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十年间的武汉社会

作者简介：严昌洪，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人们在回顾建党之初，即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湖北人为这个大会的成功召开作出了比较多的贡献。中共“一大”的13名代表中，有 5位湖北籍人士：董必武、陈潭秋、李汉俊、刘仁静和包惠僧。同时，李汉俊、董必武受大会委托起草了给共产国际的报告，总结了大会讨论的主要问题。而且大会的主要会址就设在李书城、李汉俊兄弟在上海的寓所里，李汉俊还和李达承担了会议的联络、筹备和会务工作。这一情况被视为中共“一大”上的“湖北现象”。

　　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应该在辛亥革命后十年间武汉地区的社会土壤中寻找。参加中共“一大”的5位湖北人，都是从辛亥革命首义之区走出来的。他们目睹了辛亥革命后十年间武汉地区乃至全国政局的动荡、民生的凋敝，认识到辛亥革命由于其局限性，未能使国家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更没有让广大人民享受到自由幸福的生活，这些原本就是辛亥志士为之奋斗的、人民群众为之期盼的革命目标。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证明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走不通，于是，他们和许多先进的中国人一样，在对辛亥革命的反思和对各种思潮的抉择中探索着中国的前途和命运；进行各种各样的尝试，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挫折，终于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找到了中国的出路，即创立无产阶级政党，进行不同于辛亥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建立一个不同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新中国。

　　辛亥革命后十年间的武汉社会是当时中国社会的缩影，董必武等人是中国早期共产党人的代表，产生“湖北现象”的原因可以从一个地区、一个侧面反映中共建党的历史背景。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有学者已经关注到“湖北现象”，并对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进行了简单的分析；而对辛亥革命后的武汉社会变迁却缺乏深入探讨。笔者不揣浅陋，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辛亥革命后十年间武汉地区的社会演进作一系统考察，以期在深化中共建党历史背景的研究方面贡献一点拙见。

　　一

　　1918年，一位作者从民国历史的角度对民初政局进行了概述：“我国共和七载，变乱三次，时战时和，循环不已，演成今日遍地荆棘，民不聊生，库帑耗尽，国将不国之惨状。”

　　武汉地区何尝不是这样，辛亥革命后十年间先是投靠了袁世凯的黎元洪当政，黎元洪被召上北京后，袁世凯的亲信、皖系将领段祺瑞、段芝贵先后督鄂，然后是直系将领王占元统治湖北八年。在他们的统治下，武汉地区从无宁日。

　　1912年，武昌首义一周年到来前后，曾参加首义的人士纷纷回首一年来的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状况，认为：“不图民国成立，人民竟有‘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之苦。”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是政治斗争无有止息，黎元洪统治时期表现为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黎元洪大失人望。此时的黎元洪已不是一年前被革命党人拥戴上位的起义军首领，而是获得了民国大勋位、副总统、鄂军都督、上将、参谋部长等崇高职位的权势人物，其地位得到巩固后，反动面目和野心终于暴露，为了将来能登上大总统的宝座，他厚植自己的势力，笼络顺从其旨意者，打击他眼中的叛逆者。他非革命党出身，常对革命党人有一种疑忌的心理。他利用孙武与他人的矛盾，拉一派，打一派，以杀戮敲逐为事。革命党人慢慢认识了他的真面目，进行各种形式的反抗，他则借机杀人，竭力芟夷“不听话”的起义有功人员。为巩固其统治，在镇压反对他的首义军人的同时，还压制舆论，摧残报业。不仅走了瑞贗的老路，强加“专取无政府主义，为乱党秘密机关”的罪名，下令查封复刊的《大江报》，通缉何海鸣，抓捕杀害主笔凌大同，还派人查封国民党人办的《汉口民国日报》《震旦民报》。

　　革命党人对袁、黎的“武器的批判”被黎元洪残酷镇压，而针对袁、黎的“批判的武器”也被其封禁，武汉出现“万马齐喑”的局面。黎元洪擅杀功人的倒行逆施，使首义功臣人人自危，故有人哀叹：兔死狗烹，鸟尽弓藏，“古今同慨”。曾参加文学社和辛亥革命的李六如1952年借给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一书写序言的机会，总结教训说：革命党人“尤其错误的是，在起义时，盲目地临时推戴仅有军事声望，毫无革命关系的黎元洪为都督，而又不抓住自己的革命领导权。因而黎上台后，敢于起用大批旧军官，靠拢宪政派，依附袁世凯，调转头来压迫文学社，杀害社员祝制六、滕亚光等及日知会员宋锡全若干人，这都是文学社武昌首义的失败教训”。

