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公张海清登上石门峰辛亥革命纪念墙

　　乙巳清明时节，静听冯翔演唱的《汉阳门花园》：

　　十年冇回家

　　天天都想家家

　　家家也每天在等到我

　　哪一天能回家

　　铫子煨的藕汤

　　总是留到我一大碗

　　吃了饭就在花园里头

　　等她的外孙伢！

　　……

　　又想起儿时记忆中的外公张海清，老人家就住在汉阳门花园附近的大堤口码头。我没有舅舅，这是外公的终身遗憾，仿佛人生缺了块压舱石。他育有三女，我的母亲张吉芝是长女。母亲晚年在《我的少年时代》书中，讲述着外公参加辛亥革命的往事，令我无比振奋。因为我的祖父、外祖父都是辛亥革命志士！

　　母亲1926年生于武昌黄鹤楼下，就读湖北省立实验学校附小。她聪明刻苦，志趣高雅，学习优秀，诗文并茂，受外公影响，还写得一笔好字。1937年“七七事变”，武汉沦陷，母亲失学，国难当头，为防不测，15岁小小年纪便早早嫁到我们向家……

　　晚年的母亲出了本书《我的少年时代》。1997年1月31日农历除夕，《长江日报》发表“特别的贺礼”，祝母亲70寿辰。此书现陈列在我们母子俩的母校武昌实验中学校史馆。

　　母亲在书中详细讲述外公的故事，特别是外公参加武昌辛亥首义的经历：

　　我父亲姓张名海清，汉川回龙湾人，生于光绪年间。幼年搭馆念书四年多，12岁时，祖父暴病身亡，无人负担他的学习费用，祖母痛心地对他说，环境变了，书读不成，就该学门手艺，于是拜师学裁缝。据说还备了一份厚礼，首先得替师娘做些杂活，一年之内，不让拿剪刀学剪裁。次年冬季，一户东家，请他师徒俩去做期货，拿出红色绸缎，要求缝制成套衣裤娶新娘。工程完成大半，不料，父亲烫衣不慎，烙糊了一只裤脚。当时师父大发雷霆，还用尺片朝他头上抽打，父亲双手护头，手被打青了，饭也未混到口，便跑回家躺在床上，伤心地痛哭着。第二天，跪在祖母面前苦求哀告，再也不去学裁缝了，就这样放弃了这门手艺。

　　未几，父亲就与同龄的年轻人，结伴来到武昌当兵。不久孙中山先生的反满运动发生，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当时父亲认识到，这个满清政府腐败无能，终究会给中国带来亡国的危险，便投身进这场伟大的辛亥革命，参加武昌起义。他是步兵，与满人持枪对杀，险些死于敌人的刀枪之下，与战友们结下生死之交。那时兵营在紫阳湖左旗右旗一带，他的上级领导是熊秉坤。

　　民国三年，父亲退伍领到一笔退伍金，及一枚起义纪念章，回乡娶我母亲，婚后一道返回武昌。父亲常言，有钱是汉口，无钱是旱坑。成家后如何生存？在士农工商中，他选择以商为业求生，与母亲开了家小饭馆。但手头没有多的资金，便四处求援，特别是要好的辛亥革命战友，凑齐几十串钱，租间房屋买来炊事用具，开业时，战友们纷纷前來祝贺。他俩细心摸索，学着做生意，月终结帐，除糊飽口，还有薄利，父母为寻找到生存之道高兴万分。大富靠命，小富要勤，在“勤”字上狠下功夫，从此就自劳自足地做起这项生意来。

