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浙江的社会变迁

　　1911年的10月10日，中国历史上一场酝酿许久的起义在武汉三镇之一的武昌拉开了帷幕，这场起义也为中国革命历史上最悲壮的一场——辛亥革命，打出了第一枪。从此，革命一发不可收拾，一举将在中国存在了千年的君主专制主义的封建机器完全打破，开启了中国完全意义上的民主共和纪元。其中，浙江省是参与这场革命的地区和主要战场之一。而辛亥革命的发生对浙江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就经济方面而言，辛亥革命对浙江社会在经济方面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金融业发展迅速，浙籍资本家迅速成为中国不可小觑的一个商帮，浙江的“对外开放”程度大大深入，逐渐成为中国经济重心。

　　1840年鸦片战争是中国经济结构发生巨变的开始。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对于中国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又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生产的发展。”而浙江也不例外。因此辛亥革命发生前这一阶段，浙江的民族资本主义虽已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发展了，但随着辛亥革命的发生，浙江的资本主义经济更加迅猛发展。

　　在金融业方面，浙江商人虽然在经营钱庄业方面有悠久的历史，而在辛亥以后（1912年以后），浙江的金融机构如雨后春笋一般纷纷建立。“1912年创建了浙江实业银行，形成以李馥荪为中心的浙江之主要金融机构。”

　　而在辛亥前后的对比中，我们发现，浙籍资本家在中国经济史上的地位迅速崛起，成为当时乃至现在中国经济不可小觑一个商帮。在辛亥之前，浙商在当时的中国经济已经占有一席之地了，但与晋商和徽商相比，影响力并没那么大。而在辛亥之后，浙籍商人藉着浙江的区位优势和全国革命浪潮，渐渐地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力，与当时的华北、华南财团并称中国“三大财团”，也逐渐成为了“三大财团”的中心。

　　其次，就政治而言，辛亥革命之前，许多人对中国的政治建设都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而在浙江，也有很多人在为之努力。1911年11月5日，在浙江革命党人和光复会、同盟会的努力下，浙江军政府成立，可见当时浙江的政体应是政治权威。但另一方面，在辛亥革命以后《临时约法》颁布的大背景下，“1912年1月22日，浙江省临时性立法机构----临时议会制定了《中华民国浙江省约法》，明确规定了人民的权力义务、浙江军政府的构成及其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具有鲜明的三权分立民主宪法性质。”由此可见，浙江社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法理上，已经确立了三权分立的政治权力運行原则。同时，在行政机关建设方面，先后设立了一系列临时性行政执行机关。在司法建设方面，除了贯彻三权分立原则中的司法独立原则之外，还效仿西方建立了审判制度、律师制度等创新性制度，其中，“军政府先后公布了《浙江省法院编制法》、《修订浙江省法院编制法》等法规，进一步完善了当时的司法制度。”由此种种，不难发现，浙江省在辛亥以后，在政治层面所受革命的影响是深远且现实存在的。

　　最后，就思想文化而言，辛亥革命之后，是中国历史急剧变化的转型期，不仅新旧文化交错冲撞而变化非常巨大，中西文化也交错融合互相影响，整个中华文化都处于剧烈的变革中。这种演化和变革，对浙江民俗的冲击和变易，是极其直观和巨大的。首当其冲的是浙江社会民俗文化的剧烈转变，省军政府在禁烟、剪辫易服等方面，出台了强制的规定。文化教育建设也随之启动，在浙江，1912年8月，朱瑞、吕公望发起创办了体育专门学校。1914年之江学堂更名为之江大学。这些新式学校的建立，为浙江省社会改良或变革，提供了最坚实的人才基础，并为社会思想巨变做好了最充分的准备。除了社会民俗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改变，浙江社会在辛亥以后，在民族节日形式、服饰文化等方面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的。

　　辛亥革命伟大的成就在于把民主共和的思想传播到了民众之间，虽然不彻底，但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千百年来未曾有过的景象。辛亥对浙江社会在思想领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国民意识崛起。辛亥以前，人们总把自己奴化，认为自己低人一等，而辛亥以后，这种现象有了很大程度上的改观。②国家主人翁意识有所提高。③受革命思潮和西风东渐的双重影响，浙江社会在思想上更加开放和以包容的姿态面对外来文化。

　　通过本次研究，从几个基本因素入手，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对浙江社会在辛亥前后的状况进行了分析和对比。我们可以得出基本符合历史实际和当时现实状况的阶段性结论：浙江社会在辛亥革命前后，经济方面，浙江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阶段性的发展，浙江开放程度不断加深，浙江商人逐渐成为中国经济舞台上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政治层面，公民民主权利得到一定程度上的保障。而在思想文化层面，浙江社会的民俗文化发生了巨变，浙江社会呈现更加科学、理性的心态，国民意识有所提高，国家主人翁和社会担当意识更是成为一代乃至一代人的标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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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金普森.略论浙江近代经济史研究[J].杭州大学学报，1991，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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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浙江军政府公报第3册.1912年1月24日;浙江公报第103册，第131～132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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