　　其次是革命党人被黎元洪分化，互相残杀。武昌首义之时，面对清政府这一共同的敌人，为了实现“反满”的共同目标，革命党人能够“有难同当”，“同心协力”，联合作战，创建奇功。但推翻了清廷，建立共和以后，他们却不能“有福同享”，“和衷共济”了。武汉革命党人原本就有同盟会、共进会、文学社等团体之分，在组建革命政权时又有先来后到之别。文学社与共进会之间早已存在的芥蒂因内斗再添裂痕。孙武在主持军务部期间，“攘功怙权，无所不至”，渐渐失去革命同志的支持，颇感处境孤立，遂投靠黎元洪，拥黎自重，黎元洪也希望在革命党人中找到一个有力人物为己所用，两者一拍即合。围绕着反黎与拥黎，“首义三武”（即孙武、张振武、蒋翊武）之间又展开了新的矛盾与纠葛。革命党人内部的矛盾为黎元洪所利用，他通过种种阴谋手段，挑拨离间，最终导致各个击破。群英会事件后，迫使孙武去职，并借袁世凯之手杀害张振武，还挤走了蒋翊武，“首义三武”这一黎元洪实行专制统治路上的障碍就这样被瓦解了。黎元洪扩大镇压范围的倒行逆施，遭到更加激烈的反抗，以暴制暴、以杀止杀的结果是风潮、暴乱、暗杀无有止息，反黎组织“此仆彼继，愈接愈厉”，社会岂有安宁可言。

　　第三是退伍军人被黎元洪逼迫走投无路，频繁闹事。武昌首义后，在战争中陆续扩军，增兵至八个镇，加上各省援鄂部队尚未撤离的人员，到1912年3月，黎元洪承认：“即以敝省计之，兵力几逾十万。”大局粗安以后，这么多官兵实在难以安插，又由于帑项支绌，饷械供应难以为继，只有裁军了。经过几次“倒孙（武）”“倒黎”风潮，黎元洪认识到具有反抗精神的军人是对自己的威胁，于是借裁军为名，对军队进行清洗，有危险性的首义老兵被强迫退伍，仅给“恩饷”一月，使得他们生活无着，人人自危，成为不安定因素，对黎元洪仇恨加深，对军政府亦极其不满。军队哗变，时有发生。他们或者参与“二次革命”“三次革命”，或者组织同志乞丐团，“择因革命而致暴富者与前清贪污官吏之家，善求调剂衣食”。为了遏止军队反叛，黎元洪要求退伍士兵“速回乡里”，“各归本业”，否则予以相当之罪。但退伍军人并不买账，仍然日日闹事，夜夜放枪，搅得社会不得安宁，人民无法休养生息。

　　可见，武昌起义后，虽说武汉三镇所受战争创伤逐渐平复，但政治局势动荡不息，经济生活每况愈下，社会秩序长期不宁，人民群众所期盼的革命后的民主、共和、幸福、自由终未实现，其切肤感受是起义“周年以来，无一善政”，就是二年、三年以后，仍无改善。

　　黎元洪慑于湖北倒黎风潮，大量裁撤首义军人，保留下来的人员也觉得不可靠，“殊不足恃”。如此一来，他想在武汉戒严，军队显得不足分布，希望袁世凯派兵前来镇慑革命党人。而袁世凯面临南方革命党人将欲兴师问罪，也急于派兵南下，“未雨绸缪”。于是，两人在利用北洋军对付南方革命势力上取得一致，黎元洪电请袁世凯派兵来武汉“震慑”，袁世凯便命驻扎信阳的李纯部听候黎元洪节制调遣。此后，北洋军浩浩荡荡地向湖北开来。

　　“二次革命”爆发后，根据袁世凯的命令，黎元洪派兵参与攻打江西李烈钧革命军，大肆镇压湖北革命党人的讨袁军事行动，使得“二次革命”在辛亥革命的发源地湖北、武汉，未能像江西、江苏、安徽、湖南、重庆等地那样上演有声有色的活剧。相反地，袁世凯乘镇压“二次革命”之机，调派大批北洋军进入湖北，在首义之地建立起北洋军阀的统治。待到镇压了“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再次敦促黎元洪到京，以便分担政府违法操作的责任。1913年12月8日，派陆军总长段祺瑞亲自来鄂迎接，黎元洪再也不能迟迟其行了，只得离鄂北上。12月10日，袁世凯发布大总统令：“兼领湖北都督事黎元洪呈请因公来京，请派员代理等语。着段祺瑞暂兼代领湖北都督事，此令。”

　　段祺瑞以陆军总长兼任湖北都督后，安插亲信十余人在府办公。自民政长至各观察使，均加以更换。12月12日，袁世凯准黎元洪亲信、署湖北民政长饶汉祥辞职，以段祺瑞之旧友、袁世凯之姻娅吕调元继任。吕接任后，延揽前清官员，无论科甲捐班出身，均蒙任用。旧官僚闻信赶至者日渐增加。而吕调元又由直、皖、汴调来数员，均系前清科甲出身并曾与吕调元有寅年乡友之谊者。而昔日革命有功人员多被摈弃于公门之外。于是，一切政治似乎尽复前清之旧。如，民政长出署，仍乘绿呢大轿。拜会投刺，一律照旧，用大红手本。出则顶马在前，跟随在后，几如前清仪制。旧官僚则纷纷来鄂，希图起用，大事运动，攀同乡，认门生，络绎不绝。因军民两政长皆系皖籍，所有撤换改派人员，又以安徽人居多，故当时有改湖北省为安徽省之讥，竟有好事者，写出打油诗，分贴军民两府照壁之上。其一云：“二黄（黎公黄陂、饶公黄梅）唱罢又徽腔，果是官场即戏场。又是一翻新角色，军民两府拜同乡。”其二云：“半赴燕京半赴湘（指武昌起义人），前途各自觅同乡。伟人从此无消息，到处纷纷闹出洋”云云。

