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少屏先生传略(2)

　　（二）办报生涯

　　自《苏报》案后，章太炎、邹容被捕下狱，《国民日日报》及《警钟报》又相继被查禁，一时报界士气消沉，正言不作。同盟会会员于右任先生等在上海有创设日报之议，而其时正值少屏先生被清廷缉拿，健行公学也遭查封，于右任先生乃邀请少屏先生协助筹办报社工作。经多方奔走，报纸终于在1907年4月2日（丁未二月二十日）正式创刊。新报纸取名《神州日报》。《神州日报》以其清新的文字，活跃的思想，给沉闷的上海舆论界带来了一股春天的气息。那报端不用清廷的年号，改用公元纪年，在当时更是一个大胆的尝试，且报纸以“神州”命名，更富有民族革命的色彩。

　　1908年2月，《神州日报》社经历了一场意外的火灾，报社被毁，而且又出现了内部的人事纠纷。于右任先生辞去了社长的职务，准备另外筹办一张报纸，并邀请少屏先生继续共事。几经周折，新的报纸终于在1909年5月15日在上海正式发刊。馆址设在望平街160号。这张报纸就是当时有名的《民呼日报》。

　　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字？于右任作了解释：“以为民请命宗旨，大声疾呼，故曰‘民呼’”。《民呼日报》果然不同凡响，5月15日这一天，创刊号一出版，很快就销售一空。这天的《民呼日报》，以头版头条的位置，发表了《民呼日报宣言书》的社论。社论中说：“《民呼日报》为何而出现者？记者曰，《民呼日报》者，黄帝子孙之人权宣言书也。有世界而后有人民，有人民而后有政府；政府有保护人民之责，人民亦有监督政府之权。政府而不能保护其人民，则政府之资格失，人民而不能监督其政府者，则人民之权利亡。”这篇社论明确地说明了《民呼日报》的办报宗旨。《民呼日报》以其鲜明的立场和泼辣的风格，大力宣传民族主义进步思想，揭露清廷官场的黑暗与腐败，鼓动民众起来革命。

　　时值大西北的甘肃地区，由于连年干旱，饥馑蔓延，出现了人吃人的惨象。《民呼日报》连续发表了《论升督漠视灾荒之罪》，《甘督升允开缺感言》等文章及大量的新闻报道，并在报上发起募捐救济灾民的活动。凡此种种触动了清廷权贵们的痛处，陕甘总督升允迫不及待地电令上海道蔡乃煌，以“侵吞赈款”的罪名诬告《民呼日报》，要蔡“厉行查办”。因为《民呼日报》社是在租界上的，蔡乃煌立即和上海公共租界总巡捕房相串通，于6月17日拘押了于右任先生等。此案审理时经少屏先生等延聘的律师在法庭上提出有力的法律与事实根据，证明确系诬陷，但当局拘捕于右任先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民呼日报》一日不停刊，于右任先生即使无罪也别想出牢监。为此，少屏先生和《民呼日报》的同仁们经过反复的权衡利弊，大家决定《民呼日报》停刊，以换取于右任先生的自由。果然不出所料，《民呼日报》宣布停刊后，会审公廨就以判处于右任先生一个“逐出租界”了结了这段公案。

　　《民呼日报》于出刊92期后停刊了，那些满汉官僚们弹冠相庆，自鸣得意，以为这下子终于拔掉了这眼中钉、肉中刺。但是，就在《民呼日报》停刊后刚刚45天，1909年9月29日，上海各报同时刊出了《民吁日报》的出世广告。广告刊出后的第四天，即1909年10月3日（宣统元年八月二十日），《民吁日报》正式发刊，并由少屏先生担任发行人，范光启先生担任社长，谈善吾先生担任主笔，于右任先生则退居幕后。《民吁日报》仍然继承《民呼日报》的革命的报风，以其犀利的笔锋，不断揭露清廷的腐败无能，反映人民的呼声。这年的10月26日，在东北的哈尔滨市，发生了一件轰动中外的爆炸性新闻：朝鲜爱国志士安重根，刺杀了日本前驻朝鲜总督伊藤博文。对这样一件大快人心的消息，上海的许多报纸害怕引起“国际交涉”，都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唯独《民吁日报》率先用大字标题作了报导，并配发评论。评论指出，日本垂涎东北，侵吞中华的野心由来已久，“伊藤的满洲旅行，非独为满洲，为全中国也。”接着，《民吁日报》于11月16日和17日两天的报纸上，载文披露了日本方面要求锦齐铁路建筑权之若干事实，对日本帝国主义妄图掌握中国经济命脉之野心作了揭露。而这时少屏先生是负责国际新闻编辑的。对此日本驻沪总领事馆照会上海地方当局，提出抗议，要求对《民吁日报》的“论说不当”迅予惩究。洋大人的一纸照会，使堂堂的清廷上海当局惊恐万状，18日即下令查封了《民吁日报》，19日又强行裁决：“此案关系中日邦交”，判决将《民吁日报》永远停止出版，机器不准再作印刷报纸之用。就这样，仅仅发行了48期的《民吁日报》又被中外反动势力勾结在一起扼杀了。《民吁日报》之被查封，引起了读者的骚动，街头巷尾，到处贴出抗议当局无理裁决之匿名揭贴。上海的中外各报对于此案也都发表了许多对会审公廨判决失当的评论。其中尤其是英文的《字林西报》和英文的《捷报》评论更为激烈。这件倒行逆施的暴政，又一次为加速清皇朝的崩溃，起了进一步动员中外舆论的作用。

