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谭熙鸿：辛亥革命战士 蚕丝改良先驱(6)

　　一、1921年3月至7月期间，北洋政府武人当道，军人争权，竞争军备，扩充实力。为巩固北洋军政府的统治地位，把教育经费拿去打内战，让教师们枵腹执教，由于教育经费蹶竭，教育事业不仅不能正常发展，而且连正常的教学秩序都难以保证。为了争取教育经费的独立，北京教育界发起了一场规模巨大的索薪运动，北京大学、北京工业专门学校、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北京美术学校、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等八个国立高校教职员联合成立了“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八高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简称“教联”），马叙伦、谭熙鸿分别为该联席会的正、副主席，李大钊为“教联”《半周刊》的总编辑，他们是此次斗争的组织领导者。6月3日，“教联”组织千余人冒雨到国务院请愿，遭北洋军政府武装军警的镇压，6月5日的《晨报》记载，“密布之军警，即用枪柄肆行殴打，并往来追击，当时血肉横飞，惨不忍观。北大校长蒋梦麟受伤不能行动，法专校长王家驹，北大教授马叙伦，沈士远，头破额裂，血流被体，生命危在旦夕。李大钊昏迷倒地，不省人事，此外受重伤者30余人，轻伤者百余人”。全国各界纷纷发电支持北京教育界，对政府摧残教育、殴伤教育界的行径表示极大愤慨。在马叙伦住院治伤期间，李大钊被推为“教联”代理主席，继续领导、组织与政府的索薪斗争。后联谊会又组团，由谭熙鸿领队，到南方寻求支援，把事态进一步推向全国发展。最后，迫使政府让步，承诺了由“教联”提出的解决教育经费及发还教职员欠薪的办法。

　　二、五四运动以后，知识分子的思想受到无神论、自由主义、世俗主义、马克思主义等思潮的冲击。而从海外来的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刺激了中国人的民族感情，增加对基督教的反感。1922年4月，北京各界人士刘半农、陶孟和、李大钊、邓中夏、徐炳昶、谭熙鸿、张竞生、高一涵、周作人、范鸿劼、张国焘、李世军人等发起非宗教运动。郑重地宣布，“我们为尊重科学、破除迷信，提高自信力、保持国民人格、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力图自强自治起见，决定发起非宗教运动”。

　　1922年5月10日在北京大学第三院开非宗教运动大同盟成立大会，到会者五百余人，由范鸿劼主席。会上发言者踊跃，还宣读了蔡元培的演说词，他强调教育应同宗教分离，提出大学中不必设神学科；各学校中，均不得有宣传教义的课程，不得举行祈祷式；以传教为业的人，不必参与教育事业。反基督教和反宗教运动得到了全国各地教育界人士、青年学生的积极支持和响应。大会推举李大钊、胡鄂公、谭熙鸿、彭邦栋、刘相臣、邓中夏、黄日葵、范鸿劼、郭春涛、成舍我、李石曾、范体仁、刘仁静、邹德高、张竞生十五人为大同盟理事。

　　非宗教运动受到了北京各界人士的广泛响应。北京《晨报》、《京报》都以相当的篇幅刊登这一消息。不久，非宗教运动从北京扩展到全国，上海、汉口、天津、长沙等地都成立了分会，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利用宗教侵略的势力，迫使一些教会学校强迫学生做礼拜、遏制青年学生参加爱国运动的做法。

　　三、1922年2月，俄国伏尔加河两岸1500英里地方久旱成灾，大批的俄国灾民缺衣少吃。熊希龄、黎元洪、蔡元培、李大钊、胡适、谭熙鸿等近200位社会名流向社会呼吁赈济俄国灾荒，并通过李大钊、张西曼等人共同创立的“俄国灾荒赈济会”，发动全国上下为俄国受灾民众捐款捐物捐粮食。