　　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历来如此。更让时人不能接受的是，将 “起义门”又改回原名 “中和门”。武汉为首义之区，革命精神、共和观念深入人心。段祺瑞来鄂时，袁世凯密授方略，要改变湖北人革命心理。因为袁世凯自己有一潜在心理，即最恶人谈“武昌起义”四字，常谓起义即是“造反”，如人人以造反为起义，则天下将无宁日。另一心理，谓共和系其诱获于清室，鄂人何功之有？常对人说：“华甫（冯国璋字）攻下汉阳，宋卿（黎元洪字）已逃往洪山，我如不密电阻攻武昌，黎已被俘，都督何来？若云赞助共和，则菊人（徐世昌号）方足以云有功，我亦不敢自居。”意即说武昌起义不值得纪念。段祺瑞来鄂后，面饬警察厅长将武昌起义、聚义二门仍改为中和、通湘门。教育司长时象晋质问改城门理由时，段祺瑞答称：“辛亥武昌起义，为历史上所不可灭。……惟以中和门、通湘门改名为起义门、聚义门，窃以为不妥。查通湘门无非因起义诸君居其附近而改名，中和门则因炮队由此入城而改名。实起义之功不仅由于居近通湘门之二三子及斩关而入之炮队也。今以二城门为标榜，致军民脑筋易起浮动观念，所以南湖马队之乱、改进团之乱，均系攻扑此二门以求胜利。而年来功人之放纵，军队之骄蹇，令鄂中时呈乱象，亦未始非旌奖过甚有以致之。”翌年接任都督的段芝贵，更下令将起义门城楼建筑拆毁，仅剩下城门拱洞与断壁。“二段”改掉起义门名字，就是要否定武昌首义之功，消泯党人的革命精神。有学者说得好：“这两座城门名字的改过来又改回去，形象地标志着辛亥革命在湖北的胜利和失败。”

　　段芝贵来鄂，下车伊始即对舆论示威，凡稍带民党色彩的报纸，即予封禁。1914年3月14日，他首拿辛亥革命中创办的以敢言著称的《大汉报》开刀，派军警围抄，并逮捕经理胡石庵等14人，押于军法局。胡石庵受迫害最重，因为他不止牵涉“党人”问题，而且因在报上揭发段的隐私，为段所忌。先是，袁世凯之子袁克定来汉，在汉口怡园观剧，喜慕名伶王克琴的才艺姿色，段芝贵知道后两次私访王克琴，欲重演其清末在天津买歌妓杨翠喜献与贝子载振谋官的故伎，献于袁克定。事为《大汉报》揭露，段芝贵遂恼羞成怒，对胡石庵刑讯惨毒，时人莫不为之喊冤。而《大汉报》编辑余慈舫，“笔锋甚健，而性极刚烈，嫉恶如仇，言论犀利”，也被段芝贵逮入军狱，于8月14日杀害于汉口满春园。凌大同之后，报人被杀，此为第二次。

　　王占元统治湖北八年，更是臭名昭著，引起湖北人民的驱王运动。王占元向袁世凯表示“忠诚”，袁世凯称帝期间，王占元等北洋将领通电讨伐唐继尧，王被袁世凯改封“襄武将军”，督理湖北军务。1916年1月10日，王占元等借宜昌在神龛山洞发现龙骨化石之机，编造离奇神话，向袁世凯献媚说：“当此一德龙兴之日，肇造万里磐石之机”，“天眷民佑，感应昭然”，正是称帝开国的祥瑞，电请袁世凯早登大宝。洪宪帝制失败后，黎元洪任命王占元为湖北督军。王上任后操纵湖北省政，以图长期控制湖北的军政大权，先保荐督署参谋长何佩誽为湖北省长，后又保荐其亲家孙振家接任省长。遭到反对后，北京方面任命夏寿康为湖北省长，王占元竟以武力威胁，使夏寿康不安于位。他还玩弄军权，仇视革命，将鄂军大量裁撤，只留下刘佐龙一个混成协。他嗜财好货，贪得无厌，用拥兵敲诈、克扣军饷、搜刮民财、扰乱金融等手段，搜刮了近4000万银元入自己私囊，在北方各大城市购置房地产，投资纱厂、煤矿、面粉厂、电力公司等，成为北洋军阀中最大的富翁。

　　王占元裁军而克扣军饷引起兵变。1921年的“五·二兵变”给武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公私财产损失5000万元以上，打死 57人，300余户房屋被焚。次日，王占元竟下令将哗变官兵大部诱杀。武汉兵变前后，还有宜昌、沙市兵变。消息传出，国际、国内舆论一片哗然，武汉人民深感荼毒之痛，甚至有“不仰托于外人之保护，则愿举族投江以求死所为乐”之语。武昌兵变的结局，再次证实了王占元之“残暴贪鄙”。