　　《民吁日报》又被迫停刊了，但是少屏先生和报社同仁并不气馁，他们立意要东山再起。但是《民吁日报》的机器被当局判为“不准再作印刷报纸之用”并已转售给商务印书馆。虽然也收得了一些款项，但数目有限，难敷支出。而且于右任先生又是被判“逐出租界”的人，许多事情需要少屏先生奔走，当时少屏先生的继室岳麟书女士归宁嘉兴，少屏先生曾去嘉兴探望，因要继续为恢复办报的事奔走，故而去了不久就匆匆回上海。不料岳氏在嘉兴得了一场大病，而竟致不起。家中的人怕影响少屏先生的工作，没有告诉少屏先生。等到少屏先生得到消息，岳氏已去世一个多月了。少屏先生为了纪念岳氏曾写了岳氏的行述，并把它刊登在《南社丛刻》上，还在《丛刻》上刊登岳氏的遗像。岳麟书女士也是南社的社员，《南社丛刻》刊登亡友小影乃始于此。辛亥革命成功后，少屏先生以中馈乏人，续娶蔡景明女士于沪上，其弟朱葆芬（子湘）先生亦于同日与王乾龄女士结婚，兄弟同日办喜事，并由黄兴先生亲临上海为之作证婚人，一时传为佳话。婚礼中摄有照片，两对新人各居左右，黄兴先生站在中央。胡寄尘先生曾为之题诗：“一奁秋水澄如许，印出鸳鸯双复双”，就是记述这段佳话的。少屏先生前后三位夫人，元配周湘云女士，继配岳麟书女士、蔡景明女士，都是南社社员。

　　经过少屏先生和《民吁日报》社的同仁们的多方奔走，最后得到了同盟会会员、上海市商会会长沈缦云先生传奇式的资助，终于在1910年10月1日（宣统二年九月初九）重阳节的那天又创办发行了《民立报》。“民立”二字的含义是：“立定脚跟，为民喉舌，继续呼吁”。表示了继承民呼、民吁之传统，更加坚定地宣传革命思想的办报宗旨。

　　这时的中国社会，正处在一次伟大的变革的前夕，国内的政治动荡和人民的不满都已达到白热化的程度，预示着一场翻天覆地的大风暴就要到来，而《民立报》的影响则较《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更大。1911年4月27日（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在广州爆发了黄花岗起义，《民立报》在起义后的第三天，即迅速发出报导和评论。并且在这之后，连日刊载有关此次起义的消息和言论，革命党人被捕就义情形及照片、传略、遗作等等，历数月而不衰，使黄花岗起义的消息在当时信息阻塞的时代能迅速而持久地传遍了全中国。黄花岗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它的壮烈的情景通过新闻传播媒介强烈地震撼着炎黄子孙们的心，使全国的革命思潮，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就在《民立报》报导黄花岗起义25年后的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还记忆犹新地谈到当年《民立报》的这些报导曾深深地激动着这位当时还仅仅18岁的青年人，使他在激动之余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堂（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墙上，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公开发表政见。[注四]

　　不出半年，1911年10月10日便爆发了决定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的武昌起义。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象报春的雷声，唤醒了全国，引起了“连锁反应”。各省在武昌起义后，纷纷举起义旗，宣告独立，脱离清廷，清王室的统治顿时陷入土崩瓦解的境地。当时的形势瞬息万变，差不多每一天都有一个鼓舞人心的消息出现。《民立报》的同仁感到兴奋，受到鼓舞，为了把消息尽快地告诉给上海人民，报告给全中国。他们除了在报纸上辟出专栏，还增发了号外，大造革命舆论，大张革命声势。

　　武昌起义后，《民立报》又率先发出了邀请孙中山先生回国主持政局的呼声，代表全国人民的意愿提出了“兆众一志，全体欢迎”孙中山先生回国“救国救民”的要求。当时孙中山先生正在美国活动，于是决定立即取道纽约、伦敦、巴黎回国。孙中山先生也把自己给军政府的电报通过《民立报》来转交和公布，以此向国人表明自己的政治见解和胸怀。孙中山先生回国后，特意去《民立报》馆拜望报社同仁，同时以中英两种文字，亲笔题有：“戮力同心”的匾额送给《民立报》馆。不久，又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颁赠给《民立报》馆一张旌义状，以表彰《民立报》对革命做出的贡献。

　　事实上，《民立报》不仅仅是革命党人的一张报纸，民立报馆同时也是革命党人策划革命方略，指挥革命行动的一个机关。黄花岗起义前后，谭人凤、宋教仁、吕志伊、居正、陈其美、杨玉如等往来于上海、香港、汉口各地都以民立报馆为联络点。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成员也大多为民立报馆或与之有联系的人士所组成，当时上海的革命党人举行武装起义准备光复上海的许多决定就是在民立报馆研究的。

　　少屏先生牺牲后，于1946年夏在上海浦东同乡会由颜惠庆博士主持举行追悼会，年近古稀的于右任先生亲自从南京冒盛暑赶来参加并作了讲话，追忆青年时代和少屏先生共同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而经历的风风雨雨。1947年7月8日，国民政府在南京公祭我驻菲律宾总领事馆死难烈士时，于右任先生亲自到场并对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对少屏先生的一生作了介绍与评价。1947年9月3日，首都各界为菲岛殉难烈士们举行公葬典礼时，于右任先生又专为少屏先生亲笔题写了挽联曰：“报国填沧海，成仁重泰山”，并高悬于灵堂之右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