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综述(2)

　　二是关于文化史研究理论和方法的探讨。冯尔康以晚清学者吴汝纶的西医观为中心反思了文化观和方法论，认为应该运用历史长过程的动态考查法，将事物放在历史的长河中观察其变化，了解其在不同时代对社会的正负面作用及其演变，说明其社会性和社会价值。[6]黄兴涛探讨了“话语”分析在思想文化史研究中的意义，认为它的积极影响主要在于：凸显了思想与社会紧密融合的向度；强化了研究著对于语言本身的敏感；促进人们将思想文化事件与历史书写相结合进行双重透视，增加了认知的复杂性和深度，但也带来一些认知困惑。[7]周兵讨论了西方史学的新文化史走向，认为这个潮流经历了《新文化史》(1989年)和《超越文化转向》(1999年)两部理论文集所代表的两个历史阶段。这个过程带动了历史学的三个转向：西方史学主流从社会史向新文化史的转向；从传统文化史向新文化史的转向；其他历史学分支领域向注重文化因素、运用文化分析的转向。[8]张荣华检讨了美国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提出的大传统和小传统问题，认为它已经成为研究上下层文化关系较通行的基本概念。目前有三个问题亟待澄清：如何把握大小传统的区分和界限，辨识小传统的本真性，以及注意民间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区别。[9]吴苇莉通过描述欧洲中世纪地图所展现的欧洲本位主义情绪和欧洲人的等级制世界地理观念，阐明古代中国的世界地理观念也是一个等级序列，但近代以来的劣势地位使我们经常忽视了历史上其他文明所创造的等级制世界地理体系，忽视了文化优越感和文化本位主义的普遍性与顽固性。这是文化交流中值得反思的内容。[10]

　　二、晚清政治史

　　2007年的晚清政治史研究虽然依旧处于式微的状态，但也依旧可以看到政治史作为传统研究主要领域有着坚实基础，此外，对戊戌之后一些历史事件的研究有所深入。   

　　在戊戌维新研究方面，茅海建循着其前两年的研究继续深入，通过对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的“康有为自写年谱”与多种《康有为自编年谱》的细心校勘、考察，认为《我史》“已经经过康有为事后的修改，内容有了不小的变化”，一些著作是“后来的添加，而大同的思想、诸天讲的思想也属后来的添加”。又对2006年发表于《近代史研究》上的房德邻和贾小叶文章进行答辩。对相同史料的不同解读，从解释学的角度是可以成立的，而从历史学的角度上，若没有立足于当时的历史场景(包括历史制度、历史人物)的深刻把握，不同的理解则可以看作判断研究者高下之分的主要角度。[11]孔祥吉通过新发现的藏于美国New Hampshire的莱溪居主人处容闳呈递给翁同龢的档案文献，厘清变法期间容闳为康有为出谋划策，建议以美国为蓝图，设立银行、修筑全国铁路、兴学练兵及大举借款、兴办新政的过程。但这个宏伟的计划由于本身过于庞大难以实施，而且维新分子也不懂得封建官场的游戏规则，最后变成一纸空文，被束之高阁。[12]

　　关于庚子之变的研究，陆玉芹、李荣庆对袁昶、许景澄二人在被杀前所写的三份奏折的真伪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认为“所谓的‘三折’中，只有第一折是袁昶起草并欲联合许景澄上奏，但最后并未上奏，而二、三两折都是他人杜撰的”。作者还对于所以出现这种状况进行了社会心理学的分析。[13]

　　关于清末新政的研究，较多涉及清政府自身变革问题。田涛考察了课吏馆，认为它因清政府整顿吏治而设，但地方政府则将之作为缓解仕途压力的一种办法。在管理上，清政府虽也力图注重实务、实学，但课吏之举依旧流于虚文，仍然没有解决官员队伍问题。[14]徐建平考察了顺直咨议局的功能，认为这个机构将西方三权分立的政体理念用于实践，并通过使行政决策权发生位移，推动地方政治民主化和公开化的发展。同时，它针对地方行政权力过于集中的状况，重点对地方政府权力予以转移和监督。[15]关晓红研究了作为清末行政系统改革重要手段的直省会议厅，认为其设立之初是为了有限度地公开决策过程并将决策权部分向士绅开放。但经过三个阶段的调整之后，会议厅的决策功能因督抚独断的强化而削弱。[16]

　　关于新政中的皇帝和官员，有几篇文章作了研究。叶晓青研究了以往甚少涉及的光绪帝在庚子后的个人行为，揭示出光绪帝在其生命的最后两年中一直在阅读立宪书籍，积极为立宪做准备，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一个心存希望的皇帝的形象。李志茗考察了袁世凯的幕府，揭示这一传统机构是如何参与到新政中去的，认为袁世凯广泛网罗人才充实自己的幕府，以此帮助自己在直隶总督任上举行各项新政，对直隶和全国的新政推行都有很大的作用。[17]张小强考察了湖北自立军事件中唐才常与张之洞之间的关系，认为两者之间，并非有学者所谓的存在某种默契，只是张氏后来卸磨杀驴。实则不存在默契，张氏在唐氏被捕之后甚至还有施以援手的可能。[18]崔志海考察了茂生洋行与署理陕西巡抚端方之间的经济纠纷，由此揭示出《辛丑条约》之后，官员已然有“以存款或借款名义隐性投资票号和钱庄业”的可能性，而美国政府将扶持清廷内亲外的改革派官员作为其影响清廷朝政的一个重要途径和手段。[19]

　　在辛亥革命研究方面，一个讨论较多的问题是满汉关系。朱东安认为，辛亥革命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和两个层次，一是排满，一是革命。袁世凯在1908年下台时与满洲贵族发生了矛盾，因而与革命派在排满的层面相通，并共同完成了这个阶段的任务，此后即与革命派发生了冲突。革命派、立宪派和袁世凯都应该列入辛亥革命的“合力”之中。[20]汪利平认为，杭州驻防旗人的经历表明，旗人的特权虽然一直存在，但并不是晚清反满浪潮的直接诱发因素，汉人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才使得“满族问题”被提升到全国层面，使杭州旗人最终成为辛亥革命时期狭隘民族主义的牺牲品。[21]万保君认为，在西安、杭州等地满营“被屠杀”的消息传来之后，成都的满营之所以能逃过这一劫，与当时的历史情景有很大的关系，即成都旗人没有参与过对革命活动的镇压、与汉人之间的关系较为和睦等。[22]

　　另一个讨论较多的问题是反清革命力量的建构问题。张皓描述了从南京光复到清帝退位这短短的数个月时问内，同盟会、湖北集团、江浙集团三方的政治关系，认为三方虽有反清的共同点，但各有利益取舍，因而无法形成合力，当袁世凯加入反清阵营之后，只能与之妥协。革命党人虽有美好的远景规划，却心有余而力不足，无法确立民主宪政的基石。欧阳跃峰对革命党人利用会党的问题作了新探讨，认为这是一个失误，会党不仅没有帮助革命党联系群众，还给革命事业造成了损失。各省独立后，会党成了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甚至成了反对民主共和的反动势力。[23]李细珠考察了秋瑾被塑造为女性革命家形象的过程，揭示了清政府、舆论、革命党、学术研究、文艺形象等多种因素所起的作用，并认为，“秋瑾的出现，是近代中国妇女解放潮流的产物。可以说，‘女性’是秋瑾革命家形象构建的基石。”[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