　　王占元在湖北的残暴统治，鄂人苦之，屡求北京政府罢免王占元。驱王运动迅猛高涨，驱王人士宣布王占元“吞没军饷，激成变乱”“摧残教育，戮辱学生”等十七条罪状。驱王民军纷纷组织起来，通电驱王，实行独立。而政府恃有武力而以全力保王，驱王人士不得已赴湘请兵协助驱王。1921年7月20日，在“倒王运动”主持人李书城等联络下，湖南督军赵恒惕任援鄂总司令，以湘军两个师由岳州进攻湖北。吴佩孚表面应王占元之请令第二十五师师长萧耀南为援鄂总司令率兵入湘。然萧耀南“援鄂不援王”，率军抵汉口后，不再前进，坐山观斗，准备鹊巢鸠占，联合湘军赶王占元下台。在此情形下，至 8月初，王占元所属兵力已消灭殆尽，遂通电辞职。萧耀南部立即入驻武昌。王占元携带他在湖北搜刮的大批财物逃往天津。纵观辛亥革命后十年的武汉社会，辛亥志士抛头颅、洒热血所追求的国家民主共和，人民自由幸福终成泡影，诚如胡石庵在1917年所言：

　　因循岁月，至于今日，政局之敷衍如故，仕途之淆杂如故，疆吏之跋扈如故，南北之水火如故。所谓共和之伟人，多亡清之庸臣，执政之巨子，半帝制之元凶。议会也而赘旒视之，志士也而笼鸟畜之。极目各界奔竞于要津者，非奴隶犬马吮痈舐痔之徒，即长奸逢恶小信伪忠之辈，以革命为谋利之帜，借党派为终南之径。一三贤俊之士，不甘比周自污，相率高蹈远引，入山已深，且复去国。呜呼，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循是不变，必至气节日颓，廉耻日丧，豺狼当道，狐鼠凭陵。人心既坏，人格愈卑，四维不张，九法尽鉩，欲求终免倾覆，盖万难矣。

　　为了挽救时局，为了寻求中国的出路，有识之士遂开始了探索的征程。

　　二

　　南北战争和随后无止境的政治争斗，使民国初年武汉经济受到巨大创伤。冯国璋一把火烧了三天三夜，把繁华的汉口市场化为一堆瓦砾。南北战事平息后，省内局势又因政府的腐败和内斗而持续动荡不安，资本家均不敢卷土重来，以致汉口商业一蹶不振。据1913年1月10日《时报》报道，由于金融业无大资本，影响所及，“百业停滞，商务衰败”，“市房住宅，关空累累”。省城文武官员、在公人等，为了维持大局，纷纷参与种种经营，而一些民国新贵则乘机插手戏院、客栈、番菜馆等营业，甚至明目张胆开设花酒楼等不正当行业。

　　黎元洪当政时期，实业司一再换人，被媒体称为“尸位素餐，罔知振作”。该司附属机关二十余处，月支经费十余万元，但均不能为湖北开辟财源。该司所经营的工矿业，均是亏损。工矿业亏折，商业萧条，造成的后果是国家税和地方税两种税收都不够旺。军政府只好加印纸币，纸币又大多用于“维稳”，即镇压各种“叛乱”，于是市面通货膨胀，兑换基金空虚，造成铜元纸币和洋银折合的价值日益低落，物价飞速上涨，人民生活困难；工商业受纸币低落的影响，大多无法维持下去，金融愈见紊乱，市场愈见萧条，官钱局也弄得无所措手，连政府的办公经费也难以照常支给。最后只得学清政府搞横征暴敛。武昌起义后本来宣布铲除前清一切恶税、陋规，后来许多地方陋规不收了，但将陋规变成了正税，“于满清薄税之名亦不能保存”，故媒体报道称：“鄂省政权近年为党人所把持，横征暴敛有甚于前清官僚。”

　　经济不景气带来的另一后果是谋生机会减少，失业者增多。从前居民失业，还可以通过投军找到衣食来源，因为每月有几元钱的饷金，尚不觉得困顿，后来军队裁汰大半，扩大了失业队伍，“武汉失业者，至此遂陷绝地”。失业军人没有办法，组织同志乞丐团，去民国新贵家强索衣食，而街衢之中老少乞丐则到处追逐行人，哀求施舍。革命后，“幸福未见丝毫，惟睹满目饿殍”。

　　李四光有鉴于受战争破坏和政局动荡严重影响的武汉地区之惨景，于1912年6月在《湖北农林会报发刊词》中指出了当时全国的乱象：“试问民国今日，其危险现象，果视满清时代有减分毫乎？人民犹是其颛顽，社会犹是其腐败，且各省繁富之区，萃数十百年来之精华，焚掠以尽，市井萧条，流亡载道，农辍象耕，妇休蚕织……嗟我农夫，胼手胝足而犹穷困，靡知所届不已，大可哀乎！”黎元洪统治下的湖北是如此，“二段”督鄂时湖北财政亦极其支绌。当道遵照中央政策，于旧税则力图规复，新税则切实进行。媒体报道，自吕调元任省长、王茂卿任厅长以来，“各处厘捐局卡之于起义后认为重征繁苛裁撤蠲免者，现皆逐渐复设。而新税之中，验契税、印花税、房税办理亦有成效，较前本省人柄政时代每月约增进款十余万元。无如月须认解中央政费至三四十万之多，以致财用视上年尤为不足。而襄河各属近又受匪党影响，于税收大有妨碍。当道筹思至再，无可如何。遂拟独加重汉口商民负担，将各项捐税尽施之于汉口。”他们在汉口增加的捐税有革命时裁撤而现时重又规复的铺捐、房捐、妓捐、屠宰捐等等，还准备开办“九九商捐”。