　　由于国内军阀连年战争，强索军费，民不聊生，北京政府的预算中光军费就占去一半，而教育经费只占七十五分之一，就是这点可怜的费用，也常被侵占，不能如数拨付。为此，在同年10月，蔡元培、胡适、蒋梦麟、丁西林、李石曾、谭熙鸿、李四光、李大钊、颜任光、李麟玉、王世杰、沈士远、白熊远等人联名发动北大师生利用节日集中强烈地表达自己的主张，积极参加促进裁兵运动。10月10日，有80余个各界团体，五万余人在北京天安门前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裁兵运动大会。蔡元培亲任大会主席并发表了演说，还请出黎元洪总统当场发表同意裁兵的演说。

　　四、1925年11月3日，北京各界在西城太平湖民国大学大操场召开争取关税自主的群众大会，场内搭有讲演台，悬万国旗及各团体所送的绸绢旗帜。各界雪耻会旗上题“团结起来到明天”，北京爱国运动大同盟旗上题“全国革命学生联合万岁”，北京总工会赠一中堂为“革命先锋”，演讲台右侧竖一旗杆，上挂有全国学生会旗，满场灯火辉煌，五彩相映。与会嘉宾有外长沈瑞麟的代表丁文玺，关税会议委员颜惠庆的代表吴南如，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的代表谭熙鸿，师大教务长查良钊，民大校长雷殷，美国青年运动同盟代表等共数十人，各校学生代表数千人。谭熙鸿代表北大发表演说：对于关税自主，北大同人，与诸君意见一致，主张无条件的关税自主，不应与各国协商，结果取得二五附加税，徒为外人无抵押之外债，谋得抵押后增加军阀官僚借外债之机会，不但与国民经济实际无益，且协定后更受莫大损失。强调了关税与国民经济的重大联系，自主关税是强国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

　　五、由于北京女师大校长杨荫瑜治校思想守旧、办事独断专横、任意斥骂师生，引起师生的极大不满。1925年春季开学，因军阀战争，有三位学生延期到校，杨荫瑜就强令三位学生退学，而对同样情况的其他学生则不于处理，还破口辱骂前来请愿的学生自治会代表。3月12日，杨荫瑜又横加阻拦学生参加孙中山追悼会。被激怒的学生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驱羊（杨）运动”。5月19日，杨荫瑜开除了学生自治会的刘和珍、许广平等六名学生。1925年8月10日，教育总长章士钊宣布解散女师大，并用武力驱散师生，在女师大校址成立了北平女子大学。马叙伦、周作人、钱玄同、沈尹默、谭熙鸿等41名北大教员及鲁迅联署发表《反对教育总长章士钊之宣言》，指斥其“思想陈腐，行为卑鄙”，“藉整顿学风为名，行摧残教育的计划”，“直以枪剑为身教之资，隶教部于警署之下，自开国以来，益未见有教育当局而下劣荒谬暴戾恣雎至于此极者也”。同时帮助被解散的女师大学生在宗帽胡同另设新校，北京许多高校的教师都纷纷义务授课，谭熙鸿也积极参与，教授物理学。

　　六、“五四运动”之后，谭熙鸿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在北大除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外，还有《现代评论》、《猛进》、《语丝》等。谭熙鸿既是《现代评论》刊物的成员，也是《猛进》的特约撰稿人。他撰写的文章行文流畅，观点鲜明，较有煽动性。每年的“五四”纪念日，谭熙鸿都会发表文章，号召年轻人发扬“五四”精神，不断探索新思想，传播新理论，提倡新文化，在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感召下，心系民族命运，心系国家发展，心系人民福祉，用青春和热血书写了中国青年运动的壮丽篇章。

　　1922年，在“五四”运动三周年之际，谭熙鸿在《晨报》副刊上发文指出，现在中国的病症是重到极点了，能够医治的办法只有快些把“新的活的来代替旧的死的”，而“五四运动”就是这个方法的新的起点。在1924年“五四”运动五周年之日，谭熙鸿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五四”纪念与青年的责任》一文，号召广大青年“不要有一时一刻的忘记我们的国家，不要有一时一刻的不为他努力！”[15]

　　1922年11月，北京学生读书会成立，李大钊、谭熙鸿到会讲话，并一起被聘为导师。[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