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少屏先生传略

　　（一）参加中国革命同盟会

　　少屏先生的青少年时代，正处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那是一个风雷动荡、急剧变革的时代。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对外任人宰割，对内则打着举办“新政”的幌子，巧立名目，横征暴敛。满汉官吏，大多 昏目贵，骄奢淫逸，贪污腐化。人民在苦难中呻吟，国家在危亡中摇摇欲坠。解决中华民族的生存问题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中国向何处去？希望在哪里？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在忧愤彷徨之后，开始痛苦的思索。当时，随着民族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初步发展，各地办学堂和出国留学的风气盛极一时。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人，最先接受了西方民主革命的思想，他们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纷纷出国留学，考察政治。日本离中国最近，它向西方学习又有成效，所以到日本留学的最多。少屏先生就是在这种历史和社会的背景下，于南洋中学毕业后，便毅然离家东渡扶桑。

　　1905年8月，孙中山先生在日本东京创建中国革命同盟会，少屏先生于是年参加，成为同盟会的早期会员。

　　同盟会最初成立时成员的绝大多数是留日学生，政治嗅觉极其敏锐的日本帝国主义者，立即感到学生的这些活动对他们瓜分中国的企图是一种威胁，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危险。因而在同盟会成立刚三个月，日本文部省就粗暴地进行干涉，与清政府勾结串通一起，悍然公布了所谓《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强迫进行革命活动的中国留学生出境，妄图以此扑灭留日学生的革命烈火。日本方面的无理决定，激起了中国留学生的强烈反对，全体留学生集体罢课以示抗议，《猛回头》的作者陈天华，义愤填膺，投海自尽，以青春的热血，对日本政府进行控诉。少屏先生积极地参加了这一斗争。最后在秋瑾、姚鸿业等的创导下，大批留日学生，宁愿不留学，也要闹革命，纷纷离开日本，回到祖国。少屏先生也在这时回到了上海。

　　早在留日之前，少屏先生与上海刘东海、刘季平、川沙黄任之（炎培），吴江费公直，无锡秦毓鎏等创设丽泽学院于上海之华氵圣镇，教师皆一时之选，闻讯前来求学者不少。教师利用课堂教学，对同学灌输革命思想。惜因内部意见不合未半年而停办。

　　少屏先生回国后，再于上海创办了中国公学，专门收容留日回国学生继续深造，后因内部纠纷，少屏先生与高旭先生（剑公、天梅）又别创健行公学于西门小菜场宁康里，并与柳弃疾（亚子）、陈陶遗（道怡）、沈砺（道非）、陈去病（佩忍）等先生担任讲师。柳亚子先生是由爱国学社旧同学何震生先生介绍而认识少屏先生的。亚子先生最初打算入健行公学学习英语，但少屏先生却不要他做学生，少屏先生对他讲，你有口吃病，英文当然念不好，何苦白费心力，现在此地国文分二班，天梅一个人忙不过来，你还是来当一个教员吧，我们是很欢迎的。倘然你坚决地要做学生，那倒只好挡驾了。于是柳亚子先生就听从了少屏先生的劝告，留在健行公学教国文了。

　　健行公学创办伊始，凡百各端均须从零开始，尤其是创办经费非常拮据，少屏先生的夫人周湘云女士，慨然变卖自己的全部金饰相助，毁家兴学，后周夫人病故，亚子先生在家乡闻耗，特为作挽诗寄少屏先生：