　　王占元的贪婪比前任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蹂躏湖北八年，“喝兵血”“贪公款”“调售铜元”“垄断军服”、设立“信城公司（售皮货）”“霸占良田”等，无所不用其极，“而鄂省财政则完全陷入危机”，所有实业、教育、行政、司法各业皆停顿。这引起了鄂省绅商的极度不满，鄂人对王切齿痛恨。以致武昌总商会在致政府的电文中愤怒指出：“王所部军队，抢劫我财产，杀戮我人民，我人民希望官吏保护之心至此已绝。”

　　造成武汉民生凋敝的还有列强的经济侵略。1917年2月28日湖北旅京学会在北京创办的《楚宝》杂志，刊载《外人在湖北内地通商势力最近调查表》，并加按语指出，通商实为一种手腕最辣，效力最强，结果最惨的“灭国新法”之指南针、导火线，着实“可畏”。正是这种 “灭国新法”，破坏了武汉的经济活动，对民众无声的盘剥，加剧了民生的艰辛。所以，要改变人民的苦难，在铲除军阀的同时，还要打倒列强。

　　为了唤醒民众，引导民众从苦难深渊中走出来，仁人志士开始了艰难的探寻之路。

　　三

　　辛亥革命后的十年，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阶段。虽然政局动荡不已，民生凋敝不堪，但由于社会的缓慢进步，各种社会思潮得以在此传播，并不断演进着，而这些思潮多半是以报刊为载体，以学校为传播源的，而有些学校甚至成为传播新文化、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据点和与反动势力作斗争的重要阵地。

　　这一时期武汉地区报刊与教育的发展迅猛。笔者根据各种资料做了一个不完全的统计，1912-1921年，除了在清末和武昌首义期间已创刊的有关报刊外，武汉地区新出版发行的报刊多达120余家。为什么这个时期武汉地区媒体如此发达？

　　一是民国建立以后，《约法》规定，共和制度下，“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因此报界就成为许多人都想插一脚的地方，不仅革命派大办革命报刊，商报也越来越多，“甚至贩夫走卒亦以办一日之报为乐，三家村冬烘先生亦欲做一夕主笔以为荣”，各种休闲小报和短命报刊也不在少数。新式学堂的学生将办报作为一种就业渠道，也使报人与报纸与日俱增，言论机关发达的状态犹如雨后春笋，不断从武汉社会破土而出，数量之多，令人瞩目。

　　二是民国初年的所谓“政党政治”，造就了政团、党派林立的局面，多数政党为了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宣传自己的学说主张，批驳政敌对自己的攻讦，往往要创办本党的言论机关，有的甚至不止一家，以便牢牢地把握话语权。党派斗争催生了报界的“热闹”。虽然黎元洪和“二段”为了巩固独裁统治，都干过封报馆、捕记者的勾当，使舆论消沉于一时，“二次革命”失败和袁世凯专制独裁时期，武汉报刊甚至出现“闭馆风潮”，但是，由于革命报人坚忍不拔的斗争精神，在袁氏倒台后，乘北京政府逐步改变言论控制政策之机，把被查封的报纸重新复刊，而且新办的报刊也越来越多，武汉地区报刊渐呈复兴之势，报刊数量增加不少。

　　三是武汉作为首义名区，九省通衢的大都会，这里的一举一动，足以耸动中外视听。连湖南人想把舆论宣传做大做强，也选择武汉为办报之地。湖南归国留学生曾毅、杨端六、周览、李剑农等为了发挥平民政治之真精神，造成健全舆论，从长沙携款到武汉筹办《汉口民国日报》。他们在出版广告中解释说：“我国报纸向集中于上海，然沪渎僻处东海，以地势论实不及汉口之适中，将来各处干线告成，汉口为全国交通之中心点，必成为第二之伦敦、纽约。不有大报，文明曷由灌输。本报之出现，冀借汉口为舞台，以树言论界之重镇。”这就是说，他们看到汉口不仅有区位优势，而且市面大，适合于报纸的发展。无独有偶，湖南都督谭延闿也曾委派湘人在汉发刊《共和日报》，期与《大汉报》《大江报》结为一“联合壁垒”，作为革命派的言论机关，也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可见当时人们认为，要想在行动上做一番大事业，在言论上产生大影响，在武汉办报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四是汉口有五国租界，租界当局除了允许本国侨民办商业报刊和传教刊物外，对于华人在租界办报也本着“言论自由”观念而持宽容态度，加上中国政府的权力难以到达租界，因此许多反政府报刊的报馆多设在租界内。诚然，租界当局有时会应中国政府的要求协同查封报馆，但这种情况比较少，多数时候是报馆借租界的庇护而倡言无忌。所以武汉报人常常到租界办报。

　　此外，民国初年，新的政府机构各自办有出版物；由于教育的发展，部分高校甚至中学办有校刊、学报或专业刊物。这么多报刊，既是辛亥革命后十年间各种社会思潮的载体，同时也为社会思潮的传播与演进推波助澜。

　　至于教育方面，这一时期武汉地区的学校教育在艰难中有所发展。1912年和 1919年的教育改革促进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转型，为学校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因此，辛亥革命后十年间，在晚清张之洞主持创办的新式学堂和教会学校的基础上，小学、中学数量有所增加，一时私立中学勃兴。

