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少屏先生传略(3)

　　（三）南社的活动

　　1907年，少屏先生正在《神洲日报》工作，是年冬天，同盟会友刘师培（申叔、光汉）何震（志剑）夫妇，自日本回国。少屏先生和柳亚子、杨笃生（守仁）、邓秋枚、黄晦闻、陈巢南、高天梅、沈道非（砺）、张聘斋（家珍）等先生邀请刘师培夫妇在酒楼小酌，席间决定成立“南社”并赋诗摄影留念。这时刘师培夫妇表面上还是同盟会会员，而实际上暗地里已经背叛了革命，正秘密地向两江总督端方接洽自首，可能刘师培不愿过早地暴露其叛徒的真面目，他没有把这次聚会的情况向端方告密，不然，南社还没有正式成立就有可能胎死腹中了。南社的正式成立是两年后的1909年。那年的11月13日，参加成立会的南社成员们，先期聚集在苏州城内，当天一早雇了一只画舫，从姑苏城内摇将出来，直奔虎丘而去。成立大会的会址设在虎丘的张公祠，张公名国维，浙江东阳人，明末抗清志士，以兵败投水自沉。选择这个地方为会址，是有强烈的政治含义的。到会社员共17人，来宾2人。少屏先生为联群赴会的17“豪俊”之一。成立大会上选出陈去病先生为文选编辑员，高旭先生为诗选编辑员，庞树柏先生为词选编辑员，柳亚子先生为书记员，少屏先生为会计员。

　　南社表面上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文学社团，其实是一个集结革命知识分子，以诗文为武器，鼓吹民族革命，宣传推翻满清腐败统治的革命团体。它与孙中山先生组织的武装起义相呼应，正如柳亚子先生 所说：“我们发起的南社，是想和中国同盟会做犄角的。”少屏先生从南社成立开始一直到以后的新南社、南社纪念会等组织中都是最活跃的成员之一。南社（包括新南社、南社纪念会）的成员数以千计，而以少屏先生接触最广，几乎普遍认识，虽陈、高、柳三位先生也不及他。当时有不少蓄道德、能文章具有民族气节的爱国人士是经少屏先生介绍入社的，而其中有一个最引人注目的是申睨观。申睨观名柽。别署讪庐、青丘恨人，辽宁人，原籍朝鲜，为朝鲜独立党巨子（椐柳亚子先生《南社纪略》所载：传曾任大韩民国临时总统之职），因痛三韩亡国之惨，遂弃家西行，投身革命。少屏先生与之过从甚密并介绍申参加南社， 南社之有外籍社友，即从申睨观开始。

　　八十二年后的1989年（1907-1989），柳无忌先生（亚子先生的长公子）在为纪念少屏先生等在马尼拉一起牺牲的烈士们而出版的《魂系中华》一书写的序言中是这样写的：“南社的会务，包括财政、文书以及在上海雅集的筹备事宜，大部分由他担任，南社的地址设在他任总干事的寰球中国学生会。由于地利和人和的关系，他赴会的次数比任何人为多，南社十八次雅集，他只缺席两次。而那正是我父亲闹意见而退出南社的期间。”柳无忌又在《古稀话旧录》一书中写道：“所有的社员他都认识。没有他，南社的雅集是雅不起来的。”

　　少屏先生为人任侠好义，慷慨热忱，极善交际，亚子先生曾戏称少屏先生为“交际家”，在与亚子先生的交往中也能得到证明，柳亚子先生曾在他的诗篇中多次提到少屏先生的这种性格，如在1907年作的《怀人诗十章》中是这样描述少屏先生的：

　　“解衣推食寻常事，各有千秋志愿赊。莫道沪江轻薄地，市中还有鲁朱家。”

　　诗中引用了刘邦结交韩信，鲁国朱家仗义行侠，藏匿收留反抗当朝的仁人志士的典故。1908年亚子先生两次从黎里故乡去上海，每次都有诗篇相送，第二次去上海和少屏先生以及苏曼殊、邓秋枚先生等相聚时题赠给少屏先生的诗云：

　　“不妨游戏散天葩，侠气豪情总未差。复壁柳车辛苦甚，世人谁识鲁朱家。”

　　又一次以朱家比喻少屏先生。1909年柳亚子先生从上海返回故乡黎里，少屏先生送亚子先生到船上，亚子先生在归舟上又赋一诗相赠，诗中有云：“春申江水深千尺，不及朱三送我情。”朱三是少屏先生的昵称，亚子先生借用汪伦送别李白于桃花潭的典故来记叙他们两人间的情谊。

　　1911年秋，伍秩庸（廷芳）先生发起筹组《铁笔报》，后因忙于其它工作，遂将此事交少屏先生继续筹建。曾延请景秋陆（耀月）先生[注六]主笔政，少屏先生还延请柳亚子先生参加。当时景秋陆在日本，屡次给他打电报催邀他速归，但未能及时到任，报纸也因此而屡次更改出版日期。正在这时候武昌起义成功了，为了加强对武昌起义的宣传，少屏先生遂决定先办一个小型的报纸，取名为《警报》，少屏先生又邀请柳亚子先生和胡寄尘先生协助编辑并兼任校对，少屏先生则自译外国通讯社的电稿，并因陋就简地以《铁笔报》印刷厂的厂址为《警报》馆址，就这样一份短小精悍的报纸就立刻出刊了。由于《警报》的消息灵通，报导迅速，传播武昌起义后各地的动态很详尽，因此很受读者欢迎。《铁笔报》则因景秋陆先生始终未到任，未能出刊而夭折了。

