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与周震鳞

　　二十世纪初，湖南民间广泛传言，湖南有“三宝，黄兴的腿，周震鳞的手，覃振的嘴”。意思是说，黄兴是一位实业家，积极奔走革命，办事雷厉风行，迅速果断，为了革命奔走于国内外，不辞辛苦。周震鳞不仅写得一手漂亮的字，而且能写出好文章，对于事务的分析有独到的见解。覃振善于舆论宣传，口诛笔伐，鼓舞士气，这是对这三位民主战士革命实践的特点和特长的形象概括，也是他们在革命中相互配合默契的真实写照。

　　黄兴（1874~1916）与周震鳞（1875~1964）青少年时期即已相识，志同道合，“其患难最久”①，号为总角之交。他们的家乡均在湖南，又在湖北两湖书院同窗六载。受谭嗣同、唐才常影响，积极参加南社的活动，为自立军革命奔走联络，谭嗣同被害、自立军起义失败与唐才常牺牲，使黄兴与周震鳞走上了武装革命的道路。1903年黄、周与其他同志共同组建国内第一个革命团体——华兴会，并以创办新学的身份，培植革命势力，发动武装起义。

　　1911年辛亥革命，黄兴在武昌率部与清军苦战，周震鳞在湖南光复时于长沙稳定局面，组织粮饷、军队援鄂。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后，在孙中山、黄兴领导下，周震鳞参加护法、讨袁诸役。

　　1916年10月31日黄兴逝世。周震鳞追随孙中山继续完成未尽之事业，参加护国、北伐等诸役。周还积极参加国家统一大业工作，代表中央政府接收北平，参与东北易帜，投身于抗日战争，湖南和平运动，参加新中国的建设，1964年3月逝世于北京。

　　一、少年定交 志同道合

　　黄兴原名轸，后改名兴，字克强。湖南长沙善化县龙喜乡人。他出身书香门第，父亲黄莜村，秀才，在乡间设馆授学。黄兴五岁就随父亲开蒙，1893年入长沙城南书院读书，1896年中秀才。他从小关心国家大事，最爱听长辈讲太平天国洪秀全、杨秀清的故事。很早就萌发探求新知的志趣。

　　19世纪末，全国范围内的维新变法运动日趋高潮，长沙相继办了维新报刊，风气大开，对黄兴影响很大。

　　周震鳞，字道腴，湖南宁乡石子村人。父亲周筱堂粗通文墨，靠耕山种田维持生计，6岁时父亲不幸早逝，家境破落，没有读书，随母亲在客地异乡漂泊。稍长，便与兄长务农，勤劳耕作，渐渐地磨炼出一副坚韧耐劳的品性。他的姑父，人称汤八爷，曾参加太平军，太平天国失败后，潜回宁乡。姑父对震鳞兄弟十分关心，常常向他们讲述太平天国中的见闻。和黄兴一样，周震鳞在幼小的心灵中，听到的太平天国的故事，为他参加革命，铺下了最初的基石。12岁时，周震鳞在省城长沙教书的叔叔周理琴回家乡祭祖探亲，见到数年未见的侄子和顺恭谨，聪明颖悟，表示愿意承担学费。周十分珍惜这一机会，刻苦学习，仅用两年时间，提前读完了私塾所有课程，还能撰文赋对，周理琴便把他过继作嗣，带到长沙，继续读书。1892年，18岁时考中了秀才。他由一个农村贫苦少年，成为一个满脑经史、颇有见识的青年了。

　　由于黄兴的父亲黄莜村与周震鳞的叔父周理琴都在长沙教育界有一定的知名度，常相过从，彼此相知，因此黄兴与周震鳞很早就相识了。黄兴以“治学行事，脚踏实地，对待同志，披肝沥胆”②，得到周震鳞的敬佩和爱戴并追随其左右。他长周一岁，常以兄弟相称。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看到政府腐败无能，遭到列强侵略时，爱国情怀和民族气节使黄兴与周震鳞成为好同志、好战友。他们一心想找到一条能够富国强兵的道路，同时对新知识充满了强烈的求知欲望。

　　周震鳞经湘抚吴大徵推荐，取得投考两湖书院的资格。该院专收两湖士子入学。当时新学方兴，书院的课程除史词章外，还开设了天文、地理、数学、测量、化学、博物、兵法、史略学以及兵操新学科。通过学习自然科学知识，周震鳞认识到西方科学技术的优越性是一条强国之道。为了让好友不错过接受新式教育的机会，在夏季招生时，一连给黄兴写了几封信，详尽述说两湖书院的各种新气象。黄兴当时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但他没被家庭所束缚，毅然离家考入书院，求取新知。

　　黄兴入学后，与周震鳞同住一书斋，同窗“前后六年。科学之外，赖贤师益友之指授切磋，颇肆力与中西历史政治之比较，社会哲学之探讨”③。他们师从邵元帆先生修习舆地，研读新知，探讨时局，阅读报章，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

　　二、上下求索 初涉革命

　　19世纪末叶，全国范围内的维新变法运动日趋高潮，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在湖南成立南学会，谭嗣同还与唐才常、秦力山等人一道创办了《湘学新报》、《湘报》，宣传维新变法，一时间湖南新政纷举，风气大开，思想十分活跃，这给黄兴、周震鳞以极大的影响，从那时起，他们便开始了探寻救亡图存的道路。

　　秦力山、杨笃生是南学会的主要成员，是黄兴、周震鳞的好友，因此常与谭嗣同来往，参与南学会的活动。如参加由“议事会友”活动中的每月四次的机会，了解时事，政教、天文、舆地等内容。在一次讲论会中，谭嗣同说道，中国眼下正面临被瓜分的危机，而救国的唯一办法就是变法以图强。如果依然是因循守旧，保守顽固，不奋起革新，“则去当奴仆牛马之日不远矣”！听讲的人无不为之感动和深思。

　　黄兴与周震鳞将谭嗣同的理论、主张视为救国的途径，也就是从这时起，他们怀着满腔的热情，投身于革命。“增强国力，击败列强”，成为他们的共同的追求。周震鳞说：“革命事迹，盖造于时也”。这时的黄兴与周震鳞还只是单纯的爱国青年和对时局和新政怀着挚切的期望，正在探索、寻找救国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