　　1912年起，新建了湖北省立第一中学和省立二中、三中。1917年，又设省立一女中。1918年，接管了德国人办的德华学校，改为省立汉口中学。1920年，董必武开办私立武汉中学，陈潭秋、钱亦石开办私立共进中学。吴德峰建立了崇实中学。1921年，武汉三镇中学增至35所（公立6所，私立23所，教会6所）。

　　高等教育也有所发展。1912年黄陂人陈宣恺、陈时父子捐家赀创办的中华大学，被视为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黄兴、宋教仁则创建了江汉大学，“借江汉之炳灵，留中华之纪念”；1913年，北洋政府以方言学堂为基础，建立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女子师范学校等；教会大学文华大学在 1911-1912年辛亥革命期间关闭数月，复课后也有所发展，到 1915年已可颁授硕士学位了。1920年，韦棣华、沈祖荣创办了文华大学图书科（又称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开中国图书馆学高等教育之先河。

　　这些学校，在辛亥革命开启的思想解放潮流里，办学理念有所提升，办学条件有所改善，课程设置更兼中西，尤其是采取开门办学模式，即聘请有新思想、新知识的学者来校任教，延请中外名流到校讲学，如，陈独秀、杜威等先后到武汉高校演讲。他们精彩的演讲开阔了教师们的视野，充实了学生们的头脑。武汉的中学和高校，传承着中国传统文化，也传播了西方的近代文化，新旧文化、东西文化在此交汇，如，1915年5月1日创刊的中华大学《光华学报》，是长江中下游鼓吹新文化的重要阵地，中华大学和华中大学则是武汉学生运动的重要据点。新文化运动各种新的思潮以及马克思主义得以广泛传播，并通过学生传播到社会，为武汉地区早期共产党组织的建立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

　　四

　　辛亥革命后十年间，革命带来了民族资产阶级地位的提高，“实业救国”思潮也盛行一时，加以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列强无暇东顾，对华商品输出和资本投入减少，于是，中国民族工商业得到一次短暂的发展机遇。在中国民族工商业重镇之一的武汉，一批爱国的工商界人士，致力于办厂兴业，在一批老、旧企业发展壮大的同时，一批新兴的近代企业应运而生，大量手工作坊也转化为近代工厂。这些民族工业加上外资企业、官办企业，武汉工商业发展形成一定规模，导致的结果，一是民族资产阶级人数增加，社会地位进一步提高；二是无产阶级队伍逐渐壮大，并开始了自发的斗争。

　　清末，武汉三镇的工厂“使用职工数不下三万人。特别是百货集中地的汉口……苦力据说达九、十万人”。到 1912年，仅纺织工人就达 10827人。到 1920年，全省工矿企业达 1000处以上，武汉即达600余家，全省近代产业工人接近30万，其中武汉地区就有10余万，位居全国第二。

　　这么多工人，在军阀、官僚和资本家的压迫剥削下，过着牛马般的生活。《少年世界》第1卷第6期发表了王崇植撰写的《武汉工厂纪略》，记述汉阳铁厂、大冶矿厂、大冶钢铁厂、汉口扬子机器有限公司、谌家矶造纸厂、湖北兵工厂、湖北水泥厂、武昌电话局、武昌无线电台的设备和生产情形，同时也反映了工人工资和劳动的一些情况，披露了工人所处的“处处足以丧人性命”的劳动环境和如陷“人世间的三十六层地狱”的悲惨生活。

　　于是，为了增加工资，反对剥削的自发斗争，在辛亥革命后十年间，此起彼伏。如，1913年6月，汉阳兵工厂工人反对总办刘庆恩在发工资时以贬值的银元纸币与铜元官票对成搭发，要求全发官票，黎元洪借口“共体时艰”加以拒绝，于是全厂工人举行罢工，以作抗议。其他工厂工人准备以同盟罢工予以支援，“工人联合声势日甚”的情况迫使黎元洪将刘庆恩撤职，工人才开始复工。经过这次斗争，工人们进一步团结起来，组织工业同盟会，准备迎接新的斗争。1919年2月25日，汉口扬子机器厂工人罢工，反对厂方制定工人必须缴纳50两银元作保的规定，并捣毁部分厂房、设备。王占元遣兵镇压，双方发生激烈冲突。工人、兵士均有死伤。3月5日，业主与工人经协商，恢复生产。

　　五四运动中，工人的斗争显示出他们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武汉学生响应北京五四运动，向反动政府发起挑战，王占元竟实行武力镇压，造成“六·一”惨案。6月11日，武汉各轮船公司和武汉造币厂、武昌五局、模范大工厂等厂的工人也酝酿举行同盟罢工，人力车工人六七千人也商议举行罢工。尽管在湖北当局和资本家的严密监控下，同盟罢工未能发动起来，但各行业工人的罢工斗争还是不断发生。这些斗争使工人阶级受到锻炼，并引起正在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的先进知识分子的注意。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武昌工学互助团发起人之一梁空撰写的《武汉工厂调查》一文在《少年世界》第1卷第2期（1920年）发表，介绍了一些工厂的沿革和工人罢工情形，为武汉地区五四运动后先进知识分子初步了解工人阶级状况的首次调查报告。恽代英、施洋、李书渠、包惠僧等发起组织的湖北平民教育社和董必武、陈学渭、宛希俨等组织的进步学生读书团体人社，以及稍后建立的湖北职业教育研究社，都开展社会教育，开办多处平民学校或工读学校，以工人、农民、城市贫民及其子女为主要对象进行义务教育，帮助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学习自身求解放的道理，使马克思主义开始同湖北工人运动结合起来。文华大学校工郑凯卿在陈独秀指导下，组织文华大学学生对武昌工人状况进行调查，他们编制的《武昌五局工人状况表》由陈独秀发表在《新青年》第8卷第1号上。该刊同期所载刘云生《汉口苦力状况》一文，详细叙述了汉口码头搬运工人的来源、苦难生活状况和致死原因，指出他们“若异类之不如”，“所受之痛苦，实人生之最难堪者”。这些调查活动和社会教育活动，使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组织在湖北的创建奠定了阶级基础。

