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救与纷争：辛亥革命时期杭州绅商两界的筹办团防(3)

　　《申报》对马叙伦等人的指责并非毫无理由，会上商界代表对其革命党的怀疑更不是空穴来风。此时作为杭州学界代表的马叙伦担任两级师范学堂教员，同时兼职《浙江日报》社论主笔和谘议局书记。从其在戊戌变法后就读于新式学堂接受西方政治思想洗礼，后因参加学潮以致留学日本计划夭折，遂赴上海、广州的报馆和学堂谋生，期间广泛接触维新人士和革命党人的经历看，他正是学者们用通商口岸的“新型知识分子”或“边缘知识分子”所定义的清季教育制度改革特别是科举制废除的重要产物——有文凭却看不到入仕前景、大多接受短期聘用合同到新式学校任教、“不受任何约束”且“易于接受任何反叛思想，是所有改革或革命的后备力量”的那一类群体的代表。若有关马叙伦1909年回杭任教两级师范学堂后不时参加秘密集会，武昌起义后又征得其老师、议长陈黼宸同意，计划以维护治安为名成立民团，“表面是自己防卫，实际预备响应”果有其事的话，则其对商界代表放弃合作办团大动肝火便不难理解。

　　10月24日冲突之后，绅学界与商界先后于25日和26日开会，分别筹办民团和商团。25日下午在城内仁钱自治公所召开的绅学界会议议定先行招集团勇600人，已较原定1200人缩减半数。即便如此，“不幸与商界绝交”的绅学界仍苦于费无所出，不得不向官方寻求支持，请求借拨平粜款项1万元作为开办费，并就城厢商民房租2元以上者酌提1/10作为常年经费。如再不敷，则挨户派捐。会议将杭州民团机构定名为“杭州城民团局”，选举绅士陈汉第为总团长、汪曼锋为协团长。另设总务长、筹备科、训练科、会计科、庶务科。将杭州城划分为12个区，各区设区团长1员。议定一旦款项有所着落，即行布告“民团”成立。另一边，自认联合会议中被绅学界“恃强压制”的商界本欲在26日的会议中继续筹办旨在巡逻打更的“守望队”，但因其他事由，又将会议日期推迟至28日。

　　就在绅商两界分道扬镳后不久，由于绅学界内部突然出现矛盾，双方关系一度出现转机，合作办团亦再度被其中一方提出，只是这一次主动方换作了绅学界。据《申报》报道，在绅学界代表25日在自治公所议定成立“杭州城民团局”后，会议选出的总团长、时为巡抚衙门民政科参事员的陈汉第因“颇得巡抚知遇”，提出“绅民办团必请官厅督办，并须节制商团，始允出而任事”。众代表将陈汉第此举视为“意欲献媚官厅”，“大动公愤，群起反抗”，并于26日下午紧急聚会以“公筹对付”。同时主动向商界示好，推举潘凤洲、冯畅亭二绅前赴商务总会以“调和前日之风潮”，“仍请同心合办”团防，“并说明陈汉第主张官督及节制商团之荒谬”。陈汉第主动寻求官方控制的主张在绅学界内部引发的强烈反应表明，在经过清末地方自治洗礼后地方精英对于国家集权倾向的高度警惕与反感。

　　两位绅士带来的消息在原本就激愤不已的商界再次引发了震动。据《申报》报道，其时部分商董正因他事在商务总会开会，“闻而大哗，反对尤激”。总会协理当即向二绅谢绝共同办团的设想，决定将原本因事推迟至28日的筹办“守望队”会议提前，并立即电召各业董到场开会。会议先是将“守望队”更名为“保卫局”，稍后又改为“临时商团”，额定600人，并议定于10月28日再开成立大会。

　　对商界而言，从“守望队”到商团的转变意味着军事化等级的提高，从而对团勇和经费来源均提出了更高要求。为此，会议议定从已裁之杭州府四营兵丁中挑选团勇；3000元的开办费和服装费以捐献方式筹集，经常费则采取两种办法：一为按城内商店之大小分为4等，最小者每月缴捐2角。二为设立特别捐，由加入商务总会之30余种行业按月筹解。

　　在10月22日至26日绅商两界筹办团防的过程中，双方虽有维护治安的共同诉求，也同样面临经济人才“俱绌”的不足，但因绅学界提出“以资本大小为捐数多寡”这一不利于商界的筹款方式和少数代表的激进态度，以及在治安组织采取何种军事化等级上的分歧，使得双方合作办团的前景蒙上了浓厚的阴影。在此情形下，民团总团长寻求官方控制之举不但令绅学界不满，更进一步激发了商界独立办团的意识，从而最终宣告了杭州绅商两界联合筹办团防的失败。商界两度拒绝合作办团的背后实为绅士地位的下降和商人地位的上升，体现出20世纪初城市精英阶层的均势所发生的变化。不过，尽管合作办团已无可能，但面对恶化速度以日计的城内秩序，绅商两界仍努力谋求加快各自的办团进程。也就在这短暂过程中，革命的影响分别从外部和内部作用于商团和民团的筹办。

