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谭熙鸿：辛亥革命战士 蚕丝改良先驱(9)

　　中年失偶，是人生之大不幸。谭熙鸿经不起如此沉重的打击，一下子病倒了，以致其代理北大总务长一职也无法履行，不得不由沈士远暂时接替。

　　1922年6月下旬，在陈纬君百日祭时，由蔡元培领衔以国立北京“八高校同仁及留欧同学”名义刊登启事，发起谭陈夫人追悼会，并与李大钊、李石曾、王世杰、肖友梅、张竞生、丁西林、李四光、沈士远、李麟玉等十位教授联名撰写《谭陈纬君夫人行状》一文，简介陈纬君生平，称颂其美德，寄托哀思。“夫人性和蔼，庄静，不苟言笑；尚勤俭，而深恶奢侈奇异之习尚；为人克己，而待人处事，皆极宽厚；虽仆役偶有过失，夫人亦皆以婉言正之。自律极严，不问男女，非道德高尚者不与友。夫人颇鄙视政治运动，而重视社会事业，于教育无比热忱，轻官吏与议员为不屑道。方期天假之年，为中国女界作之楷模，今乃不幸以染疾不治，与兹世长辞！呜呼痛已！”[28]陈纬君的去世，获得这么多大师级人物的哀挽，实属罕见。

　　爱妻去世后，生活还得继续下去。谭熙鸿在北大既任校长秘书，又兼授课，回到家里还要照顾年幼的孩子，生活压力相当地大，人一下子憔悴许多。

　　1922年9、10月间，在广州执信学校就读的陈纬君同父异母妹妹陈淑君，因陈炯明叛乱，广东局势不稳，故辗转北上，准备报考北京大学国文系。由于北京大学招生期限刚过，秋季已经开学，陈淑君报考不成，就寄住在谭熙鸿家，到北大做旁听生。

　　1923年1月16日，陈淑君原先的恋人、广东政法学校的学生沈厚培投书《晨报》，题目为《谭仲逵丧妻得妻，沈厚培有妇无妇》，称自己与陈淑君已有婚约，指责谭熙鸿道德沦丧。第二天，陈淑君也以《谭仲逵与陈淑君结婚之经过》为题，投书《晨报》[29]，声明沈厚培所述与事实不符，公开为自己辩白：自己与沈厚培“然实无婚约也。”“婚姻一事，纯属自由，何能勉强。今淑与沈君既无婚约之预定，与仲逵结婚，又纯出双方之志愿。”陈淑君表示《晨报》“竟据一面之词，不详究事实，为之披露，并加按语，似非忠厚谨慎之道。淑今切实声明，淑与仲逵结婚，纯本乎个人自由，双方志愿，第三者实无置喙之余地。此后如有此类之函件，及关于此事之无理之批评，淑认为侵犯淑个人之自由，自有法律为之维持，淑则一概不屑为之置辩。”[30]

　　谭熙鸿是北京大学的名教授，陈淑君是汪精卫的小姨子，两家都是社会名流，事情又刚好发生在新旧思潮冲突最尖锐最激烈的北大，一时间对事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场被冠以“A先生与B女士事件”的谭、陈联姻，经各方媒体炒作，由北京波及到全国，闹得沸沸扬扬，满城风雨。这场风波由于谭熙鸿的北大同事张竞生的介入，更是将这场悲喜大戏的剧情推向了新的一幕。4月29日，北大教授张竞生在《晨报副刊》发表了《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一文，公开为陈淑君辩护。张竞生认为，爱情的定则主要有四项：（一）爱情是有条件的。（二）爱情是可比较的。（三）爱情是可变迁的。（四）夫妻为朋友的一种。以这个爱情四定则来衡量和判断陈淑君的爱情选择，是无可厚非的。张竞生这惊世骇俗的爱情四定则理论一经刊出，舆论大哗，由此而引发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关于爱情的大讨论，先后有梁启超、鲁迅60多位学者都关注或参加了大讨论。这场大讨论是对封建意识与传统礼教的正面冲击，是对妇女解放与恋爱自由的全面启蒙，是对男女平权与两性关系的全新诠释，昭示着一个时代的巨大进步。这场大讨论同时也伤害了谭熙鸿夫妇，使谭熙鸿备受所谓“绯闻”的压力，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他在社会上的名誉和在北大的威信。但谭熙鸿身正不怕影子斜，他忍辱负重，默默工作，仍继续担任北大评议会的评议员，认真履行教授治校的职责。努力筹建北大生物学系，亲自谋划生物学系的队伍组建、课程设置、标本采集、招收学生等工作，并担任了北大生物系第一任系主任，书写了中国现代生物学的灿烂篇章。此后大半生，虽然绯闻或谣言总是如影子一样跟随着他，但他心胸开阔，淡然处之，牢记孙中山的教诲，以事业为重，把毕生的心血奉献给中国现代生物科学。

