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民革命的起源（1920—1925）(9)

　　就在6月，国民革命军北伐战斗序列确定：总司令蒋介石，前敌总指挥唐生智，总参谋长李济深，行营参谋长白崇禧。下辖第一军，军长何应钦；第二军，军长谭延闿，鲁涤平代；第三军军长朱培德；第四军，军长李济深，陈可钰代；第五军，军长李福林；第六军，军长程潜；第七军，军长李宗仁；第八军，军长唐生智；航空队，处长林伟成（由党代表张静愚指挥）；兵站，总监俞飞鹏。蒋介石踌躇满志，他说，会师武汉，克复北京，统一中国，“是极容易的一件事”；而且，黄埔军校中，韩国、安南等各处境外同志已经有一百多人，“我们不仅做中国的革命，并且要解放东方被压迫民族……东亚被压迫民族由此解放出来，那末世界革命亦可由此实现成功了”。

　　1926年6月21日，蒋决定7月1日进行总动员，以第四、三、一、六各军为出发次序。此前的6月4日，唐生智已经在衡州设立“湖南临时省政府”，就任省长。第四军第十师陈铭枢部、第十二师张发奎部已在6月28日受命援湘。北伐，以事先无法预料的方式拉开帷幕。而这也意味着，中国国民革命由此进入高潮阶段。

　　余音：国民革命阵营内部矛盾与失败

　　按照苏俄、共产国际和陈独秀等人的设计，中国革命应该分两步走：第一步，与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合作，发动国民革命，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权；第二步，运用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现代工业，壮大无产阶级的力量，进而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政权。“两步走”的战略和策略，存在着内部张力——资产阶级是否会一直“驯服”地配合共产党人的阶段性斗争方略？中国共产党人一直担心的资产阶级发展壮大后反目相向会否成为现实？

　　作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是国民革命阵营内部矛盾的症结所在。第一军进入湖南后，指挥屡屡失算，蒋介石“威望”受损，又愧又恨。早在1926年8月，蒋“见第一师寙败萎靡，不胜忿怒躁急……本军又不争气，是诚欲哭无泪矣”。此后刘峙等攻击武昌失败，蒋为之浩叹：“为人所制，为人所侮，拂逆至此可不叹哉。”第一军转移主攻江西方面后，仍然失败不断，副军长王柏龄、代师长王俊等指挥无方，第五团团长文志文阵亡于南昌城外，第六团甚至被孙传芳军全歼。整个第一军仅在副攻方向福建取得较大进展。

　　因为第一军表现甚差，甚至招致国民革命阵营中新加入者如唐生智等人的轻慢。9月8日，唐生智致函蒋介石，不愿意其待在武昌，蒋为之“心神不定”。9月14日，蒋介石召开军事会议，“决离鄂向赣，不再为冯妇矣，否则人格扫地殆尽，所为者本军不能争气”。军事上表现不佳，又引起内部政治暗流涌动，汪精卫本因中山舰事变远赴法国，1926年9月间，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劝说蒋出面请汪精卫复出，而汪精卫本人“欲出之意，则甚明也”。与此同时，蒋介石企图用来牵制唐生智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在邓演达的主持下，权力大增，汪精卫夸张地表示，“在总政治部下才设得有（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同国民政府两科”，邓演达也自称“政治部所在之地，人民不向政府机关请求，而来向总政治部请求”。邓演达本人亦与蒋介石渐行渐远。

　　当时，两湖地区国民革命形势高涨，1926年11月下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应蒋介石之请决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都迁往武昌。国民党中央各要人和鲍罗廷等随即陆续赶往武昌，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暨国民政府委员联席会议，代行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最高权力，徐谦为主席，鲍罗廷为总顾问。然而不久，1927年1月3日，蒋介石借重张静江，在南昌召开中央政治会议临时会议，“决议中央党部与政府暂驻南昌，思党务有所补救”，随即截留路过的部分国民党中央委员，挑起“迁都之争”。后“不忍为帝国主义者之诽笑”，蒋又主动放弃主张，“决将政府迁移武昌”。

　　担心在国民党内大权旁落的同时，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的迅速发展和影响力日增更加担心，对苏联顾问的角色日益不满。在与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谈话时，蒋认为“本党与CP意见渐趋明显一路”，“可忧”。与程潜谈话时，蒋直言“与鲍尔廷（按：指鲍罗廷）不能相容，既不能为国雪耻，何忍复为余辱国，革命至此，总受帝国主义与外人压迫，何如及时辞职以谢国民与已死同志之灵”。他认为，“苏俄解放被压迫民族之主义，深信其不误”，但鲍罗廷的行为，与其主义完全相反，应驱逐之。“苏俄同志如诚为解放弱小民族，不使第三国际信用破产，应急改正其方法。”在与顾孟馀、戴季陶、邓演达、何香凝等人交谈时，蒋竭力强调非去鲍罗廷不可。

　　蒋介石在国民党内成为矛盾焦点，共产国际和苏联是大体清楚的。1926年11月底，维经斯基致信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指出了国民革命面临的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取消党主席一职，政治委员会主席轮流担任，汪精卫领导政府，军事委员会由蒋介石领导，唐生智和冯玉祥任委员。但联共（布）高层领导并不认可这样的权宜之计，布哈林认为，“我们在中国应当采取社会主义发展方针”，因此，必须在农民和资产阶级之间作出选择。布哈林还直接指出：“我们提出了夺取国民党各级组织、政府机关、军队等等中的重要战略地位的口号。这能否在内部力量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不经斗争就能实现呢？不能。但谁能取得胜利呢？谁组织得好谁就能取得胜利。”这意味着“两步走”的革命策略已经到了转折关头。

