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谭熙鸿：辛亥革命战士 蚕丝改良先驱(12)

　　1934月1月，全国经济委员会蚕丝改良委员会成立，主委为曾养甫，此时曾养甫奉派为浙江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正在浙江筑路修桥。该会常务委有谭熙鸿、沈百先、张公权、冷通、胡笔江、薛寿宣、吴申伯、葛敬中、何尚平等共九人，谭熙鸿则任该委员会首席常务委员兼代主委。该会为了扩大宣传和影响，发行量一本英文版的SILKDAILY（丝业日记）杂志，卷首分别刊登曾养甫和谭熙鸿两位中国蚕丝业领导的照片和说明。由于以前在浙江推广蚕种改良取得了一些成就，积累了一套工作经验，培养了一批蚕种改良骨干，现在全国经济委员会蚕丝改良委员会的成立，将中国蚕丝改良运动推向了高潮。蚕丝业改良运动着力推广改良种，取缔土种、设立各种蚕业指导机构、设立农村蚕业合作组织、更新缫丝设备、改替生丝外销，另外还有茧行统制、茧价统制、推广秋蚕、丝厂联合等等。蚕丝改良委员会还编辑出版《中国蚕丝》杂志，3年中共出21期，又编《蚕丝统计月刊》两年。对此，“国际联盟”还派遣了著名的意大利蚕丝专家马利博士驻华，在蚕丝改良委员会充当顾问，协助谭熙鸿工作。谭熙鸿和马利博士之间都是用法语或英语直接交流，沟通没有障碍。他们还时常去江南农村调研，发现问题及时与相关部门协商解决。每天都形成工作日志，还做专题考察报告，径送“国际联盟”备考。

　　谭熙鸿不断地下基层，走农村，积累了不少的原始数据，先后发表了“关于振兴中国实业的几点意见”，“七年来中国林政设施之回顾”，“民国二十四年国际丝业之检讨”，“一年来国内蚕丝业之回顾”，“当前我国蚕丝产销事业应有之动向”等文章，对上世纪三十年代我国的林业、蚕丝业的发展做了深刻的阐述。

　　随民族危机的日益加剧，“科学救国”思想一度升温，中国科技界人士面对中国的社会现实提出用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科学知识改造中华民族，推行科学化运动，寄希望用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科学知识来改造和挽救中华民族。以实现“科学社会化”和“社会科学化”为最终目标。1932年11月4日，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在南京青年会礼堂正式成立，以“研究及介绍世界科学之应用，并根据科学原理阐扬中国固有文化，以致力于中国社会之科学化”[35]。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在南京正式成立，会议通过了《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章程》，并选举产生了第一届董事会，董事会人员任期三年。吴承洛、陈有丰、顾毓瑔、陈立夫、张北海、陈果夫、邹树文、余井塘、徐恩曾、谭熙鸿、胡博渊、魏学仁、张道藩、吴保丰、张其昀为第一届董事会董事。之后，北京、天津、上海等地陆续成立了一批分会，中国科学化运动随之展开。中国科学社、中华自然科学社等其他科学社团积极呼应，为运动的开展推波助澜。依仗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和各地分会的精心筹划，诸科学社团的积极响应，中国的科学化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在民国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迹。

　　由于谭熙鸿致力于经济建设卓有成效，1935年国民党“五大”召开，谭熙鸿被推选为大会代表。当时与谭熙鸿一同出道的以及不少他的学生都进了高层领导层，基于谭熙鸿的经历与威望，不少人都希望谭熙鸿能在选举中央委员时答应参选。按照规定，参选人必须先表态愿意参选，其他人才能助选。谭熙鸿牢记孙中山“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的教诲，无意参政；且谭熙鸿的“蚕丝改良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不小的成就，愿意继续走“实业救国”的道路，婉谢了国民党同仁的好意。

　　积极抗日　主抓经济

　　1931年，日军制造“九•一八”事变，短短六个月内侵占了中国东北全境，建立了“满洲国”。日本的侵略行为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1934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提出了抗日救国“六大纲领”，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暴发“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全国各大城市纷纷响应，罢工、罢市、罢课，强烈要求政府立即停止内战，出兵抗日。

　　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的冲击下，在中国共产党合作诚意的感召下，同时从国民党本身的利益出发，蒋介石感到“围剿”共产党、“围剿”红军的政策难以继续推行下去了，不得不考虑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吁。蒋介石在国际、国内都设法和中国共产党“搭桥”，在国内指派陈立夫主持这项工作。陈立夫受命后，不便亲自出面，于是交给他的亲信曾养甫办理。由于曾养甫与谭熙鸿关系甚好，谭熙鸿在“国共第一次合作”中与共产党人李大钊合作也非常默契，为此曾养甫多次与谭熙鸿商谈，并且找到了他们共同的好友、曾养甫的部属谌小岑，经谌小岑的努力打通了与共产党的联系。

　　1936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又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正式提出“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救亡。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以大局为重，竭力斡旋，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迫使蒋介石公开接受停止“剿共”，联合抗日的方针。之后，国民党决定召开不包括共产党的各党各派、各界名流参加的谈话会，进一步商讨国是，统一认识。谈话会于1937年7月16日在庐山图书馆开幕，邀请了全国各大学教授、各阶层与各党派代表与会宾主共158人，分政治、经济、外交、教育四组，先开大会后分组讨论。谭熙鸿受邀参加了此次谈话会，会上谭熙鸿和蒋梦麟、胡适、张伯苓、梅贻琦等积极拥护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方针。主战派发言踊跃，群情振奋，整个会场充满热烈、慷慨的气氛。蒋介石也只得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36]

　　在“庐山谈话会”上，张伯苓告诉谭熙鸿，中日一战在所难免，应当做好准备，万一战事吃紧，欢迎谭熙鸿全家去重庆居住，此前张伯苓已经在重庆开办了一所南开分校（时称南渝中学）。1937年7月29日，美丽的天津南开园惨遭日寇炮火蹂躏，至8月1日，南开整个校园成为一片废墟。

　　11月12日，日寇逼近南京，张伯苓再次来函邀谭熙鸿赴重庆，谭熙鸿决定举家赴渝。当时国民政府尚未宣布迁都，但长江轮船已经非常紧张，不易上船。11月20日谭熙鸿全家分乘两辆小轿车，从南京出发，经黄山、南昌、长沙到达汉口，再转乘长江轮入川。当时正值张伯苓应李宗仁之邀在广西演讲，得知谭熙鸿到重庆，特意电告南开派人及车辆到码头等候。

　　南开学校建在离重庆市中心15公里的沙坪坝，环境清静。当时学校的生活区已经住满了人，张伯苓正在另建一栋两层楼房，院内有厨房、盥洗室等，供谭熙鸿全家居住，室内配齐家具及生活用品。抗战八年，谭熙鸿全家一直居住在此津南村，与张伯苓为邻。

　　1937年12月31日，在国防最高委员会会议上，国民政府决定将实业部、全国经济委员会、建设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第三部和第四部、资源委员会等机构进行合并，成立经济部。谭熙鸿到达重庆后在经济部任技监并兼任经济调查委员会主委。技监为技术人员的最高官职，在国民党政府的交通、铁道、实业、内政等部都设有技监一人，技监的任务是秉承上级命令，掌管技术业务，并指挥、监督所属技术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