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仲恺读书二三事

　　廖仲恺是著名的近代民主革命家、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国民党左派领袖、中国共产党的挚友。他是孙中山的主要助手之一，身兼党、政、军要职，曾任孙中山革命政府财政部部长、大本营秘书长、广东省省长等行政职务。廖仲恺非常喜爱读书，留下了很多故事。

　　读书与革命

　　廖仲恺一生勤奋读书，生在美国，不仅要上当地的英文学校学英语，父亲还为他延请私塾先生教导中文经典，廖仲恺自小打下了扎实的国学基础。青少年时期跟随塾师“鸡鸣而起，孜孜研究经史策论之学”，如饥似渴地读书，“各书无所不窥，所学如宿儒，诗词文艺无不精妙。”到后来，他非常繁忙，一天工作十二三小时，甚至长达十五六小时，但无论如何忙碌，依然坚持每日读书。“好学是他的天性，平常总是手不释卷，吸收新知识，如饥似渴，唯恐不及，因此，他的学问思想能够与时代以俱进。”

　　读书使廖仲恺思想与时俱进，他革命一生的辉煌成就都建立在勤学敏思和思想先行的扎实基础上。他踏踏实实地研究学问，“在革命的同志当中，以忠实的求知努力，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做诚正修齐治平的工作，而能择善固执贯彻始终的人，仲恺先生以外，实在不可多得。”他勤学苦读，不断寻求革命道理，“由学问而得知识，本知识以处理政事，故有真知灼见，敢于进行”。所以，廖仲恺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都来源于他的高深学问基础；他的革命方略，也是由科学常识研究中得来的，故能正确合理。

　　廖仲恺不仅是一位爱国革命的职业革命家，他也是一位学者型革命家，学问渊博，学以致用。从廖仲恺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他读书涉猎广泛，国学根基深厚，也大量阅读外语新著。他留下的著作编成《廖仲恺集》《双清文集》（上卷），还有不少佚文，蔚为大观，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历史等多个领域。文中总是引经据典、信手拈来，最新出版的欧美、日文著作也常出现在他的文章里。廖仲恺所作《双清词草》，极受时人好评。1923年，柳亚子邀请廖仲恺和何香凝加入了革命文化团体“新南社”，当总结“南社”“新南社”的成就时，他把廖仲恺奉为“新南社的代表人物”。

　　精读与翻译

　　同盟会时期，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廖仲恺充分运用“娴英文”的特长，不仅广泛阅读当时西方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著作，满腔热忱地进行研究，还把《进步与贫乏》《社会主义史大纲》《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等著名社会主义学说的篇章翻译发表在《民报》上，介绍给国人。廖仲恺是对社会主义学说进行探索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也因此成为最能理解、赞同孙中山提出的“平均地权”政治纲领的同盟会骨干，一直积极地宣传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和学说。

　　五四运动的发生，极大地影响了孙中山、朱执信、廖仲恺等在辛亥革命后仍然为中国革命前途和命运不断奋斗的国民党领导人。他们反思革命失败的教训，重新认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1919年在上海创办了《星期评论》《建设》杂志，成为新文化运动热潮中名噪一时的刊物。廖仲恺是《建设》杂志的编辑和主要撰稿人，更广泛地阅读各种社会科学著作，寻找新中国的建设之策。在同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胡适就井田制问题进行公开辩论时，单在致胡适的一封信中，就不仅运用生产力水平决定土地制度的唯物史观分析问题，具有精辟的学术见解。除了国学经典，他引用最新外国学者著述，有英、法、美、俄、意、日等国学者原著十几种，所以能“每把对手压倒”。他对胡适倡导白话文运动打破知识垄断，使文化普及成为可能的主张，十分赞同，致函胡适征稿时催促道：“我所最希望的，是先生赶紧把中国白话的语法和修辞法，以规则的系统的方法弄了出来，以应时代的要求。”后来他非常重视劳工教育，他说：“各工友不识字，知识就低。想得到知识，不能不读书……人类的思想得到发展，都是借文字的功能，能阅书就可因此得悉前人所遗之教训。”他说工友没有读书，知识又少，会“日做日穷”，难得温饱。

