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志未酬身先死——记祖父、辛亥革命烈士于镛于阳春

　　祖父于镛，字春暄（1879-1912年），是早期的同盟会员，也是辛亥革命在胶东的先驱人物之一。1912年（民国元年）2月，壮烈牺牲在反动势力的屠刀下，距今已79年了。一个多世纪以来，风云变幻，人事沧桑，志同道合的革命党人早已故去，我作为小字辈，实难为他立传，因为，他离开那个混浊的世界24年之后，我才来到了人世间，关于他的经历和他的事迹我知道得极少。

　　小时候，奶奶和父亲从不提及祖父，好象我们兄妹根本就没有祖父一样。记得我8岁那年的清明节，父亲第一次带我到于氏家族的墓地去扫墓。那是一个细雨蒙蒙的早晨，整个墓地被密密麻麻的高大的柞木树笼罩着，烟火缭绕，气氛异常肃穆。父亲先将纸钱分挂在迎春花枝条盘结的每个祖先的坟头上，然后领我按辈份逐一磕头。当他领我走到一个又矮又小且没有迎春花枝条的坟头前时，对我说：“磕头，记住，这是你爷爷的坟。”顿时，在我幼小的心里产生了疑虑，好奇地问道：“爹，别的坟头都那么大，坟前都立有石碑，爷爷的坟头为什么这么小？怎么也没立碑？”爹阴沉着脸，好久不予回答，最后冷冰冰地说：“别问啦，快磕头吧！你奶奶还活着，怎么能立碑呢！”头是磕了，但我心中的疑团仍未解开。第二年清明节，爹照例带我去扫墓，当走到爷爷那矮小的坟头前时，又勾起了我的疑问，因我发现，爹从我懂事的时候起，对爷爷的事总是持回避态度。怕自找没趣，就没敢再问。扫墓回来，我实在憋不住了，趁爹不在眼前时悄声问奶奶：“爷爷的坟头为什么那么小？”奶奶唉声叹气地说：“那是你爷爷的假坟，坟里埋的是他生前戴的帽子和穿过的衣裳、鞋。”“为什么给爷爷埋假坟？”我又问。奶奶说：“你爷爷死在外面，找不到尸首了，死后好几年才埋了假坟。”我又问：“他是怎么死的？”奶奶说：“他是革命党，被坏人杀了。”奶奶虽是名门闺秀，但不识字，平时三门不出四户，尽管她说爷爷是革命党，究竟是革谁的命的党，她也说不清楚。我当时刚上小学，也不懂革命党是什么意思，也不知爷爷是被什么样的坏人杀的。此后好多年，我再也不问爷爷的事情了。

　　1959年10月，国庆十周年的时候，我到北京去参观十大建筑。有一天到王府井去逛书店，在翻阅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革命通史》时，突然在“辛亥革命在山东”一节里，发现了祖父于镛的名字，书里说他是辛亥革命在胶东的先驱者之一。这时，我才知道祖父是搞辛亥革命的革命党人。

　　1960年春天，我在《大众日报》社工作时，参加了省里一次会议的宣传报道，在翻阅出席会议的名册时，突然发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赵泮馨。我虽然不认识他，但早在50年代初，我在中国人民银行文登中心支行工作时，就十分崇拜他的书法，他在文登城留有许多牌匾，隶书和行书极见功力。当时在文登还流传着关于他的许多轶闻，说他是一个老秀才，荣成人，曾当过国民党文登县的县长，因不肯签字杀人而弃官为民，成为文荣威一带的名士。在那次会上，我急于找到他，向他求教书艺。但一打听，他因年老体弱没有来参加会议，常年居住在青岛。1960年10月，我到青岛采访，突然产生了去造访赵老先生的念头。一天上午，我终于在青岛一处临街的平房找到了他。那时，他已是古稀之年，白髯垂胸，精神矍铄，乡音不改，很健谈。闲聊中，他发现我也是胶东人，便问：“你府上是哪个县？”我说：“我是威海人。”他又问：“威海市里吗？”我说：“威海市东涝台村。”他沉思片刻，又自言自语地说：“东涝台还有我一位最要好的同学，也姓于。”“他叫什么名字？”我问。赵老先生不以为然地说：“你是不会认识的，他已经过世近50年了，他叫于镛，字春暄。”我一听大吃一惊，忙说：“赵老，不瞒您说，于镛是我爷爷。”赵老先生捋着胡须，用怀疑的目光审视着我。为解除他的怀疑，我详细叙述了我家的环境及奶奶的情况。他听后一拍大腿说：“对，你家前后三幢房，最前面是个大院，大门口有座石桥，桥下是一条小河……你爷爷兄弟三个，于镛为大，小名大圣，主张革命救国，是搞辛亥革命牺牲的；老二一生奔波，做了一辈子宗教救国梦；老三从文，总是不得志，中年流落海参崴……我年轻时经常到你们家去开会，你家的情况我了如指掌。”说着，他撩开门帘，走进里屋。转瞬间，他手拿一本书从里屋走出来，欣喜地对我说：“你看，这是我为你爷爷写的传。”我接过书一看，书名是《辛亥文登五十九烈士传》。翻开“于春喧传”那一章，我目不转睛地拜读着——

