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救与纷争：辛亥革命时期杭州绅商两界的筹办团防

　　辛亥鼎革前夜，对期望保留既存秩序的地方势力而言，如何恢复社会治安并防范可能发生的革命党起事，可谓其面临的最为棘手的问题。特别是武昌起义爆发后，各大城市的官员和社会精英对社会动荡、谣言纷起以及革命党起事的忧惧均程度更剧，其维持治安的心态也就更为急切。在此情形下，一个甲子之前因太平军兴而开始大规模推行、随后历次内忧外患时亦无不实施的团练策略再度被许多官绅视为救命稻草。只不过，这一次官府在疾风骤雨中的自顾无暇使得筹办团防从以往的“官督绅办”一变而为社会精英的自救行动。

　　在同盟会和光复会积极活动的杭州，当地的绅学界和商界分别借助浙江省谘议局与杭州商务总会，于武昌起义10天后同时启动了筹办团防。在短短的4天内，杭州绅学界和商界从最初的分别筹办民团与商团，历经两度意欲“不分民团商团”，直至因组织形式和经费来源上的分歧而分道扬镳。其后，绅商两界在分立民团、商团的过程中主动或被动地与革命发生了关联：绅学界部分成员试图效仿武昌走上革命之路，商务总会则受到来自湖北军政府的革命动员。但与当时朝野多数自救举措的命运一样，杭州绅商两界筹办团防的努力亦因革命党于1911年11月4日发动起事而告中断。

　　杭州绅商两界筹办团防的过程很能体现革命时期“很多人确以为要变天了，同时也有不少人在努力”的一般情形。事实上，除杭州外，当时重要城市如苏州、上海、广州、无锡、重庆等均在加紧筹办民团和商团，顺天直隶谘议局也提出了于各厅州县创办民团的议案，并同时倡办民团和商团。但需要说明的是，此番筹办团防与咸同至庚子前后的历次办团有两点区别：首先，作为“通商口岸中新兴的城市精英”中的代表，支持新政、立宪的绅士和经营近代工商业的新式商人取代了以往的乡绅而成为筹办团防的首要领导者。其次，绅商两界之间的差异与分歧使得此次筹办团练呈现出民团和商团分立的态势。

　　以往有关辛亥革命时期城市精英筹办团防的研究往往多论商团而少及民团，且对商团的考察亦侧重那些响应革命或革命成功后护卫胜利果实者，而较少关注维护城市治安并防范革命的群体。杭州绅商两界筹办民团和商团的经历以及期间双方的纷争，或能揭示辛亥革命时期不同地区、不同城市在社会大变动来临时反应方式及社会动员方式的差异，对进一步认识清末“绅商”群体亦不无裨益。

　　一、 武昌首义后的杭州乱象与办团呼声

　　自武昌爆发新军起义和随后战事日趋激烈的消息陆续传到杭州后，当地市民即陷入巨大的恐慌。据《申报》报道：“杭垣因鄂乱日烈，地方戒严，商民惊扰，岌岌不可终日。”普遍的社会恐慌迅速波及杭州的金融秩序。《申报》于10月20日报道称：自武昌事起，杭州“人心惶惧，钱业同行因城厢殷富纷提存款购藏赤金，或竟埋现洋，以致银根日涸，商市濒危”。次日的《时报》亦注意到杭州的“金市恐慌”：“各大金铺如干源、信源等金业，金器为之一空”，以及“钱市奇窘”：“凡以大洋易小洋，早辰尚十角八十，下午仅九角六十五文。铜圆换兑尤为参差，居民更恐”。在10月18、19、20三日“因买金卖金、纷纷取现，存款为之一空”后，《申报》预测因“现银缺乏，各银号、钱庄同时告竭”，“如无特别接济”，21日杭州“势将罢市”。

　　为维持杭州市面货币流通数量，商界极力寻求脱困之法。一方面，杭州商务总会要求“一律停运现洋出境，以维市面而保大局”。另一方面，继10月19日浙江省谘议局临时会议提出“借拨库银接济市面”后，银号、钱庄两业全体业主于当日下午2时聚于商务总会“公议救急办法”，亦敦促商务总会总理顾松庆、协理王锡荣面见巡抚增韫，“请再借拨库帑”。尽管稍后增韫即通过电话令藩司于当晚在商务总会担保的情况下借拨库银7万两、运司3万两“以救眉急”，并将海陆军捷电传知商民以安定人心，但其所允借之10万两多为市面并不通用、仍需兑换之宝锭（银元宝），而当时“城厢内外现洋早涸，时间已晚，万无兑换之所”。虽然藩司吴引孙又同意拨放现洋和制钱“暂济明日之急”，但“能否勉强支持，未可料”。于是，众钱庄于10月20日下午召开钱业大会，就“取缔存户”达成一致并颁发通告。10月21日傍晚，杭州大清银行因恐“若无巨款以接济全市，必至瓦解”，亦联合浙江兴业银行等三家银行呼吁商务总会紧急出面，请求巡抚“再放藩库存项”，“以济眉急”。

