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谭熙鸿：辛亥革命战士 蚕丝改良先驱(7)

　　七、1926年3月12日，冯玉祥国民军与奉军作战期间，两艘日本军舰护卫奉系军舰进入大沽口，并炮击国民军，守军死伤十余名。国民军开炮自卫还击，将日本军舰逐出大沽口。第二天，日本公使向当时执政的段祺瑞政府提出抗议，要求国民军撤去大沽口防御设施，否则，“决采取必要之手段”。帝国主义的这种野蛮行径，激起了北京人民的愤怒。3月16、17日，在北京的国共两党开会，决定组织各学校和群众团体。在天安门集会。3月18日上午10时，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北京市党部，中共北方区委、北京市委，北京总工会，学生联合会等团体于80多所学校共约5000多人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的国民大会”大会决议：“通电全国一致反对八国通牒，驱逐八国公使，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军舰，电告国民军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而战。”大会结束后，游行请愿队伍按预定路线，到达铁狮子胡同（今张自忠路），在段祺瑞政府国务院大门前的广场请愿。段祺瑞政府竟然下令军警用棍棒殴打、挥刀砍杀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甚至向他们开枪射击。在这场血腥的大屠杀中，有47人被打死，近200人受伤，死者中为人们所熟知的有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刘和珍，鲁迅称这一天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然后段祺瑞政府又下令通缉徐谦、李大钊、李石曾、易培基、顾孟余五人。吴稚晖、陈友仁、陈启修、朱家骅、蒋梦麟、马裕藻、许寿裳、沈兼士、陈垣、马叙伦、邵振青、林玉堂、萧子升、李玄伯、徐炳昶、周树人、周作人、张凤举、陈大齐、丁维汾、王法勤、刘清扬、潘廷干、高鲁、谭熙鸿、陈彬和、孙伏园、高一涵、李书华、徐宝璜、李林玉、成平、潘蕴巢、罗敦伟、邓飞黄、彭齐群、徐巽、高穰、梁鼎、张平江、姜绍谟、郭春涛、任人庆等四十八名参与者都上了黑名单[17]。李大钊、徐谦、鲁迅等人被迫转移，国共两党的领导机关则迁入苏联使馆。

　　1927年，李大钊被军阀张作霖逮捕，惨遭杀害。谭熙鸿被迫离开了给他留下一辈子都难以忘怀北京大学，南下杭州。

　　北京七年　三事难忘

　　以上是谭熙鸿在北大的七年中积极参与或投入的反帝反军阀政府的革命斗争。然而在北大的七年中，给谭熙鸿一辈子都难以忘怀的有三件重大事情，一件是第一次国共合作，为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奔波；一件是为之努力的北大生物系在谭熙鸿的艰苦努力下创立；另一件是家庭变故，引发了全社会对“爱情定则”的大讨论。

　　一、自从谭熙鸿离开孙中山到北大工作，然孙中山对他及北方的革命运动仍非常关心，他们保持经常的联系。谭熙鸿与李大钊，本无渊源，虽同在北大任职，但谭熙鸿为哲学系教授，李大钊为图书馆主任，可为一般的相识，但以后他们在一系列爱国运动斗争中朝夕相处，交往密切；在北大评议会活动中能互尊互信，遇事都开诚布公的商讨，双方的关系更为密切。他们参加了历时四个多月的“索薪斗争”；在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各校教职员联席会议上谭熙鸿为副主席，李大钊为刊物总编；发起参加北京“国立八校教职员太平洋问题研究会”；一起发起俄国灾荒赈济会；一起参加裁兵运动大会；一起参与组织发起“非宗教同盟”，并当选干事；一起组织“驱彭挽蔡”斗争等。谭熙鸿与李大钊的交往中，对他的人品和无私的精神深深地折服。1922年冬谭熙鸿向校长蔡元培推荐李大钊，接替他担任北大校长室秘书，得到了蔡元培的同意。[18]

　　由于谭熙鸿与孙中山、李大钊之间的特殊关系，他也就自然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联络者。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孙中山与李大钊的交往，不少是通过谭熙鸿联系的[19]，孙中山还介绍李大钊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

