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少屏先生传略(5)

　　1932年，少屏先生兼任中华全国道路建设协会，中华麻疯救济会董事兼名誉秘书。1932年至1937年还兼任上海市通志馆副馆长。

　　1935年原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在上海法租界寓所被捕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先生急电家父朱少屏及杨杏佛、柳亚子等诸先生，请就地紧急营救。经多方大力协助下陈独秀被免判死刑。

　　（六）人民外交

　　民国二十年（1931年），日军侵占我东北三省，翌年挑起淞沪战争（一.二八），民族危机日益严重。鉴于抗日救国，除必须唤起同胞共赴国难外，还应争取国际友人的同情和援助，少屏先生遂与蔡元培、王正廷、余日章、杨杏佛、颜惠庆、陶行知、林语堂、颜福庆、李公朴、邹韬奋、胡愈之、史量才、钱新之、黎照寰、刘湛恩等先生开展国民外交活动，广泛联系国际知名人士，揭露日本侵略东北之暴行，有效地得到国际人士之声援。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10月，少屏先生与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著名文学家林语堂博士同组国际友谊社（COSMOPOLITAN CLUB）于上海，广泛联系各国官方 人员与民间知名人士，扩大对外宣传，以争取国际友人对中国抗战之同情与支持，被誉为“在野外交”（即“人民外交”）。国际友谊社还出版刊物《回声》（ECHO）由林语堂博士担任主编。这是一本英文刊物，除刊登文章外，还配以大量的彩色照片和漫画，内容大多为揭露与谴责日寇之侵略暴行。如曾刊出当年日本人的战斗机在京杭国道上追逐扫射当时仍然是中立国的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一行的车队的暴行，即“许阁森事件”；还报导了日军对上海闸北居民区的狂轰滥炸造成人民大量伤亡，即“上海闸北大火事件”，这些都使日本侵略者大为恼火，更为有力的是《回声》杂志首先报导了震惊世界的日军攻陷南京城后进行大屠杀的罪证照片和目击者的报导文章。这些照片和文章是由滞留在南京的一些富有正义感的外国记者和教会人士所拍摄和记叙的。这些资料辗转交到国际友谊社，由《回声》首先向全世界宣布，并作为一种历史见证而剥去了日本侵略者的种种伪装，将侵略者的狰狞面目暴露于全世界人民面前。这些事情大大地触怒了日本军阀。1938年4月7日晨，日寇派遣特务3人，于光天化日之下，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公共租界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大华路口之公共汽车站上，暗杀国际友谊社负责人之一的刘湛恩校长。当时刘校长正带着他的儿子一起到沪江大学上班，当着他的儿子，暴徒连开数枪，刘湛恩校长当即倒卧在血泊之中。数日后，又在寰球中国学生会（少屏先生的寓所也在这里）的门房里扔进了一枚炸弹，“轰”的一声巨响，门房的一角被炸毁，门房的工友徐耕夫倒在血泊中。

　　少屏先生与刘湛恩先生同是国际友谊社的负责人，一起开展国民外交活动，而且少屏先生一贯力行反帝反侵略，因而日寇的这一暗杀恐吓事件预示着将会发生更为严重的威胁。况且刘湛恩先生在被害之前的几天，家里也被扔过一颗手榴弹，还收到了一篮放有他好友名片的水果，而刘校长的这位好友早已在二年前去世了，经过警方对这一篮水果的检验，发现这是一篮注射有剧毒的水果。当时刘湛恩校长接受了友人的劝告，已买好了船票准备在4月13日首途出国，谁料日寇竟然先下毒手！面对这个严酷的现实，少屏先生在挚友们的一再劝导下，决定暂避其锋，先去香港再作计较。

　　（七）菲岛殉国

　　 少屏先生抵港后不久，适值世界劳工组织（ILO）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第24届大会，他和朱学范先生等同去日内瓦参加会议，会后又回香港。在赴欧途中曾给其家人寄来一张新出的欧洲地图，地图上已把奥地利画入希特勒德国—第三帝国的版图中去了。少屏先生特意在地图上用红笔画上记号，教育其子女注意世界上法西斯独裁侵略势力的猖獗，和英、法当政者张伯伦、达赖第之流奉行绥靖政策造成的恶果。少屏先生对世界范畴的法西斯独裁侵略势力的暂时得势深为忧虑，而对那些短视的搞牺牲他国，求得本国暂时苟安的政客们叛卖人民利益的妥协行为十分愤慨。

