是话语的力量；通过集体开会和典型示范，削弱农民群众的种种顾虑，这是组织的力量；通过苦主选择和会场布置，营造苦大仇深的氛围，激发农民的愤怒与仇恨，这是情感的力量；通过诉苦与分配、诉苦与算账相结合，打破可能出现的僵局，这是理性的力量；通过追挖苦根和道德归罪，使农民的苦难有宣泄的对象，这是逻辑的力量。[48]作者还以山东、河北等省的土改运动为例，探讨了群众运动中基层政治精英的独特处境和行为特征，认为基层政治精英凭借其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中介位置与国家权力进行博弈，本有可能争取更有利的结果。然而，乡村民众的介入彻底改变了博弈中的力量对比；加之基层精英既内在于又外在于国家权力体系，处于明显的权责分离状态，从而进一步强化了他们谋求私利和“去政治化”的离心倾向。[49]黄道炫考察了土改时期的农村基层干部整改运动，认为中共发动这一运动的目的是为了应对土改所带来的对自己领导力和控制力的新挑战，整改所体现的民主建政愿望、群众意志、反贪廉政诉求、阶级站队等做法，鲜明指示出中共建立一个新社会的理想和要求。其过程和结果，既集中反映出中共非同一般的控制力，又提示出作为正向执政道路迈进的政治力量，其理论准备和实际经验都尚在积累，对变化中的中国社会的认识将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50]

　　作者又另文考察了1946年老区土改中的中农的命运，认为中共在理论原则上一直把中农视为团结对象，但土改的实际进程却使中农常常处于被打击的境地。中农在土改中起伏不定的命运，既和土改的目标、方向及中共的阶级立场、阶级判断有关，也缘于老区农村实际的社会状况，理想化的农村土改方案和实际的农村社会状况的距离，使得中农处于被挤压的尴尬境地。[51]杨奎松探讨了中共在战后实行土地赎买政策的和平土改的可能性，认为虽有政策策略上灵活掌握的发展可能，但真正意义上的“和平土改”几乎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对和平赎买政策的反复，可以很清楚地反映出各地中央局的相关报告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策的倾向性影响至深，中央在决策时不能不考虑甚至迁就地方的特殊需要。[52]

　　关于苏联对中国东北的政策及其影响，路文娟认为，从1945年9月至1946年春，由于苏联的影响，中共夺取东北的战略部署出现了三次变化，即：由“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到“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再到“夺取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尽管如此，中共得到苏联的支持多于阻挠，在苏方的配合下，占据了南满的旅大地区、整个北满和东满、西满的一部分，从而为东北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奠定了重要基础。苏联撤兵东北后，继续从军事、经济、外交等方面援助中共，使中共军队在随后的对国民党军队作战中取得胜利。[53]

　　六、中外关系史

　　1．整体状况。李兆祥从外交立法的角度探讨了外交体制，指出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在接受晚清外交遗产的同时，通过外交立法，加强外交的制度化建设，全面界定和建立了外交最高权力的分配模式和制衡机制，构建起以外交部和外交总长为中枢的外交运作机制和以培养、选拔为核心的外交官养成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树立了民国外交新形象。[54]杨天宏分析了关税会议的事实和问题，指出北洋外交家借助社会主流舆论的支持，成功地将关税自主列为会议议题，并说服与会代表通过了未被华盛顿会议列为讨论范围的关税自主议案，突破了华府条约二五征税的税率规定，为中国争取到了实际的经济利益，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设定的外交目标。[55]

　　2．中英关系。吴义雄考察了鸦片战争前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的在华活动，认为1834年的律劳卑事件是中英双方争夺交往原则制定权力的一次较量，体现了中英各自的对外交往体制。1837年，义律为打破僵局，擅自向清政府和广东地方让步，实现了以英国官员身份驻省的计划，既反映其对华关系的主张，更体现其巩固和扩张英国驻华商务监督机构权力的企图。[56]张俊义利用英美档案考察了孙中山领导的南方政府截取海关结余事件中英国政府内部所做出的反应及冲突。指出，英国外交部为避免南方政府反英，希望在承认北洋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前提下，由列强共同出面压迫北洋政府就关余问题与南方达成某种妥协，但因其本国驻华使领和其他列强的反对，最终未获成功。[57]

　　关于香港和边界问题，曹英研究了中英对于香港在国内转运贸易中的地位之争，认为双方都希望香港能够享有外国口岸和中国口岸的双重待遇，但1886年签订的中英《香港鸦片贸易协定》只是确认了香港的外国口岸地位，既体现了英国侵华的强权性质，也反映了清政府主权观念的淡薄和经济发展意识的缺乏。[58]张子建一反学界否定薛福成在中英《续议滇缅界·商务条款》中对中缅北段边界划分的观点，认为薛福成在谈判中全力维界，应给与客观评价。[59]张志勇考察了赫德参与中英滇案交涉的活动，认为赫德除了要维护英国利益与清政府统治之外，还有维护自己利益独立性的考量，所以趁机提出一些扩大海关权利的方案强迫中国接受，亦由此导致与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的分歧，表现出欲独立处理滇案的倾向。后来在中英“加第士”趸船案、“台湾”号虚假货单案的交涉中，赫德坚持并实现了自己的主张。[60]

　　3．中美关系。有关研究集中在抗日战争时期。关于国民政府与美国的关系，阮家新叙述了美军在华部署及其变化，并评析了美军援华的作用及战略考虑。洪小夏描述了中美合作所成立的背景、过程与组织机构，认为该机构的主要职能是培训敌后游击干部，并组建中美联合游击队，而非反共。至于其战后被国民党用于内战，与其建立的初衷并无直接关系。[61]张值荣、渠怀重利用美英档案，考察了国民政府与美英在西藏问题上的交涉，认为英美在西藏问题上存在冲突和差异，英国虽然并不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但主张维持西藏的现状；美国则避免因西藏问题而触怒中国。美英两国都与西藏分裂势力有着程度不同的联系；在战后都有插手西藏的企图，美国更为积极。[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