　　“烈士春暄，讳镛，姓于氏，东海望族也，世居山东文登县威海卫东涝台村。曾祖懿德，祖复，父庆余。烈士生而颖悟，玩好异常儿，祖若父母皆奇之。年八岁，出就外传，即知读书以报国为本，但生长乡曲，无入新学门径，只得攻诗文以为进身之阶。十七岁赴童子试，屡列前茅。二十四入烟台毓材学堂，始习科学。即于是年入泮宫补弟子员，时清光绪二十八年也。次年留学日本东京洪大学校。光绪三十一年，即入孙中山先生创立之同盟会。又次年秋，因日本取缔中国留学生，与诸同志愤而归国。越明年，与同志谢鸿焘、陈命官、邹秉绶等在烟台组织东牟公学，兼充教员，专以宣传革命为职志。寻在本村创立初等小学一处，又在本乡洪智寺设立高等小学，复充本县师范传习所所长。宣统二年，被选为山东谘议局议员。宣统三年秋，武昌起义，加入革命团体，实行革命工作。烟台都督府成立，烈士奉委率同志光复文荣两县毕，因公赴石岛，适土匪蜂起，围攻县城，残杀同人，烈士在石岛亦被匪人系送文登囚狱中。民国纪元二月，与诸被囚者并毙命城西门外，状甚惨。当赴刑时，犹慷慨陈词，气不稍馁。时年甫三十有四。

　　我一口气读完了赵老先生为我祖父写的传文，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万万没有想到，在这个极其偶然的机会，我得到了关于祖父生平的翔实资料。经赵老先生允许，我用照相机把这段文字翻拍下来。当然，这并不能使我满足，我还想知道关于祖父的更多情况，于是就和赵老先生攀谈起来。这时，他老人家的思绪完全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50年前那风起云涌的岁月，好象又展现在他的眼前。

　　他告诉我，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满清政府腐败透顶。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为了挽救中华民族于危亡之中，纷纷留学日本，以寻求救国方略，并在国外成立革命团体，制造革命舆论，组织革命力量。当时在日本留学的学生，占中国派出全部留学生的四分之三。祖父与赵泮馨、戚守章等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一起东渡，留学东京洪大学校。1905年，孙中山先生赴日本，在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中组织革命团体。同年7月30日，孙中山召集东京留学生召开中国同盟会筹备会议，除了甘肃省当时未派留学生外，其余各省留日学生都参加了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同盟会的组织名称，并确立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宗旨，然后大家签名自愿加盟。我祖父和赵泮馨、戚守章等当场签名入盟。8月20日，同盟会在日本举行正式成立大会，孙中山被推举为同盟会总理，东京被指定为总会所在地。原华兴会的杂志《二十世纪之支那》，被改为同盟会的机关刊物。就这样，领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诞生了。

　　同盟会成立后，留日学生的革命口号更加响亮，革命热情更加高涨，各种反清救国活动由秘密转向公开。这使摇摇欲坠的满清王朝感到不安，于是于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清政府与日本政府狼狈为奸，采取强硬手段，驱逐中国留学生。就在这时，祖父与诸留学生愤而回国。

　　祖父回国后，深知欲推翻满清王朝，必须广造革命舆论，从而唤起民众，尤其要唤起知识分子的觉醒，投身革命。1907年，他与革命党人谢鸿焘等首先在烟台筹建了东牟公学，充当教员，从事革命宣传活动。不久，又在家乡东涝台村废除私塾，创立一所初等小学。接着，又在威海洪智寺（今阮家寺）创设一所高等小学，专以宣传革命为宗旨，成为威海卫最早宣传革命的中心。之后，祖父又担任了培养革命师资的文登师范传习所所长。为兴办教育，祖父不仅四处奔波筹措经费，还将自家大部分家财变卖，用于兴办新学堂。