　　1912年4月，少屏先生与柳亚子、林百举、叶楚伧、苏曼殊、李息霜（叔同，即弘一大师）先生等南社社员又在一起创办了《太平洋报》，少屏先生任经理，该报宣传民主政治，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反对军阀割据，是当时影响较大的革命派报纸之一。二十二年后，少屏先生和柳亚子夫妇等，同游杭州，曾促膝畅谈沪上报界旧事，亚子先生撰诗一绝曰：

　　“怒潮澎湃《太平洋》，知是文场是战场。坛坫主盟推小叶，朱、林、苏、李各飞扬。”

　　就是记叙这一段往事的。

　　1932年上海成立了“上海市通志馆”，柳亚子先生担任馆长，遂邀请少屏先生担任副馆长，协助其开展馆务。通志馆有五年的历史（1932-1937），这也是他们俩合作最密切的时期。这几年他们得暇曾相偕畅游江、浙各处名胜古迹，行踪所至，江苏有南京、镇江、无锡、苏州、宜兴，浙江有杭州、宁波、嘉兴、硖石等地。他们还曾应何香凝（廖仲恺夫人）先生之邀赴上虞（绍兴）与经颐渊先生（又名亨颐，经普椿之父，廖承志之岳父）等同游白马湖。他们最远的一次旅行是在1935年参加了上海市政府组织的菲律宾观光团，同游马尼拉与碧瑶风景区。在海轮上，柳亚子先生赋诗赠所有同舟共济的观光团团员，其中以与少屏先生交情最深，题赠少屏先生的诗中有：“ 年投赠尽囊诗，谷换陵移事可知。”之句，菲律宾之游尽兴而返，归舟途经广州，曾相偕献花圈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遗冢，并谒朱执信，廖仲恺“两贤”相联之墓道。将抵上海，亚子先生又有诗赠别少屏先生，诗中又提到他们相交三十年中桑田沧海人情世态的变化，不胜感慨地说道：“抵掌恩仇莫问天！”

　　1937年抗战爆发，上海沦陷，不久少屏先生即去香港，亚子先生于1940年12月13日离沪赴港，而少屏先生已于1940年1月离港赴菲律宾马尼拉任所，两位老朋友没能在香港重晤。1942年亚子先生在桂林写的《辛亥革命外史》一文中还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复闻少屏先生的音讯，感慨不已[注七]。1943年亚子先生又为少屏先生的眷属身陷敌后的上海，生活发生困难而多次向有关当局呼吁并提出具体解决办法，这些函件情真意切，爱憎分明，读之感人肺腑。1945年抗战胜利，亚子先生阅报看到少屏先生在菲律宾惨遭日寇杀害的确切消息，于九月十一日作诗一首，并有小序云：“太平洋战事起后，即闻少屏殉难马尼拉之耗，顾犹冀其不确也。顷见《中央日报》载华人公墓发现题名事，则知其无幸矣。”

　　其诗曰：

　　“恶耗四年今证实，交情载欲无言。影形踪迹终难忘，出处恩仇忍细论。不是坡公谣海外，竟同鲁国殉平原。东归倘觅经行地，白社黄垆尽泪痕。”

　　（四）辛亥上海起义

　　1907年夏，徐锡麟、秋瑾在安庆、绍兴先后被捕，健行公学也被查封，鼎吉里4号“夏寓”被迫撤销，清廷照会上海租界当局大肆搜捕革命党人。从这时起到1910年，同盟会在上海的活动几乎完全停顿，长江沿岸各省的革命工作也无所进展。1910年2月，在宋教仁先生倡议下，在东京发起召开十一省区的同盟会分会会长会议，讨论成立一个领导长江流域革命的机关。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酝酿后，1911年7月31日中部同盟会总部在上海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湖州会馆正式成立。为了便于公开活动，推进武装起义，少屏先生与马相伯、陈其美、翟绍伊、农劲孙、史家麟、章梓、李怀霜、程文卿、杨千里、陈鸳春、沈缦云、叶惠钧等先生组成中国国民总会于上海英租界汉口路之 里。成立伊始就以“民智闭塞、国势孱弱，非振作尚武精神，无以资自卫而谋富强”为名，公开登报招募志愿者组织“模范体操团”，实则对之进行军事训练，为武装起义作人员准备。这时少屏先生除参加中国国民总会的工作外还在《民立报》工作，一边还受命筹办《铁笔报》，与此同时还积极参加准备起义用的军火武器储运工作，他以岳丈家和《铁笔报》馆为转运点。不料，这些活动竟遭自己的堂兄到上海县衙去举发。不知上海县是有意保护还是一时糊涂，认为哪有兄弟之间告发这种要杀头的罪名之事，定是贪图钱财所致。因此，非但没有受理举发，反而以“逆伦”的罪名把前去举发的堂兄打了几十大板赶出了县衙门，因此少屏先生居然逢凶化吉，安然无恙。此事在当时的报纸上还以“丧心病狂”的标题，作为新闻登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