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综述(3)

　　三、民国政治史

　　对于在辛亥年间曾产生过重大政治影响的“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这句政治口号，杨天宏重新诠释了它的出笼情景，认为章太炎提出这一口号，适应了武昌起义之后中国政制转型的需要，对民初政党政治格局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正是因为国民党的革命情结始终难以消泯，党人的思想行为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革命阶段，在“继续革命”的过程中，虽然打击了袁世凯和北洋军阀，但也阻碍了近代中国的政制建设向议会民主转型。[25]

　　对于袁世凯死后的政局变动，汪朝光考察了因国务总理段祺瑞与大总统黎元洪的矛盾而形成的府院之争，将其放在北京政治常态与异态的变局中加以研究，认为内阁主导本是北京政治的常态，府院之争则是北京政治的异态，而府院之争的结果，是段祺瑞压倒黎元洪，意味着复归为内阁主导的常态。但段祺瑞之所以能压倒黎元洪，关键的因素是武力。内阁由武人主导，政治由武力支配，又将北京政治导入另外一重异态之中。[26]张淑娟考察了1919年南方护法军政府与北京政府在上海举行和谈之事，认为宪法问题是南北和谈的难点。《临时约法》自1912年颁布后，竟然维持了10年之久，被南北各方奉为维护自身利益和打击政敌的有力工具。但政治的运转实际早已超出和偏离了《临时约法》的制约，结果南北双方均为宪法危机所困扰，和谈亦以失败而告终。[27]

　　关于北洋时期的地方政制问题，有学者对巡阅使制度和省议会制度进行了个案剖析。刘迪香考察了热察绥巡阅使的设废及其军政职能，认为其设置既是军阀政治顶峰时期的表征之一，也是直系军阀实现其军事寡头政治的典型途径与方法，但在民国初年俄国策动外蒙自治的历史背景下，这种独特的军政合一体制对强化热察绥边区内蒙古民族与中央政府的联系也具有一定的进步作用。[28]朱英对1920年江苏省议会弹劾省长齐耀琳案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和分析，指出苏省议会弹劾齐耀琳，虽与齐氏用人、主政不当有关，但也并非完全出于公心。议会制度虽然建立，而议会应有的权威未能确立，加上议员素质的限制，难以充分发挥应有的功能。另一方面，齐氏被迫辞职，又说明省议会对监督和制衡地方最高行政长官仍多少起到一定作用。[29]

　　在国民党派系研究方面，有多篇文章涉及。在1927年“四一二”政变3个月之后，被视为左派的武汉国民党也宣布“分共”。杨奎松认为，导致武汉国民党迅速由左转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工农运动的迅猛发展，严重损害了武汉政府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和军官们的忠诚度。虽然中共中央曾极力控制工农运动，但因基层干部的缺乏，以及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直接干涉，导致工农政策的调整未能落实，却极大地刺激了武汉国民党人的恐惧心理。[30]自宁汉分裂到1931年宁粤对峙的数年间，国民党内爆发了数次反蒋斗争，陈铭枢都以自身实力鼎力拥护蒋介石，成为非蒋嫡系的地方实力派中独一无二的挺蒋劲旅。金以林特别考察了宁粤对峙初期陈铭枢与蒋介石的关系，指出当粤系人物几乎全部投入反蒋阵营之际，唯有陈铭枢率领第十九路军公开支持蒋介石，为蒋介石分化粤系和稳定南京政局，立下了汗马功劳。[31]1931年胡汉民因“约法之争”与蒋介石分道扬镳，成为西南派政治领袖。罗敏在细致解读新近出版的《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的基础上，勾勒出胡汉民派在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前后的内部复杂关系及其矛盾心态，既欲倒蒋以抗日，又思假日以倒蒋，进退失据之下，想借召开五全大会寻求出路，却最终几令西南派“散伙”。[32]

　　关于战时国民党党务工作，王奇生指出，在战时国共合作与竞争的背景下，国民党军队恢复了政工与党务工作，但在“武主文从”的大背景下，政治工作只是军队的附庸，而党务工作又成了政治工作的附庸。作者还比较了同一时期国共两党的军队党务工作，认为共产党确实做到了党对军队的领导。由此可见，苏联红军政工制度被移植到中国，在不同政党的运用下，结果是截然不同的。金以林描述了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在港澳地区开展党务工作的历史过程，内容涉及人事纠纷、组织宣传工作的失误等；同时也提出，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香港后，国民党在香港打击日伪特工与汉奸方面仍然有所成就。[33]

　　四、抗日战争史

　　在日本侵华罪行方面的研究，因2007年是南京大屠杀事件发生70周年，因此有关研究出现了一个高潮。由张宪文主编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继续出版了第29—55册，其史料由日本、中国、欧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军事法庭等四方面的资料构成。其中多数是首次在国内披露，如首次编辑了《遇难同胞名录》8册，收入万余名遇难者基本资料，对深入研究中国受害的具体情况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一些编辑者率先利用这些史料进行了研究。孙宅巍分析了南京各个慈善团体之间的关系及其埋尸情况，认为南京大屠杀后的埋尸记录，存在着交叉现象。这对于人们客观评判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提供了更为可靠的资料。[34]姜良芹、吴润凯通过对800余份市民呈文的研究，探讨了该史料反映的屠杀期间的人口伤亡、人员失踪、财产损失等情况，以及市民的生活和心理状况，更全面具体地揭示了南京大屠杀对南京造成的社会影响。[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