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幸福观简述

　　民生主义，是孙中山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孙中山在关于民生问题的演讲中，反复强调解决民生问题“不但是最高的理想”，也是使中国人民“享受很大幸福”的唯—途径。他说：“仆之宗旨在提倡实业，实行民生主义，而以社会主义为归宿，俾全国之人，无一贫者，同享安乐之幸福，则仆之素志也。”以往学者对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的研究关注比较多的是他的实业计划，而相对疏忽了他对人的幸福感的关注。因此，对孙中山幸福观的研究，对于我们全面认识和准确把握孙中山的思想体系不失为一个有益的探索。

　　一、“自由、平等、博爱”的幸福观

　　在其论著和不同场合中，孙中山多次阐发他对于“幸福”的理解和看法，围绕自由、平等、博爱展开对幸福的论述。

　　他将富有与幸福区分开来，认为，“一个国家的伟大，不在于它的人民富有，而在于它的人民幸福”。长期的海外生活经历使孙中山比当时中国其他思想家更早地看到了西方社会的缺陷，他批评欧美社会普遍存在的“贫富之悬隔”，认为他们那种“富者富可敌国，贫者贫无立锥”的悬绝景况，“他日必有大冲突”。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孙中山看到了由于工业革命的兴起，西方社会确实取得了物质的繁荣。但是这种物质的繁荣，“其施福惠于人群者为极少数，而加痛苦于人群者为大多数也。所以一经工业革命之后，则社会革命之风潮，因之大作矣”。因此，在对西方社会发展弊端分析的基础上，孙中山看到了过分关注物质文明所带来的社会弊端。所以他说，“发展文明，非仅关于财富一面，并负谋人民之幸福与安全（精神文明）”，意思是指，幸福更应该是一种精神上的愉悦体验，人的幸福更应该关注精神享受，通过文化修养，不断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树立崇高的理想和信念，只有这样才能获得高层次的幸福感。

　　孙中山认为，自由是实现人民生活幸福的基本条件，“天赋自由，萦想已夙，祈悠久之幸福，扫前途之障蔽”。为了获得自由、幸福的生活，人民必须通过革命来摆脱专制暴政的压迫，建立一个保证国民自由的权利的国家，而“中华民国之建设，专为拥护亿兆国民之自由的权利。”

　　在《〈民报〉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演说》中，孙中山提出：“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利，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利，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利；故要社会革命。这三样有一样做不到，也不是我们的本意，达了这三样目的之后，我们中国当成为至完美的国家。”在这里，孙中山指出，只有实现了国家平等、政治平等和社会平等才能真正实现人民的幸福。

　　孙中山所追求的幸福，是要为大多数人谋幸福。他说：“我们的民生主义是图四万万人幸福的，为四万万人谋幸福就是博爱。”“为人民谋幸福便要为大多数人谋幸福。”他认为，“博爱”的本质首先在于奉献，在于为他人“谋幸福”，而社会表现形态则在“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人类互助共进，天下同谋幸福，因而此“博爱”即大爱而非小爱，“为公爱而非私爱”，它超越亲情，普及世间。他认为，如果人人能“本互助博爱之精神，谋团体永久之巩固，一心一德，共济时艰”，那么国家昌盛，社会繁荣，必将为时不远。他提倡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其实就是提倡“博爱”，“人人不独亲其亲，人人不独子其子”，以致“老者有所养，壮者有所营，幼者有所教”。“法国的……博爱的口号，这个名词的原文是‘兄弟’的意思，和中国‘同胞’两个字是一样解法，普遍译成博爱，当中的道理，和我们的民生主义是想通的。因为我们的民生主义是图四万万人幸福的，为四万万人谋幸福就是博爱。”

　　二、国家统一是人民幸福的前提

　　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马上认识到“民国之幸福，以统一为主”。孙中山将国家的统一与人民的幸福联系起来，深刻地认识到国家的分裂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与痛苦，频繁的战乱使得各地生灵涂炭、商旅裹足、民不聊生。他说，“中国人民对于连续不断的纷争和内战早已厌倦，并深恶痛绝，他们坚决要求停止这些纷争，使中国成为一个统一、完整的国家”，故“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在孙中山看来，国家统一是人民幸福生活的依托及其根本利益所在，国家“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此时虽未能继续引申何以统一后人民便能享幸福，但由其他有关论述中，不难推知，他认为统一之后才能政治安定，各项建设可以进行，故人民得享安乐。

　　孙中山不仅看到了国家统一对人民幸福的重要作用，而且为了国家统一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在他毕生救国救民的长期奋斗中，始终以反对国家分裂和谋求祖国统一为己任。他坚决反对“南北分治”，强调指出“惟今日虽已共和，尚未大定，欲其大定，必须统一”。他主张以和平手段收改革之功，支持南北双方代表议和，辞去临时大总统职以促成南北方的和平统一。他一再声明“文素以博爱为信条”，“余愿以和平之方法，力谋中国之统一”，发表《实行裁兵宣言》，率先裁兵，因为统一能“立供国民以福利”。