　　父主外，母持内，感谢辛亥革命战友回头客的支持，生意愈做愈旺。工作量日渐加重，已感人手不足，便雇了个厨工，给母亲打下手。父亲信心十足地挂上一块木招牌，亲笔题写“云升旅社”。当时武汉三镇已正式成立了栈业工会，父亲参加了这一组织被列为丙等旅社，领取营业执照。并时刻以辛亥志士的身份，严格要求自己，按章缴纳税款。他们在这座武昌城，已经定居了12个年头，可说是根深蒂固，经济上有可靠收入，生活达到一般水准。但人近中年，尚无后嗣，总盼有个子女。直到民国十五年，我投胎来到他们温暖的怀抱，他俩喜之不胜，我给他们带来精神上的慰藉和乐趣，我是多么幸福啊！是年，北伐革命军兵临武昌，守城的北洋军实行长达40多天的封城。每天晚饭后，父亲锁上大门，一手提壶糖水，一手拿着草席尿布，母亲握把大扇，怀抱着我，一家三口上花园山天主堂避难。因为是外国传教士办的，与租界一样，官兵不敢进去胡作非为。

　　天长日久，父母有了一定蓄金，母亲又当掉首饰，凑足一笔巨款，顶押海马巷15号的这幢房屋。时至今日整个房屋的结构，还记忆犹新：这栋房屋有大中小三个天井，一口取水井，上下两间堂屋，楼上楼下共19间房。后有一个小院落，院落一角是厕所，另有一块场地，上盖着瓦，当厨房使用。有大门、格门、腰门、后门，走道也很宽，是一幢古典两层楼对厅的建筑。在顶押期内，有着过渡产权，接手后，又新加修理，安装电灯，那时，使用电灯照明极为稀罕。并购制成套的器具，设施完备，一应俱全。下堂屋有乒乓球桌、邮箱、瓷鼓凳，有开饭的几张桌子，墙壁上悬挂孙文遗像和遗嘱。天井里有绿色金鱼缸，缸中几尾金鱼游曳，供人观赏。上堂屋有中堂字画，山水人物，还有牛角挂书古意图案，香案上置大瓶、大镜、大座钟、帽筒、香炉、烛台等全套铜器及水仙花盆等，案前摆两张能方能圆的白木桌，两侧是罗汉椅配茶几，真是桌光椅亮，颇显排扬，具有兴隆气象。

　　我就在家对面的省实验学校读小学。受父亲的影响，尤爱诗词歌赋，墙报上常有我的习作。其中这首唸四年级时看见同学因在校园私放风筝受到批评写的《学鹰飞》，反被选刊在校作文墙报上，终身不忘：

　　父亲语重心长对我说，他膝下无子，我就是长子。今后若家境不变，只要我有读书的天资，无论在物资上还是精神上，都竭力支持培养。

　　父亲为人忠诚，性格和善，待客厚道，由于童年时，受过当徒工的苦难，总忘不了那段往事，所以对请的师傅们总是和颜相处，同桌共餐。他说，我们是搭伙求财，没有主雇之分。时而买回戏票，趁他们得闲，请师傅与茶房看戏爽心。经营上，父母警惕慎重，禁赌、禁鸦片、非夫妻关系室内不许留宿女人，一直坚守正派营业的道德风尚。父亲对栈业业务熟稔，自己又是辛亥首义同志，工会有重要会议，总要邀他参加，在正式场合，言行举止得体，深受同行的尊敬。

　　我家的生意分淡季和旺季，每进腊月到正月属淡季，这时旅客极少，母亲就把大炉停火，用个小提炉，做我们一家人的饭，很省事。到了正月，母亲每年总要领我过江去归元寺烧香，数罗汉求个吉利。我家曾被盗两次，损失了父亲心爱的古董，此后，父母不再同时外出，家里必留大人照管。父亲爱看古戏，趁年头饱享眼福，多欣赏几曲古戏；母亲不懂戏，父亲就买好魔术杂技票，让母亲开心开心。一个观魔术杂技，一个看古戏，无论谁去，都要带着我，我成了中心人物。每次出门，母亲总要给我打扮一番，这时候的我，过着甜蜜一般的生活，天真又快乐。到了早春二月，生意开始忙碌，就很少外岀了。