　　但到10月22日，杭州混乱的金融形势和商民的恐慌心理并未稍缓。据《时报》报道，对于10月21日到期各款，大钱庄一律不解现洋，只凭同行汇划。“然以一纸流通，寒不可衣，饥不可食，故民间愈觉张皇失措”。且商务总会所借官款十万两宝锭“市上仍不通用，窘状亦未稍减”。

　　伴随着金融秩序的混乱，是革命党即将在杭州发动起义的风传。武昌起义爆发后，当晚消息即传到杭州，但“杭垣仅得简报，未知详情”。稍后各地“义师四起，浙江全省震动，官场惶恐情形已达极点”，革命党亦潜入杭州筹划起事。10月11日，同盟会中部总会负责人陈其美亲自由上海赴杭州，先后与同盟会会员褚辅成和新军将领朱瑞、顾乃斌、吕公望等密议。稍后上海同盟会研究江浙沪革命问题，决定于杭州率先发难，继而占领上海，进兵苏州，并派黄郛、龚宝铨等抵杭布置起义事项。

　　另一边，业已嗅到革命气息的巡抚增韫采取了一系列防范举措。其一为增强城门、街道、车站、船埠的巡逻力量。获悉武昌起义后，增韫当即下令严禁本地报刊登载相关战事报道，并派八旗各防营“添班各城门，严密巡逻”。不久，又“加派特别巡警前往保护”。因标统张载阳“力保新军无他”，他撤回新军出防之令，并派辎重、炮、工三营“逐日轮流巡街”。10月20日晨，湖北方面“水陆军大捷”消息传至，即立派卫队“分路肩牌，鸣锣宣告”，并添调驻扎江干新军一营入城，分队保护车站及钱江船埠等处，“以资镇慑”。此外，亦下令对重要机构严加警戒。《时报》即注意到，“因谣诼纷纭，革祸在即”，增韫电召时在衢州驻扎的一营巡防队“回省保守军装、储药二局”。《申报》除同样提及衢州巡防队回防省城外，并报道增韫将驻守湖州之部由兵轮运送回杭。

　　由于革命党人此前多次暗杀政府大员，增韫对其人身安全亦分外担忧。10月21日的《时报》即报道抚署曾接到匿名函件，“谣称即日起事，并有人函借头颅”，以致增韫“恐上加恐，故署内出入稽查愈严”；并称其18日前赴杭州将军德济居所密谈防务途中，“轿前顶马三道，枪队如麻，如遇大敌”。 24日，该报又报道增韫“自闻鄂耗后，心惊胆碎，昼夜旁皇”。19日晚竟未敢在署居住，“宿于大关轮舶之上”，20日则“宿于督练公所”。且近日凡出辕，“必多派一区巡士”，21日所派尤众。

　　上述意在强化杭州防御的举措进一步加剧了人心恐慌，市民逃离避难者日渐增多。10月21日《时报》报道称，近日杭州到上海的火车载满“往沪避难人客，每日不论头、二、三等座，客为之一满”。同日的《申报》更详述了市民和旗民的逃离情状：“稍有身家者纷纷搬逃，赴上海者十之三，赴宁波及上游各属者十之七。江船拥挤，行李如山。凡赁居旗营者连日迁出，驻防妇女哭声盈耳。有哀求搬者代带小儿一二名，以备殉难后一线之续，闻者恻然。”同时提到学堂学生的离杭回籍：10月19日后“公私学堂纷纷停课，全体解散者已十三四校。其余如中学堂、高等学堂之上八学府学生大半回籍，留者仅本城少数”。据举人出身的杭州籍教育家钟毓龙（1880—1970）回忆，当时浙江学务公所议绅吴雷川曾向提学使袁嘉谷请示办法，“袁谓如果阻止不住，亦只能通融办理。于是学生纷纷散去。至九月初，各学校几无人矣”。

　　尽管增韫于19日晚11时专门发布晓谕告诫市民勿信谣言，照常各安生业，却丝毫不能遏制离杭外逃风潮。其后数日，“纷逃过江及近城各乡者势如潮涌”，“每日由杭至申之快车、慢车点验行箧，每次装载有四五百余件之多”。在一片谣言声中，谘议局议员也多有逃离杭城者。据《申报》报道，因“近日鄂乱蔓延，谣言日烈，各议员惊心风鹤，携装潜遁，为局中访闻函电追回者甚多”，至20日下午尚少数十人。因22日的谘议局会议“恐将因此停议”，议长陈黼宸“万分惶窘”，不得不“连日与书记长密谋派人赴上海罗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