　　当和平手段无法达到国家统一的目的时，孙中山主张采取坚决的革命手段。在他看来，革命只是一种手段，是一种达致国民幸福的手段。“就古今中外的历史看来，一个国家由贫弱变到富强，由痛苦变成安乐，没有不是由革命而成的。因为不革命，人民的痛苦便不能解除。人类何以要革命呢？是要求进步。人类的思想，总是望进步的。要人类进步，便不能不除去反对进步的障碍物，除去障碍物，便是革命。所以我们要人类和国家进步，便不能不革命。”

　　三、新道德建设是人民幸福的保障

　　孙中山指出：“近代人类立志的思想，是注重发达人群，为大家谋幸福。”“人人当以服务为目的，而不以夺取为目的。聪明才力愈大者，当尽其能力而服千万人之务，造千万人之福。聪明才力略小者，当尽其能力以服十百人之务，造十百人之福。”“现在文明进化的人类，觉悟起来，发生一种新道德。这种新道德就是有聪明能力的人，应该要替众人来服务。这种替众人来服务的新道德，就是世界上道德的新潮流。”为了实现这种新道德，必须做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正确看待利己与利人的关系，发扬为他人服务的精神。他认为:“重于利己者，每每出于害人”，而“重于利人者，每每出于牺牲自己，亦乐而为之。此种思想发达，则聪明才力之人专用彼之才能，以谋他人的幸福”。由此看来，利己与利人是两种对立的道德思想。他进而提出：“人人应以服务为目的，不应当以夺取为目的。”去除利己之心，树立利人之心，向“天下为公”的目标而努力奋斗。二是正确看待官与民的关系，树立公仆思想。他指出：“今经革命之后，专制已覆，人民为一国之主，官不过为人民之仆，当受人民监督制裁也。”孙中山在阐述这种新型官与民关系时认识到，“为大家谋幸福”，必须使官员摆正自己与人民的关系，是受人民监督制裁，而不是“社会上独占特别阶级”。三是正确看待生与死的关系。孙中山认为人无论生还是死，都要有价值，有意义。“人生不过百年”，当“乘此时机，建设革命事业”，这才是人生的价值；同样人要死得有价值，“因革命而死，因改造新世界而死，则其死重于泰山，其价值乃无量之价值，其光荣乃无限之光荣”。由此可见，孙中山是从国家和社会的高度来看待生与死，并号召人们为了革命和建设理想中人人都幸福的新社会要具有自我牺牲精神。

　　在孙中山看来，只有有德性的人，才是真正幸福的人。1923年10月15日，孙中山在广州国民党恳亲大会上说：“要大家从今天起，把从前的牺牲精神再恢复起来。……我们无论做什么事，只要问心无愧，凭真理去做，就是牺牲了，还是很荣耀，像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打死孚琦的温生才，为主义去革命，成仁取义，留名千古，至今谁人不敬仰他们呢？就是千载之后，谁人不去纪念他们呢？”

　　孙中山本人就是道德的典范。他认为，“立身当推己及人，行道贵由近而致远”，并毕生躬身力行。他的“爱国如命”、不避艰险、毕生自强不息、爱好和平、重视道德修养等言行，都是他备受后人尊崇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民生主义为全人类共谋幸福

　　孙中山说：“社会之所以有进化，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不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有冲突。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就是为大多数谋利益。大多数有利益，社会才有进步。”由此可见，孙中山的理想社会，最终落实于民众的实际地位和利益，无论社会的精神层面还是物质层面，都是以老百姓感到满意为主要着眼点。在其心目中，社会利益关系的调和与多数人的生活幸福，不仅是理想社会的重要标识和核心内涵，也是追求和实现理想社会的根本出发点。

　　孙中山说过：“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在这里，孙中山把民生主义当成了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同我们今天提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一样的。）中华民国创建之后，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就成了孙中山的理想。他认为“社会主义”就是“人道主义”，人与人之间的“博爱、平等、自由”是“社会主义”的真髓，“社会主义”为全人类共谋幸福，“普遍普及，地尽五洲，时历万世，蒸蒸芸芸，莫不被其泽惠”。“社会主义”社会之实现，不仅政治上“使世界人类同立于平等之地位”，经济上“富则同富”，即便精神上也将“乐则同乐”。而要达到这一境界，孙中山认为应该将生产资料“归为公有”，因为“集种种生产之物产，归为公有”，既能“利国福民”，使国家与民众均“收其利”，又能磨灭“贫富苦乐”的差别，使各种利益关系得到公正协调。到那时候，老百姓将个个“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分业操作，各得其所”，社会也将必然变得理想和谐，人民幸福也终将实现。

　　（赵丽华，天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本文系天津市教委科研计划项目“新时代坚定大学生文化自信研究”<2018SK130>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