　　五

　　近代以来，仁人志士为了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现状，探索着各种救亡之路，做着各种强国之梦，进行了多次奋斗，然而都失败了，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也很不彻底，封建文化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并未清除，民国初年不仅出现袁世凯帝制自为、张勋拥逊帝复辟、军阀割据与混战的短暂历史倒退，而且封建文化的幽灵再度游荡，尊孔读经、祀孔祭天、鬼神迷信、宗法礼教、节烈观念、复行大人老爷名称……一时搞得乌烟瘴气。辛亥革命后十年间武汉的社会现实，从一个地区反映了国家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坏，动荡的政局和凋敝的民生，使得人们生活不下去了，刺激着先进的人们从西方思想武库中搬来各种兵器，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到激进民主主义，从无政府主义到空想社会主义，从新村主义到工读互助主义，从地方主义到联邦主义……都进行实验，各种思潮此消彼长，互相激荡，但都未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曾经留恋过别的东西的人们，有些人倒下去了，有些人觉悟过来了，有些人正在换脑筋。”

　　为了寻找到改造中国的道路，先进的人们进行了艰难的探索。在探索过程中，五四运动和俄国十月革命给了探索者很重要启发。

　　武汉高校师生初步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是在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应邀来汉演讲后。1920年2月上旬，陈独秀应邀在文华大学、武汉高等师范学校等讲演社会改良方法，宣传马克思主义。其演讲受到听众热烈欢迎，却吓着了湖北官厅，他们以为中国最高学校之文科学长，乃有此鼓吹社会共产主义之论调，应予取缔，迫使汉口青年会取消此前约定的陈独秀讲演会，令其速离武汉。

　　通过对俄国革命的了解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通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武汉地区一批先进青年李汉俊、董必武、恽代英、林育南、陈潭秋、施洋、黄负生、萧楚女等逐步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成为中共早期党员。

　　笔者比较了董必武等创立的湖北早期共产党组织和恽代英等创立的共存社的名单，发现两个名单并不重合。1920年 9月成立的中共湖北早期组织成员是董必武、刘伯垂、包惠僧、陈潭秋、张国恩、郑凯卿、赵子健、赵子俊 8人。1921年7月16日从汉口到黄冈浚新小学开会成立的具有共产主义小组性质的共存社的人员有吴景钟、唐际盛、李求实、卢斌（陆沉）、林育南、林育英、汉儒、浚孙、郑遵芳、郑兴焕、龚士希、易礼容、克友、镇山、恽代英、李书渠（李伯刚）、冼百言（冼震）、行健、沈光耀、林洛甫、刘光起、刘茂祥、卢春山、廖焕星。2020年10月20日在武汉召开的纪念中国共产党湖北早期组织成立10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专家认为，在湖北地区先后建立的两个共产主义组织，“路径不同，殊途同归”，笔者认为这一看法是实事求是的。

　　路径怎样不同？董必武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路程并不平坦。他参加过辛亥革命，在辛亥以后仍坚持民主主义，并为寻找救国之路而四处奔波。1919年 2月，他与原同盟会员张国恩为鄂西靖国军总司令蔡济民伸冤事来到上海，通过詹大悲认识了由日本回国的湖北潜江人李汉俊，李汉俊向他们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和苏俄的情况，并推荐一些马克思主义书籍和进步杂志给他们看。受到启发的董必武对辛亥革命进行了反思，“逐渐了解到俄国革命中列宁党的宗旨和工作方法与孙中山先生的宗旨和工作方法迥然不同。……国民党一套旧的搞军事政变的革命方法，行不通了，应该改为一种能唤醒群众，接近群众的方法”。李汉俊还与他们在一起分析、比较俄中两国革命成败的经验教训，董必武初步作出了信仰马克思主义、走俄国十月革命道路的抉择。以后董必武一直称李汉俊为“我的马克思主义的老师”。返汉后，他即开始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董必武等人认识到中国革命要采取能唤醒群众、接近群众的方法，即办报纸和办学校。办报纸因故未果，他们便从办中学开始，然后徐图扩充。1920年4月，私立武汉中学正式开学，学生男女兼收，提倡白话文。董必武主持校务，亲自定校训为“朴、诚、勇、毅”。工作有了一些起色后，早期共产党组织从几个渠道联系他们，动员他们创建武汉的共产党组织。陈独秀也发展了湖北人刘伯垂为共产党员，并委托他回武汉找到郑凯卿和包惠僧，让他们共同参与武汉党组织的筹建工作。他还联系上董必武，并与李汉俊介绍董必武入党。这年秋季，董必武、刘伯垂、包惠僧、陈潭秋、张国恩、郑凯卿、赵子健等聚集在董必武、张国恩寓所，大家对组党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后，正式成立了武汉早期共产党组织，包惠僧为负责人，陈潭秋分管组织工作，张国恩分管财务。