　　三、 外部与内部的革命动员

　　10月28日本为商界计划召开商团成立大会之期，但当天凌晨发生的两件蹊跷事不但陡然加剧了杭州市民对革命的恐慌，还因此耽延了办团进程。28日3时，正在熟睡中的市民被旗营内突然施放的空炮惊醒，“万分惊惧”。“全城哄乱”之际，又传来驻扎鼓楼的巡防队密运一架大炮上楼的消息。市民遂“愈信即有乱事，煞时群起迁逃。车站及江干船道，人如蚁聚，车马塞道，其暂向拱埠湖墅及西湖各乡者，势如潮涌”。至傍晚时，“谣言愈炽”，称30日“旗营必开炮屠城”。一时“穷檐小户扶老携幼，自三更以迄黎明，儿啼女哭，守候凤山、候潮两门过江者人山人海。自车驾桥至三郎庙一带轿担阻塞，几至遮断交通，火车站及钱塘、涌金等门大率相似，一若立刻即有大乱者”。

　　在《申报》看来，这一天是杭州自武昌起事以来最为紧张的时刻，“大局危急，已达极变”。市民对旗营的忧惧表明，尽管18世纪以来杭州城内的满汉关系得到明显缓和，但在革命来临前的巨大混乱面前，双方历史上的仇恨被重新激发出来。在此情形下，因众商纷纷要求商务总会敦促巡抚对旗营施压，原定28日召开的商团成立大会不得不被暂时搁置。

　　随后一位不速之客的到访则令商务总会在组织商团问题上平添了几分踟躇。29日上午，突有一郑姓商人来到商务总会门前，持汉口商会名片求见协理王锡荣。其人自称原籍浙江秀水，长期在湖北兵工厂任事，不久前来杭寓居。因见城内金融恐慌、市面危急，特建议商务总会出面“切实维持，以保大局”。若总会现银支绌，尽可向湖北军政府所设中华银行借助。此外，他表示湖北“军政府”对于“各省商民维持保卫最为注重，俾免人民涂炭”，杭州绅商两界在办团过程中虽“微有意见”，但“值此同舟遇风之际，仍望捐除介蒂，合谋进行”，并提出可请上海商团派员来杭“帮同教练”，“以谋速成”。

　　从其提到中华银行和军政府，以及主张向已倾向革命的上海商团求助来看，郑姓商人来杭的目的十分明确，即在于动员杭州商务总会尽快建成商团以便发起革命。不过，面对郑商的“侃侃而谈，义愤形于词色”，并无革命之心的协理“惶遽万状，始终唯唯，不发一语”。雪上加霜的是，当天晚些时候商务总会还接到一份所谓“民国军支部通讯”，“饬其速办商团，后附规则数条”。协理“震惧”之余，立即饬令予以销毁，并“严戒知情者不得泄露”。

　　革命势力的接连动员令商务总会在筹办商团问题上难免犹豫不决。毕竟，商人的职业特性决定了他们对于暴力革命唯恐避之不及，若商团被用于发动革命，则无异于自掘陷阱。而此时杭州城内紧张气氛已至临界状态，任何风吹草动均能令人产生革命已至的错觉。29日晚至30日晨，有人目睹若干“洋装少年”分赴布庄搜买玄色呢，“咸疑为党人预备军服，致有即日起事之谣”。于是，市民拖儿带女纷逃过江及近城各乡者“势如潮涌”，各大街商店均“闭门搬逃”。 31日晚，某茶食店被匪徒抢掠后失火，焚毁“大小商店五十余家，房屋百四十余幢”。这场大火令抚署卫兵及巡防队“均疑党人起事，一律站队待发”，而“各衙门竟有毁垣待逃者”。另一方面，城内众商借助商团稳定治安的强烈呼声也对商务总会构成极大压力。正如《申报》所观察到的，“近日城厢居民搬逃一空，半以老弱留守，致宵小生心，窃盗重叠，四出纵火，居者一夕数惊。官厅拥兵自卫，任令起灭。如前日羊坝头大街之火，竟无一官一卒到场”。在此情形下，众商于11月1日群集商务总会，“要求星夜将商团组织成立，以资自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