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史志事业奋斗终身的朱希祖先生(9)
辛亥革命网 2012-02-15 00:00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王桂云 查看：
朱氏利用明清档案所取得的成果之一，便是撰写《明季史料题跋》一册，有一九六一年中华书局铅印本。谢国祯著录略云：“朱希祖先生曾任北京大学、广州中山大学、南京中央大学等地历史系教授，是书搜集其遗著中有关于明季史籍题跋者凡六十八篇。朱氏一生搜集明季稗乘，用力甚勤，多所创获，给后人以启迪之功，是足以称述者。然犹属于旧史学者目录学家之范畴，仅辨别书籍之存佚，板本之难得，如吴山嘉之复社姓氏传略，即据其祖吴翱之本；明末五小史，坊刻改名五藩实录，后又改名为明末纪事补遗；王原明食货志，王鸿绪修明史稿时，即据以为兰本，等类之事实，虽可知书籍流传之源流，然未能辨别其优劣，指出书籍使用主要之内容，犹有美中不足之处。且朱氏既收藏如许之资料，而未能写出一本有系统之南明史乘，是则可惋惜者。幸其所藏明季史乘及四部之书，一部分归北京图书馆，一部分仍为其哲嗣朱偰所保存，安然无恙，予人以研究明清史学之便利，逖先先生搜辑之功，劬劳非浅；至于从事钻研整理，则在后起者之责矣。”足见朱氏在史料搜集上是有功绩的。同时，朱氏治史，还主张文献与古物相结合，博采详考，综合以明史事真相，作客观的阐述，所著《汲家书考》五卷、《战国史年表》八卷两书，实是其治史的典型例证。中国古代史料有四大发见：一为汉代孔壁古经；二为晋代汲家竹书；三为殷墟甲骨刻辞；四为汉晋简牍。有孔壁古经之发见，而后有两汉古文经学；有甲骨刻辞之发现，而后有古文字学、古史学。独有汲家的竹书由于经生门户之见，以致未能发挥其奥义。因此，朱氏之书之所以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一九三九年四月十四日，朱氏日记云：“其客观条件具足，确皆可信，非大言虚说所可推倒者也。”足见其对直接的实物的史料如此重视。
一九四0年九月，他主持的史馆编辑人员，曾为沈尹默撰《褚遂良年谱》，依据正史、文集资料写为大纲，更补充以碑贴及故宫博物院所藏褚氏墨迹，对此，朱氏颇为称许，认为其优点在与博取直接史料及实物，而避免辗转抄袭之文。朱氏经常以金石考古为历史研究的辅助材料，考释《竹书纪年》，亲历南京南朝陵墓考察，更喜搜集古文物。朱氏书法清奇，自成一家，书法家沈尹默称其近欧阳永叔。傅振伦曾见故宫博物院所藏欧阳修所书《集古录跋尾》手卷，知道沈言不虚。朱氏在书法的造诣，这同他注重金石考古事业所分不开的。朱氏在搜集资料时，颇重考订史实。他总结的《校书二法》，就是例证。朱著《郦亭藏书题跋记·校本意林跋》有云：“校书之法有二：一则罗列各本，择善而从；其不善者，弃而不言。然必择一本为主，若他本他书有善者，据以校改此本，必注云：原本作某，今据某本或某书改。否则必犯无征不信之讥，且蹈无知妄改之戒。原本不误而校改反误者，皆因于此。一则择一本为主，而又罗列各本之异同，必知其善者，固当记注于上；即心知其误者，亦当记注于上，以存各本之真面。使后世读此书者，得参校其异同，斟酌其是非，择善而从，抑亦校书之善法也。然主前法者，或讥后法为芜类而无所发明；主后法者，或讥前法为专擅而妄改古书。其实各得其法，不偭其矩，皆有益于学者。”可说此言为经验之谈。
（四）治史首治目录之学，在有关明史著作的几篇朱氏题跋里体现出来。北京图书馆藏旧钞本《明史稿》三百十三卷，不著撰人名氏。朱希祖跋云：“北平图书馆购得福建王仁堪可庄藏万季野先生《明史稿》三百十三卷，除去钞配明史三十卷，实存二百八十三卷，内本纪十六卷至神宗止，列传二百六十七卷至文苑止，尚非全书。桐城萧穆《敬孚类稿》尚有记万氏《明史稿》一节云：‘余既与缪筱珊太史论《永乐大典》原委，又以前闻万季野明史原稿尚在故镇江知府王可庄太史，惜不得借与王氏横云山人刊本校其同异。筱珊云：‘诚然盖王氏尝与兴化李清相友善，李所交多明季魏党一流人物（原注：李为阉党李思诚之子），所言多回护，万氏则无此矣，云云，记以侯考。’据此则图书馆所购本确系出于王可庄家，惟系乾隆时钞本，由明史补钞之三十卷，与原有之二百八十三卷，墨色纸片之新旧多系一律，其为乾隆时传钞之本，而非原本无疑。余旧购得康熙钞本万季野先生《明史稿列传》一百七十九卷残本，与此尚多异同，两本对校，馆本改窜之迹甚多，恐尚非由《万稿》出也。惟所异者不及十之一，较之王鸿绪二稿，则所设甚微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