　　谭熙鸿曾说“三大政策”最早还是李大钊等共产党人提出来的，是他把这些情况及时反映给孙中山。革命斗争的实践使孙中山清醒地认识到“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20]。同时“三大政策”要冠以实施，必须要有强大的舆论支持和众多基层国民党人的拥护，谭熙鸿坚决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的政策，孙中山希望谭熙鸿与李大钊在北方能发挥一定的作用，推动北京学界造成声势。1923年下半年，谭熙鸿和李大钊等人多次会晤列宁派来的全权特使加拉罕，商讨邦交事宜[21]。通过不懈努力，在学校教授中形成了促成中苏建交的气氛，谭熙鸿和李大钊还联合北大40余位教授，两度上书顾维钧外长，敦促中俄建交。[22]

　　1924年1月5日，作为孙中山钦定北京特别区三名特邀代表谭熙鸿、李大钊、石瑛与推选代表等人离京赴粤参加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李大钊和张国焘先抵沪后转到广州。北大教授中国民党元老很多，孙中山唯独点名谭熙鸿、李大钊二人代表北京特别区参加，可见孙中山对他们二人在北方推行其“三大政策”所作工作的一种肯定与信任。北京代表团到达广州后，受到孙中山、廖仲恺等人的热烈欢迎。谭熙鸿到达广州后，立即参与国民党“一大”的宣言草案的讨论会，会议开了三天，在东山鲍罗廷的寓所举行，“参加的人除鲍罗廷、瞿秋白外，记得还有于树德、韩麟符、毛泽东、于方舟、夏曦、谭平山、李大钊、廖仲恺、戴季陶、傅汝霖、林伯渠、汪精卫、王法勤、谭熙鸿（常坐沙发上）等人。鲍罗廷就重点作了一些说明。然后由大家发言，记得发言较多的有守常老师、汪精卫、王法勤、毛泽东等人。”[23]到17日宣言才修改定稿。

　　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市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礼堂隆重开幕，孙中山担任大会主席并主持了大会。1月29日，李大钊谭熙鸿提“本党设立研究会”案，众议决交中央执行委员会酌夺。[24]当天，谭熙鸿还提议应以文字形式表示“本代表大会对于广东人亦应有一种诚恳之表示”案，获得通过，交由大会秘书处起草。1月30日，大会完成了所有议程后圆满结束。这次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改组了国民党，标志了首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揭开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新篇章。1月31日，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上，考虑到国民党中央“偏处广州，指挥各处党务，有鞭长莫及之感”，决定建立北京、上海、汉口三个地方执行部。

　　1924年4月20日，中国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成立。北京执行部下设秘书处和组织、宣传、青年、工人、农民、调查、妇女等七个部。下辖京、直、鲁、豫、热、察、绥、奉、吉、黑、内、哈、晋、甘、新等十五省区，由李大钊任组织部部长、马叙伦为宣传部长、丁惟汾渭工人部长、谭熙鸿为农民部长、王法勤为调查部长、于树德韦青年部长。在各地的执行部中，北京执行部的工作成绩最突出。

　　国民党“一大”闭幕后，谭熙鸿与李大钊从粤返京途中路过天津，就专程到南开大学拜会南开校长张伯苓，畅谈了国共合作的伟大意义，并在南开广泛宣传这次大会的精神。

　　孙中山革命数十年屡次遭受挫折，他从苏俄十月革命中受到鼓舞和启发，决心向列宁学习，建立革命政党和革命军队。1924年6月16日“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孙中山亲临发表演说。由于当时北方仍是军阀统治，李大钊、谭熙鸿从广州回到北京后，就在北京各校学生中秘密地为黄埔军校物色人选，招收学生，由李大钊、谭熙鸿等人代表北京执行部进行面试，择优录取。经反复遴选，孙元良、曾扩情、陈明仁、萧　洪、周惠元、胡　遯、陈以仁、韩绍文、张忠頫、王君培、陆　杰、石美麟、张鼎铭等人入学黄埔军校一期。为积极贯彻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努力建设一支为统一国家，救国救民，不怕牺牲的革命军，发挥了重大作用。其中孙元良（台湾电影演员秦汉之父）在以后的抗日战争中，奋勇杀敌，屡建战功。尤其打了最知名的三次战役，1932年的“一·二八”上海淞沪战役，1937年的“八·一三”中日上海之战，1944年底，贵州独山之战，成为抗日名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