　　1938年，中国的抗战形势很为严峻，继徐州、开封、安庆、九江的先后失守，10月份广州、武汉三镇又相继沦于敌手。这年的年底，国民党的副总裁，汪精卫逃到越南河内发表投敌“艳电”，赞同近卫声明，公开叛国。1939年8月19日，里宾特洛夫和莫洛托夫签订了苏德条约。1939年9月1日德国军队侵入波兰，欧洲大战于是爆发。接着是华沙的陷落，德苏瓜分波兰、苏联并吞波罗的海三国……在这全世界处于动荡中的局势下，中国的抗战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在民族国家的危急存亡之秋，少屏先生改变了他多年的功成身退不涉足仕途的初衷，于1940年1月受命出任我国驻菲律宾领事。早在1935年少屏先生曾参加上海市组织的赴菲观光团，此行他结交了不少当地知名的华侨和侨领，为这次担任外交使节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少屏先生到任后，即与总领事馆的同仁们一起于华侨中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并募集了大宗金钱物资，源源援助国内抗战。

　　1941年12月8日，日军在偷袭珍珠港的同时，便出动飞机轰炸菲律宾的各个军事基地，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了。12月22日，日军开始在仁牙因湾登陆并向马尼拉发动了钳形攻势。美军驻菲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鉴于形势，宣布马尼拉为不设防城市，并于24日撤往巴打半岛的科雷多尔要塞，麦克阿瑟还特意为总领事馆的官员们在专机上保留了座位并劝说他们同机撤离。但是，这些好意都被他们婉言谢绝了。因为他们一致认为，“身为外交官员，应负保侨重责，未奉命令之前，绝不擅离职守。”早在日军在仁牙因湾登陆之前，他们协同侨领，组织华侨成立战时服务团，设法安排文教人员疏散，指挥烧毁各种爱国捐款存据，救国公债登记表及其它重要文件，作好各种应变准备。鉴于当时中国政府委托美国印制的一船钞票正滞留在马尼拉港，为了防止落入日军之手，他们动员家属一起用刀具砍去钞票的一角，后因数量实在太多，又迫于时间紧急，便断然决定将整船钞票运往煤气公司销毁，使国家避免了一次可能遭受的重大经济损失。

　　1942年1月2日，日军占领马尼拉，实行全面的法西斯统治。除了对一般平民的抢劫、奸淫、烧杀外，他们重点目标是要破坏华侨中的抗日组织，因此首先就把矛头对准了总领事馆和抗敌会、总商会等组织。马尼拉沦陷的当天，日本驻菲副领事木原次太郎要求中国驻菲总领事馆承认汪伪政权，并扬言否则领事馆人员将被剥夺外交豁免权，人身安全也不受保障。日方的无理要求当即遭到严词拒绝。1月4日，日本宪兵队悍然逮捕了中国领事馆总领事杨光泩、领事朱少屏、莫介恩等八位外交官，先将他们关押于菲律宾大学的文学院。日寇采用劝降利诱等怀柔手段，企图利用他们在华侨中的威望以抚平华侨中的抗日激情。但是又被他们坚决拒绝了。日寇恼羞成怒遂于3月19日将少屏先生等八名中国外交官投入圣地亚哥炮台监狱。圣地亚哥炮台（FORT SANTIAGO）原为西班牙殖民者所建，当年菲律宾的民族英雄何塞·黎刹博士（DR·JOSE RIZAL 1861·6·19--1896·12·30）[注九]就是被西班牙殖民当局关在这个炮台监狱里然后被杀害的。日军将炮台下面的地下室充当牢狱，囚禁中、美、英、菲等爱国人士。炮台底层有一条通往巴士河的阴森的石砌隧道，每逢涨潮之时，河水沿隧道上涨至囚室，成为名符其实的水牢。日寇在利诱劝降遭到拒绝后，继之以威逼，妄图以各种酷刑来瓦解他们的斗志，但是对祖国忠贞不移的中华儿女始终坚持崇高的民族气节，誓不屈服于敌人的淫威。

　　1942年4月17日，日寇当局不公开地定下了少屏先生等八位外交使节的“罪状”：

　　1、抗日活动；

　　2、军事协助重庆政府；

　　3、扰乱治安；

　　4、抵制日货。

　　接着就宣告将他们八人处以死刑。下午一时许，日宪兵将少屏先生等八人秘密解往马尼拉东郊之华侨义山杀害。

　　据马尼拉光复后随同盟军登陆的“盟军司法调查团”的军官向在菲的四位被害外交官的妻子报告他们调查了解到的当时刑场上的情况：“八烈士那天排队待戮之时日军官竟然示意要八人的眼睛上扎上蒙巾布条，当时每位烈士都拒不用巾，致使那日本军官命令士兵们急急赶往八人背后去……烈士们同时也扭反身躯面对日兵……那一瞬间日兵才只得开枪射击。”少屏先生等八位烈士在临刑前仍能清醒地保持中国人民的浩然正气，与敌人作最后的斗争，这正是他们宁死不屈，决不向敌人作丝毫让步与低头的原则立场的表现，也是少屏先生一生立志报国的写照。他们的壮烈牺牲的情景将永远留在中华民族的良知中，他们的英勇事迹将永远写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上！

　　少屏先生牺牲的那一年，正是六十岁。少屏先生遗有妻蔡景明，子鸿杰、鸿隽、桐生、欧生、康生，女琴、玲、青、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