　　为了研究政治建设问题，廖仲恺专门阅读美国政治学者威尔科克斯1912年出版的《全民的政府》一书，对作者倡导人民大众参加管理政府的“民权”思想深以为然，遂翻译介绍给国人，译名定为《全民政治论》，并在卷首加上长篇“译序”，对“直接民权”概念、内涵进行详细解释，从1919年8月1日《建设》杂志第一卷第一号开始至次年第二卷第四号连续刊载译文，之后还发行单行本。孙中山不仅在演讲中多次引用此书，还被指定为推荐阅读的民权思想参考书，成为当时政治学研究的重要参考书，一版再版。2016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策划出版“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政治学”系列时，又把廖仲恺翻译的《全民政治论》列入第一辑再版。

　　阅读与家风

　　廖仲恺工作繁忙，一生奔走革命，危险重重，从东京到东北，不断往返于广州、上海、北京之间，又流亡日本，天津、香港、广州、上海……居无定所，儿女不断地休学、复学、跳班、插班，许多时候没能把儿女带在身边，更不能如寻常父亲那样日日陪伴和教育儿女，但他不乏慈父的柔情和严父的要求，尤其在读书方面，在可能的情况下，对儿女的学习都亲自教导、督促甚严，自己抽空教他们英文，还动员他的朋友们一起教，胡汉民教汉语讲《左传》，李章达教几何、代数。

　　1922年9月，受陈炯明叛变的沉重打击、屡遭失败的孙中山，为了“师俄”以寻求革命的新出路，命廖仲恺到日本与苏俄代表越飞进行秘密会谈。在日期间，廖仲恺专门为正在岭南大学读预科的18岁女儿梦醒和附中的儿子承志购买书籍，日文小说数种、诗词数种，“分别先后，使汝研究”。给女儿写信，一一指出她用词造句方面的问题，说她国文水平不行，很严肃地批评道：“阅汝来书，汉文渐形退步，继此以往，若不自行修补，恐遂趋于文盲一流，不可不慎也。”要怎样改变这种情况，就是多读书，读经典背诗词，不断积累，自然能成，他说：“修补之法，宜于校课之余，择一时间阅《资治通鉴》。一星期内以二小时读文选或古文。如致某人书，答某人书，及小启之类，最有味，且有用。星期日以二小时读诗词。如此做去，必可超出侪辈之上。”此外还要“兼读中国古诗乐府及词典名作，以备将来之用”。至于怎样才能把书读好，自己用功之外，还要跟老师学，跟同伴一起研读切磋，互相资益，他说：“学问之道，一分在自己，一分在取友，教师之功，只居一分而已。”

　　1924年，廖仲恺的女儿20岁，他送的生日礼物是一件“巨大的礼物”：一本由芬克与瓦格纳于1919年出版的精装英语标准词典，足有15厘米厚，近3000页收录超30万个词条。廖梦醒奔波半生，在父亲被暗杀、大革命失败后，她不得不远赴日本、意大利、法国等国学习、游历，后又在香港、上海、重庆等地辗转从事秘密工作，不得不轻装上阵，许多东西都无法随身带走，可这本大词典一直陪伴着她，既寄托着父亲的期许，也是自己学习的工具。这个“巨大的礼物”就是她的宝贝，一直保存完好。廖梦醒精通英文、日文，经常运用外语为党工作，抗战时期担任宋庆龄的秘书，在“保卫中国同盟”担任中央委员，在协助宋庆龄做国际传播、争取国际援助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有“红色翻译家”之称。2026年4月17日，廖梦醒的女儿李湄把这本承载着外祖父的厚望、又是母亲学习工具的“巨书”，无偿捐赠给廖仲恺何香凝纪念馆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