　　他们为什么没有吸收恽代英和利群书社成员参加武汉早期共产党组织呢？当时，各地的早期党组织成立不久，对于吸收党员非常慎重。在上海的临时中央曾写信给包惠僧，要他们吸收恽代英及他领导的利群书店的分子。包惠僧在回忆录里称：“我去访问过他们，也同恽代英谈过，李书渠、廖焕星、芦斌（陆沉）、林育南等，我和刘伯垂、陈潭秋都直接同他们接触过。但他们此刻热中搞新农村运动、办书店，注意个人进修，一个一个都像清教徒似地不容易使人接近。我们认为恽代英及利群书店的分子是小心小眼、小手小脚、不满意现状，又怕革命，没有出息，就放弃了。李汉俊来武昌，也到利群书店谈过，马迈耶夫来武昌也到利群书店参观过，终没有同他们联系上。”其实，这里有包惠僧的偏见在作祟。据陈潭秋的回忆，在一大上有一种极“左”的观点，以刘仁静为首，认为一切知识分子都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者，应该拒绝知识分子入党，“同情他的观点的有包惠僧”。可见，包惠僧是以“左”的眼光看待恽代英们的所作所为，从心里排斥他们，而不是团结他们。好在恽代英们自己从实践中觉悟了，放弃了空想社会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

　　恽代英曾经将无政府主义视为救国救民的真理而进行过“细心的研究”。1913年他进入中华大学预科，开始接触无政府主义。后来，通过钻研国外“安那其主义”理论，对无政府主义的前途十分乐观，认为经过持久不懈的教育，改变谬误之学说和一般人道德心的薄弱，发明真理，培养民德，就能不待革命即可推翻代表富人、贵人阶级的政府，破坏天下事攘之泉源，且为不合自然法则的阶级界限。1917年，他结合了一批同样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同道，组织互助社，实验新村主义和工读互助主义等空想社会主义。他曾和互助社成员一起讨论过新村的设想，并筹备在林育南的家乡黄冈回龙山八斗湾恢复浚新学校，作为新村的基地，试图“以乡村的共同生活为我们解决自己问题的重要一步……我们盼望这样便可以全然共产，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而且靠这种共同生活的扩张，把全世界变为社会主义的天国”。1919年11月，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文章，批评恽代英在《未来之梦》中的观点，指出：“在全社会底一种经济组织、生产制度未推翻以前，一个人或一团体决没有单独改造底余地，试问福利耶以来的新村运动，像北京工读互助团及恽君的《未来之梦》等类，是否真是痴人说梦？”陈独秀的尖锐批评使恽代英及利群书社社员受到极大震动。恽代英们的空想社会主义实验虽然都失败了，但它是这些先进青年走上科学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1920年 2月1日恽代英和林育南等以互助社等团体为基础创办了利群书社，经销各种新思潮书刊，并先后同新青年杂志社、长沙文化书社建立了密切联系，成为《新青年》在武汉的代派处。他们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乃有所觉悟，逐渐抛弃社会达尔文主义、新村主义、工读互助主义等西方思潮的影响。恽代英也对辛亥革命进行反思，对辛亥革命后军阀当政的现实非常不满，认为拯救国家，不能靠军阀政客野心家，因为他们“拥兵自重，使国家法纪荡然”，“廉耻荡丧，纲纪无存”，所以他在1920年中华民国九年的国庆纪念日（也是辛亥革命9周年纪念）发表文章宣称：中国现在仍需要革命。并且他在马克思主义初步传播到中国之后，接受其影响，走上了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就在这年秋天，陈独秀委托恽代英翻译考茨基的《阶级斗争》一书，翌年1月由新青年社作为新青年丛书第8种正式出版。此书对恽代英和利群书社的成员从空想社会主义向科学社会主义转变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①此后，恽代英开始逐步改变无政府主义立场，终于在1921年7月召集受利群书社影响的林育南、林育英、唐际盛等进步青年在黄冈浚新小学成立革命团体共存社。其宗旨是：“以积极切实的预备，企求阶级斗争、劳农政治的实现，以达到圆满的人类共存为目的。”这与随后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第一个纲领的基本精神完全一致。共存社的成立，是恽代英等一批先进青年由空想社会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的转折点。中共一大召开后不久，恽代英获悉了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消息，立即宣布解散共存社，与林育南、林育英、李求实、萧云翥、李书渠、廖焕星等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从此为共产主义理想不懈奋斗，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以上史实说明，湖北早期的两个共产主义组织，在辛亥革命后十年间武汉社会局势动荡、民生凋敝的环境下，探索着救国救民之路，并通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虽然走的“路径不同”，但“殊途同归”，都走向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征途。因此，湖北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创立的六个地区之一和重要发祥地，在中国共产党宣布正式成立的“一大”上出现“湖北现象”，不是偶然的。

　　原文载《安徽史学》2022年第1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