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综述(8)

　　八、近代社会史

　　1．社会群体研究。对于人力车夫群体，汤蕾考察了民国后期武汉人力车夫的生存状况，认为他们虽是弱势群体，但在和汉口市政府、人力车夫业职业工会和人力车商这些强势力量的博弈中，参与了国家和不同社会力量的互动，使其利益得到尊重，要求得到部分满足，弱势地位发生了改变。[105]严昌洪考察了近代人力车夫群体意识的构成和特点，及其同行意识、同乡意识和穷人意识，说明这种初级的群体意识经过知识界启蒙和共产党教育，提升到阶级意识和民族意识高度，并为了无产阶级解放和民族国家利益进行了积极斗争。[106]

　　对于以往尚少研究的自由职业者群体，魏文享考察了职业会计师群体，认为其职业的立足点是昭股东之信仰、理公司之财务。他们主动参与公司法的修订，积极开拓公司层面的业务，推动近代公司监管及财务制度逐渐走向完备。[107]尹倩考察了西医职业群体的产生，认为他们总数不多但发展迅速，分布地区极不平衡，内部构成复杂，医疗水平、职业操守良莠不齐，给中国医疗事业的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108]

　　对于以往研究比较薄弱的工业会，唐永余作了新的探讨，认为工业会的成立顺应了国民政府经济统制政策的需要，工业组织力量加强也有利于政府控制新兴工业集团。[109]李勇军认为，工业协会以独立于商会之外的法定团体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使工业界对商会的离心力发展到极至，而种种迹象也表明商会对工业界的影响已渐呈颓势。[110]

　　对于已有较多研究的商会和同业公会，也仍有新的进展。朱英以多篇文章考察商会选举制度，认为商会的投票选举制度体现出近代民主色彩，但各地商会的具体实施过程并非同步进行，有的比较先进，有的偏向保守。[111]魏国栋考察了天津商会在1921年华盛顿会议前后的活动，认为这些活动标志着商会自主进入非官方“公域”，对政府的外交活动构成了制衡与支持的态势。[112]陶水木论述了以上海总商会、上海银钱业公会为代表的商界对1925年的关税特别会议施加的积极影响。[113]

　　对于同业公会，郑成林认为，上海银行公会的银行信用制度建设在同业之间构建了一个信任与合作的平台，有力提升了华商银行业的竞争力。[114]万立明认为，上海银行公会参与票据立法活动，对保证法律的质量和可行性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折射出中国票据制度的近代化和民间团体与政府之间关系的演变。[115]李柏槐认为，成都同业公会在国民政府法令约束下形成的组织管理制度，从形式上看具有一定的现代性，但在实际运行中还存在诸多问题。[116]

　　此外，魏文享探讨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出现的工商团体包征营业税制度，认为这虽是工商团体寻求减轻税负之一途，但它的长期实施不仅使科学规范的营业税制难以建立，也使国民政府建立现代集权税收体制的目标偏离了轨道。[117]丁晓杰论述了日本侵略者成立的蒙疆羊毛同业会和日本东亚绵羊协会，并指出其为日本对外侵略提供战略资源服务的性质。[118]

　　2．劳资关系研究。霍新宾通过对1927年初广东曲江“无情鸡”事件引发的劳资纠纷的考察，认为这一事件不仅集中反映了国民革命后期广州工商界在利益冲突中迥异的心态与行为，而且体现了国共两党对待劳资问题政策的差别。[119]徐思彦探讨了20世纪20年代后资本家阶级在劳资合作问题上的认知与实践以及二者的关系，认为资本家在认知上均主张劳资合作，在现实利害冲突中，资方往往能本合作主义之精神，求得冲突的缓和或解决。[120]黎霞梳理了1927—1937年间武汉码头劳资纠纷的情况，认为码头工作权的封建把持与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自由雇用要求之间的矛盾，是这些纠纷产生的根源，而这种纠纷之频繁发生，又一直困扰着当地工商经济的发展。[123]

　　3．社会生活与社会观念研究。李长莉研究了清末民初城市的“公共休闲”与“公共时间”，认为城市工商业发展是市民生活公共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民间的政治和文化公共活动提供了条件，从而促进人们形成趋同的思想变革节奏和价值取向，成为政治鼎革的社会文化基础。[124]李小尉考察了民国前期北京居民的工资收入状况后指出：不仅差异甚大，而且名目繁多，既体现了不同的工资关系，也体现了日常生活状况。[125]陈蕴茜考察了民国时期各地以中山路命名道路并大建中山堂的社会意义，指出，全国有中山路约计532条，这是国民党国家权力向空间与社会渗透的结果，改变着城市的记忆系统，影响着人的观念意识。[126]

　　4．城市研究。陈平原选择北京和上海的20多种画报及多种文献材料，解读清末北京的文化变革，集中探讨了城阙所凝聚的历史意识，街景所体现的空间布局，以及旧俗新知所表露的万种风情。从中体现出政治的、军事的北京迅速消退，而经济的、文化的北京逐渐形成。[127]张春田把《点石斋画报》纳入晚清上海的具体都市语境中，当作社会中一个象征表意系统来考察，关注画报里关于在沪西人、本地无赖和海上女性的图文，分析众多人物是如何在各种视觉图景和文字解说中被表征出来的，认为“洋”、“商”与“女性”交织成上海都市生活的新秩序。[128]吴俊范探讨了上海租界对河浜资源的利用与相关环境变迁，认为租界工部局以私人化的地产分布、地产开发需求以及马路的拓建规划为基本导向，对河浜进行无序填没和管道化改造，而忽略了方格状感潮河网的环境脆弱性以及河浜的生态功能，导致了严重的河浜形态破碎与功能紊乱，成为近代以来上海地区黑臭河道不断产生的主要原因。[129]

　　此外，王庆成考察了晚清时期武清、栾城、青县、望都等十余州县的村落及人口资料后指出，华北在古代曾是中心地区，村落分布比较密集，但自汉末至明，由于经常的大规模战乱和落后民族的掠夺统治，社会经济停滞、衰退，人口减少。明代以降，经过200年相对和平的环境，到19世纪中叶，已经有了密集的村庄和相当成熟的农业。但是，只有少数是数百户、上千户的大村，绝大多数只是数十户以至数户、十数户的小村。[130]韩志远利用新发现的档案资料探讨了晚清末后一着教，内容涉及教主王觉一的生年、籍贯、姓名、教派名称、该教创立的时间、经书与图文的流传、组织及其活动情况、政治目的、各级政府对该教案的审理等问题，基本弄清了该教派的主要情况。[131]朱浒考察了1887年黄河郑州决口时江南绅商自发组织的义赈活动，认为这是晚清义赈机制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它表明以江南绅商为主体的义赈机制，完全能够自发地组织和动员起来，在国家认同的背景下，超越乡土之外开展赈灾行动。[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