　　1937年“七七事变”，蒋介石消极抗战，日本侵略军疯狂血腥杀戮迅速占领中国的半壁江山。南京、九江相继沦陷，武汉三镇大街小巷都是外地的难民。我班56名学生，不到一个月锐减一半；家乡沦陷的老师纷纷告假，学校不得不关门停课。我从1933年秋启蒙，至1937年秋被迫失学，整整接受了四年教育，度过美好的金色童年。母亲在写这本书时，作诗《记当时时局》：

　　国难大劫，社会动乱，外公外婆心力交瘁，既要料理守着“云升旅社”这份产业，更耽心着三个女儿的安全。经过慎重思考，决定送从未烧过火做过饭，年仅11岁的母亲，还要带着好哭的次女回到无至亲依靠，令外公早年心酸的故乡避战难。

　　母亲从人要忠心，火要空心，才没烟熏，到炒菜要旺火，煮饭要匀火，学习做饭。拾柴，担水，洗衣，补衣，钉钮扣，照顾妹妹……独立承担生活的重担，经过春夏秋冬一年孤儿般生活的磨练，迅速成长起來。武汉吃紧，邮路中断，传言纷纷，忽闻武昌凤凰山落下一颗炸弹，死伤多人。凤凰山是高射炮重地，与母亲读书的实验学校一墙之隔，对面就是“云升旅社”的家。她惦念双亲的安全，越想越可怕。

　　乡下也紧张起來，商品抢售一空。母亲也上集镇买点日用品，突然发现远方外公背着大包小袋，外婆背着小女儿，从汉口长途跋涉一步一步回到汉川故乡。母亲在书中写道：

　　我母亲双眼红肿，哽咽哭诉：武汉近日将失守。儿啊！我们无家可归了！原指望“云升”可养命防老，现全部破产，一贫如洗，我将终身失靠！

　　父亲在旁说：你们要哭就在这里吐完苦水，不要把悲伤带进村子。别人见了，是不高兴的。

　　……

　　1940年母亲刚15岁，外公外婆张落她的婚姻大事。母亲写道：

　　她（外婆）唤我进屋，顺手掩闭房门，我坐在床沿上，她紧贴我身边，亲切唤我一声：“儿呀！自从战争爆发，几年来，你身受磨难，受苦了。原来供你读书，打算长留在我们身旁，配合海马巷那份资产，继承‘云升’的那块招牌，将来是我二老晚年的依托。如今‘云升’彻底破产，时局混乱，何日安宁，尚不知晓，经再三思考，现为你物色好婆家。对方姓向，老公爹是本县县长，是位抗日的知名人士，有田产房屋，又是书香门第，颇算富裕。男儿是个童郎，长你三春，我已过目，是个本份好青年，以后你过门去还有继续学习的机会。我与你爹决定同意开亲，安排你的终身大事，我也放下一桩心事。”

　　出嫁上轿时，双亲和我有说不完的千言万语，至今我还记得父亲这段铿锵有力的话语：吉芝！你是身逢乱世，父母没有厚嫁妆陪给你。同时又理直气壮地说：“世上嫁女分三等，上等之人，养女陪女；中等之人，养女嫁人；下等之人，养女卖女。我张海清也参加了辛亥革命，是堂堂正正的中等人，不向对方索重金！”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数十年来，从未开口向对方借过一分半文，没有要事从不空手来吃顿白食，总是以不卑不亢的态度对待这门亲家。

　　外公没有留下一张照片。我不知道老人家什么时候去世的，更没参加他的葬礼。退休后，我曾寻找过外公的坟地，却只闻到随风摇曳金灿灿稻谷的芳香。耳畔飘进歌声：

　　铫子煨的藕汤

　　总是留到我一大碗

　　吃了饭就在花园里头

　　等她的外孙伢！

　　……

　　外公的音容笑貌渐渐清晰些许。

　　今天，我要告诉您，您的名字镌刻在武昌石门峰辛亥革命纪念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