　　1910年（宣统二年），祖父被选为山东省谘议局议员。1911年武昌起义后，原清朝山东巡抚孙宝琦投机革命，宣布独立。烟台都督府成立，革命党人组成军政司，祖父奉委，与左雨农等率同志光复了文登、荣成。文荣光复后，祖父去当时比较繁华的商埠区石岛整顿市政，招募革命军。1912年（民国元年）1月，文登维护满清统治的反动士绅纠集土匪发动武装叛乱。据赵泮馨先生说，他当时与我祖父都在石岛，赵的父亲是当时石岛商界的头面人物。一日，赵从父处获悉，武装叛匪向石岛进逼。赵马上将这一消息通知我祖父并动员他说：“咱寡不敌众，不如暂撤至威海英租界，然后再组织力量击败叛匪。”祖父性情刚烈，坚决不撤，誓与叛匪决一死战。赵老先生说：“当时我胆小，劝他不成，当夜我就跑到威海租界。”第二天，叛匪攻打石岛，终因寡不敌众，祖父被捕押至文登县狱。这时，在威海英租界，以赵泮馨为首的革命党人虽千方百计设法营救，但无济于事。同年2月，祖父与革命者多人被匪徒押至文登城西门外杀害。据赵老先生说，他很坚强，死得很惨，也很壮烈。在被押的一个月中，受尽酷刑，自始至终只承认自己是革命党人，未供出任何同志。临刑时仍慷慨陈词，面无惧色，大讲反清救国主张，痛斥反动士绅保皇复辟的丑恶行径。匪徒恼羞成怒，举刀削掉了他的耳朵，并威逼他供出同党。祖父怒视匪徒，高喊：“妄想！妄想！”匪徒又砍掉了他的一只胳膊，他还是不招，又砍掉了他另一只胳膊，他仍然不招。匪徒无可奈何，以乱刀将祖父砍死在血泊中。

　　1961年秋天，我带着我所了解的关于祖父的情况回到了家乡，问祖母和父亲知不知道爷爷的这些事情，祖母说：“你爷爷从日本留学回来，多往返于烟台、文登、荣成、威海之间，很少回家，凡是来家，不是卖地，就是变卖家产，再就是约一帮人来开会，行动秘密，外面的事情从不跟我说。”祖父牺牲时，父亲才六七岁，什么都不知道。后来祖母拿出几经战乱浩劫之后仅剩下的祖父的三件遗物：一是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考中秀才后得到的一顶帽子；二是两张祖父的照片，一为1903年至1906年在日本留学时的照片，一为1911年参加武昌起义时的照片。这两张照片均夹在一个硬皮“护书”里，照片上均印有“于烈士镛号春暄”的字样。据祖母说，这两张照片可能是祖父死后烟台革命党组织派人送来的；三是祖父的一张手迹（1912年2月，祖父牺牲，3月10日，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成果，宣誓就任总统。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职，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辛亥革命失败了，革命党人惨遭杀害。就在这时，祖母害怕地方当局抄家使活着的人受到株连，将祖父的全部书籍、文件、文稿毁之一炬，只剩下这张手迹）。全文是——

　　“末世，士风日靡，廉耻道丧。不肖之徒往往凭依城社，妄作威福；入则奴颜婢膝，专伺意旨；出则夸耀于人，以张其权而怙其势。至一遇财政所关，动辄乾没欺隐，莫可究诘。即不至是而阔略一切，漫无訾省，金杯羽化，谬示大度。是二端者，余俱不取。矧今时局大变，维新诸政，在在需款，虽有召父杜母，不能不取给于穷黎。倘以敲骨吸髓之财，浪掷虚谷；上之为官府敛怨，下之为草野遗殃。其隐患将有不可胜穷者！”

　　祖父的这篇文字，针对晚清士大夫阶层存在的道德沦丧、奴颜婢膝、媚上欺下及利用权势贪污腐化、挥霍浪费等恶习，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鞭笞，并指出，“维新诸政”所需资财，取自贫困的黎民百姓，倘“浪掷虚谷”，则祸国殃民，遗害无穷。这充分表现了一个近代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胸怀和于乱世之中绝不随波逐流的高尚品德。

　　（作者于阳春，山东省政协副秘书长，《联合周报》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