　　理论的推演，代替不了现场的运作，鲍罗廷在国民革命中居于关键位置，而蒋介石对鲍罗廷持强烈不满，对此共产国际并不清楚。当时，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内部不断有人如维经斯基对鲍罗廷的工作提出异议，但联共（布）中央决定“所有派往中国的同志均归鲍罗廷同志领导”。“迁都之争”时，斯大林指示鲍罗廷去南昌与蒋介石沟通，提出妥协方案：同意蒋介石和司令部“因前线关系驻在南昌，但国民政府和中央则驻在武汉”。蒋介石与加伦关系较为融洽，1927年1月底，斯大林就鲍罗廷与加伦将军之间产生“误解和摩擦”，专门致电要求建立两人关系的“规范”。不久，他又指示给鲍罗廷发去电报，讲“我们认为国民党中央对蒋介石的方针是正确的”，但一不要突出鲍罗廷，“免得人们认为这场冲突是鲍罗廷和蒋介石之间为争夺影响而进行的斗争”，二不要把事态发展到与蒋介石决裂的地步。

　　莫斯科的指示莫衷一是之际，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的认知更为清晰，其斗争思路亦果敢明确。1927年3月13日，中国共产党致书国民党中央，责问蒋介石为何对“联北计划”“不但不曾有一语声辩”，“而且在南昌总部第十四次纪念周演讲中，竟谩骂武汉的左派为败类，要制裁左派，要制裁共产党，预言共产党将要失败，自称有干涉和制裁共产党的责任及其权力”，要求国民党中央查究其动机，加强革命势力的团结。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苏联、共产国际及其在华代表、顾问的指导更形混乱。鲍罗廷认为，如果立即东征讨蒋，就有可能与在上海与长江下游地区存在巨大利益的英美帝国主义发生冲突，而北进河南，与冯玉祥合作对奉，打通国际交通线，则可背靠苏联进行革命。“中国革命只有在西北建立军事基地、组建革命军队的情况下才能取得成功”。至于中国革命前途，10年内不可能取得成功，“中国共产党不可能成立独立的政党，它是国民党的小资产阶级左翼”，“应当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以满足小资产阶级和左派盟友的要求。

　　共产国际新派来的代表罗易想象力太过丰富，他企图通过与蒋介石直接联系解决危机，而蒋介石冷冰冰地告诉他，“在武汉垄断我党权力的那些人不能不对此承担责任”，而罗易听信了一面之词，并不了解情况。罗易与鲍罗廷矛盾不断，自以为正确，他认为“蒋介石作为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将在土地问题上坚持比武汉更为激进的立场”；汪精卫和邓演达是小资产阶级“唯一代表”，真正的左派；谭延闿和徐谦“代表封建主义”；孙科是“危险的机会主义分子”，实际上代表买办阶级；顾孟馀是不折不扣的反革命分子；唐生智是封建军阀，加入国民党是为了满足个人野心，很快就会成为革命敌人；鲍罗廷支持国民党消灭湖南农民运动的政策。至于中国共产党当时的领导人陈独秀，罗易认为他比谭平山更坏，是典型的激进知识分子，“是国民党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

　　与此同时，国民革命的形势日益危急，一些地方实力派追随蒋介石，实行血腥的“清党”，一些人则将共产党人“礼送出境”。武汉国民政府统治范围内，唐生智部下何键密谋清党。夏斗寅发动叛乱，并勾结杨森进犯川鄂边境。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屠杀工农群众万余人。被寄予厚望的冯玉祥，对蒋介石多有同情言行。而武汉方面财政经济渐有崩溃之势，难以为继。紧急之中，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就挽救中国革命，提出了紧急意见：

　　1.不进行土地革命，就不可能取得胜利。不进行土地革命，国民党中央就会变成不可靠将领手中的可怜的玩物……

　　2.对手工业者、商人和小地主作出让步是必要的，同这些阶层联合是必要的。只应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不要触及军官和士兵的土地。如果形势需要，暂时可以不没收中地主的土地。

　　3.国民党中央的一些老领导人害怕发生事件，他们会动摇和妥协。应从下面多吸收一些工农领导人加入国民党中央……

　　4.应当消除对不可靠将领的依赖性。要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再加上来自湖南、湖北的五万革命工农，组建几个新军……要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现在还不晚……

　　5.要成立以著名国民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和蒋介石保持联系或唆使士兵迫害人民、迫害工农的军官……

　　然而，格于实际，指示并没有得到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执行；罗易甚至违反组织原则，将此指示交汪精卫观看。在迟疑和观望中，中国共产党失去了反击反革命、拨正革命方向的机会。1927年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指示，陈独秀离开领导岗位，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中央临时常务委员会。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召开“分共”会议，随即宁汉合流，大革命宣告失败。中国共产党指出：“从今年四月十二日至八月十二日，是中国的反动豪绅资产阶级一步步的完成他们篡窃国民党旗号，以实行其反革命的过程，中国国民革命因为这种反动危机的完成，的确是遭着了部分的失败。”“但是，中国工农已经起来”，中国革命进入了新阶段。

　　（张生，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