　　自由花落暗芳春，女史伤心迹已陈。

　　绛帐周旋称弟子，金钗慷慨赠夫君。

　　河山风景悲周室，巾帼潮流起异军。

　　一自乘鸾归去后，撤环兴学更何人？

　　其中所说的“金钗慷慨”、“撤环兴学”，就是记述这件事的。

　　健行公学实为中国同盟会江苏分会的外围组织，在当时被誉为“第二爱国学社”[注一]。

　　它吸收青年学生进行革命思想教育，以当时激进的革命读物《黄帝魂》[注二] 《法国革命史》、《荡虏丛书》等为教科书；曾组织学生参加欢迎因《苏报》案被捕入狱的章炳麟（太炎）先生出狱，并组织学生赴华泾乡为同案的邹容（《革命军》的作者）烈士墓纪念碑举行揭幕典礼等活动，以激励青年学生的革命意志。健行公学还秘密发行在东京出版的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以及其它的革命刊物如《复报》、《洞庭波》、《鹃声》、《汉帜》等。健行公学还秘密发展同盟会会员。柳亚子先生即为经少屏先生与高旭先生介绍而参加中国同盟会的。少屏先生与柳亚子先生30多年的挚友关系也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健行公学的校名来自《易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当时上海以讲学为宣传革命的大本营者有三，即爱国学社、中国公学与健行公学。健行公学的教员学生，争言攘夷排满，《民报》、《复报》、及《醒狮》、《洞庭波》等激进的革命报刊，几乎人手一册，校内充满革命的激情。健行公学校歌的歌词是：“祖国责任在吾侪，千钧系一发；祖国责任在吾侪，万众射一的。策杖可追红日远，衔石可填碧海宽；自强不息天行健，勉旃新少年。”歌词简短，但铿锵有力，勉励学生要以自强不息的精神起来革命，要以夸父追日，精卫填海的毅力来救中国，来射这一个革命之“的”。刻画出了办学的宗旨。健行公学培养出来的高材生有杨伯谦、赵伯贤、朱季恂等人。后来成为名记者的《申报》月刊、周刊主编俞颂华也是该校的学生。

　　同盟会江苏分会为了贮存秘密文件，召开秘密会议，接待联络过往的革命同志，又在健行公学的后面租了一所房子，取名“夏寓”，这是由于以同盟会会员夏昕渠的名义租赁的房屋，同时也是一语双关地暗指“华夏”，以示不忘故国之意。“夏寓”实际上就是同盟会江苏分会的秘密机关。少屏先生曾担任“夏寓”之坐办，主持机关部工作。“夏寓”第一次召开会议的莅会者，有蔡元培，刘光汉，张昭汉（湘乡张通典之女公子）等30余人，第二次会议则假座新闸路辛家花园，有梁乔山、谭心休、龚炼百（铁铮）等到会。后来有人提出，“夏寓”离健行公学距离太近，如有不测，有一网打尽的危险。于是，便把“夏寓”迁到法租界八仙桥鼎吉里4号。在鼎吉里时期，除健行公学的柳亚子、高旭、陈陶遗等先生住在那里外，宁调元（太一）、陈家鼎（汉元），傅钝根等同盟会的革命同志也住在那里，后来宁调元去日本了，刘光汉（申叔，师培）、苏曼殊搬进了“夏寓”。

　　少屏先生在“夏寓”工作时，丙午、丁未（1906-1907）年间，孙中山先生常来往于日本、南洋，船过上海时，往往由在法租界公董局（相当于租界政府）工作的法国友人[注三]向同盟会同志传达音讯，于是少屏先生和高旭、柳亚子、陈陶遗等先生常于吴淞口外的海船中谒见孙中山先生，共商革命大计。

　　在此期间，少屏先生还协助柳亚子先生办《复报》等刊物，那时的《复报》在上海编辑，寄东京印刷，然后再秘密运回上海，以健行公学为发行基地。《复报》隐含“光复中华”之意，以发杨民族主义，传播革命思潮为任务，以发表诗文为主，成为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的外刊物。自1906年下半年起，健行公学、“夏寓”、《复报》都逐渐受到清政府的注意，不断传来风声，两江总督端方要禁报拿人珥封闭公学。

　　1906年12月，湖南、江西爆发著名的萍（乡）、浏（阳）、醴（陵）农民、矿工、会党大起义，由于组织不善，不久即告失败。1907年1月由孙中山先生从日本派回中国指导起义的湖南革命党人杨卓林等，因叛徒告密在扬州被捕。审讯中杨坚贞不屈，且指出中国革命一定要成功，腐朽的清政府迟早要被推翻。审讯中尚慷慨陈词：“……卓心存保种之议，俟百年史家评论……”，因而被清廷杀害。但与杨同时被捕之廖子良、李根发则摇尾乞怜，李根发还供出“夏寓”系同盟会之总机关部，任事人员为朱保康（保系葆之误笔）、高某等。于是两江总督端方告示，指名要缉捕朱保（葆）康，并查禁《复报》、查封健行公学。不得已，少屏先生乃转入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