　　这场大讨论为何会搞得如此轰动呢，其实有一个巨大的黑手在操纵着，而这只黑手不是别人，正是事件当事人陈淑君的姐姐陈璧君。谭熙鸿与汪精卫作为连襟，又同在法国留学，双方一直十分相敬，抗战以前并无恶感，但与陈璧君关系不睦却由来已久。陈璧君是富商之女，性喜豪华，谭熙鸿是平民出身，生活简朴，两人从生活习惯到思想意识都大相径庭。陈璧君生母卫月朗是老同盟会员，许多革命党人流亡南洋，食宿在陈家，都得到卫月朗的照顾，对孙中山的革命有很大的资助。而陈璧君对这些老同志随意差使，客人则大多敬让三分。而谭熙鸿却偏不买账，甚至当众驳诘，且二人个性甚强，各执己见，互不相让，屡生不快。这些状况蔡元培、李石曾等都曾看在眼里，蔡元培力邀谭熙鸿到北大工作还有一层原因，就是为缓和谭熙鸿与陈璧君之间的紧张关系。陈纬君去世后，陈璧君原以为谭陈两家的这门亲戚关系就可以就此了断，不曾想陈淑君自主婚姻，又将已经断线的风筝连接起来。谭熙鸿成了陈家的双料女婿，陈碧君怒不可遏，力加破坏，于是就导演了这一幕闹剧。

　　陈璧君在广州的势力很大。1924年谭熙鸿参加国民党“一大”期间，有好心人劝谭熙鸿晚间不要单独外出，免遭不测。此事连陈家的亲戚都认为“璧君逼人太甚”。最后在选举中央委员时，由于陈璧君的阻扰，除谭熙鸿一人外，留法元老及北京特区特邀代表全部进入决策层。

　　1927年奉系军阀入关，大肆捕杀进步知识分子。4月，李大钊被军阀张作霖逮捕，惨遭杀害。北京的形势十分严峻，北大不少教授离京南下。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把谭熙鸿一家接到天津，住在张府，张伯苓之子张锡羊为谭熙鸿购买船票，托运行李，谭熙鸿从海路回到上海。不久，受邀去了杭州。

　　创建农校　改良蚕丝

　　中国国民革命的的发源地在广州，谭熙鸿离京南下为何选择杭州，原因之一，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由汪精卫当家，当时谭熙鸿为第二次婚姻与陈璧君闹翻，还受阻于决策层外，遂决心摆脱政坛，另辟蹊径。原因之二，1926年底，随着国民军北伐节节胜利，国民党中央委任张静江、蔡元培、马叙伦、蒋梦麟陈其采、褚辅成等11人为攻克杭州城后的浙江省政治会议的委员，张静江为主席。谭熙鸿与张静江、蔡元培、马叙伦、蒋梦麟等人在法国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愿助其一臂之力。原因之三，蔡元培和李石曾曾有探讨，欲仿造法国教育制度成立“大学区”的计划，先以浙江、江苏、北京三地为试点，每个区设一个大学，领导学区的教育，另外还设立一个劳农学院。谭熙鸿就是基于以上三点选择了南下浙江杭州。

　　1927年5月，谭熙鸿任公立浙江农业专门学校校长，该校在杭州近郊笕桥。8月，浙江农业专门学校扩建为国立第三中山大学劳农学院，谭熙鸿任院长。劳农学院设农艺、森林、园艺、蚕桑和农业社会5个系，学制为三年本科，毕业生统称农学士。1928年7月1日，劳农学院随校名改变而成为“国立浙江大学劳农学院”，最后名为浙江大学农学院，谭熙鸿继续担任农学院院长。学院设桑蚕系，同时蚕桑系学制四年本科，谭熙鸿兼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