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辛亥革命与民族复兴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办，中国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湖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及武昌辛亥革命研究室承办的“辛亥革命与民族复兴——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21年10月26日-27日在湖北武汉东湖宾馆召开。海内外诸多知名学者参与此次学术会议，从政治、经济、外交、思想文化等不同角度入手，在更长远的历史发展脉络中对辛亥革命所关切的重要历史议题展开讨论。从参会论文主题来看，既有从宏观上对辛亥革命研究方法和视角的整体反思，也有结合时代特征对辛亥革命历史意义的重新思考，亦不乏具体深入且新见迭出的个案研究。此次会议从整体上体现了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前沿水平，以下将本次会议的几个重要议题略作综述。

　　一、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辛亥革命不仅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制度，同时对近代中国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改革开放以后，辛亥革命史研究日益受到海峡两岸及海外学术界的重视，其自身也经历了一段较为辉煌的发展历程。不过随着相关著述的不断增多，部分学者在涉足这一领域时往往感到研究空间不足，研究方法和视角很难进一步拓展。针对这一问题，与会学者在总结过往研究经验的同时，也对新时期如何深化和推进辛亥革命史研究提出自己的看法。

　　马敏（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报告《民族复兴的历史之链——兼论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复兴》强调要在大历史视野下探索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既要注重其推翻专制、建立共和制度中革命性的一面，也要注重其在政权建设、经济发展和民族国家观念传播等方面所发挥的积极建设作用，同时指出辛亥革命在中华民族复兴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功绩。桑兵（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的文章《辛亥革命史研究需要走向精细化》总结了目前国内学界对辛亥革命研究趋向及存在不足，认为相较于古代史研究情形，辛亥革命史研究并非无由精进，但若要在既有基础上取得进一步突破，必须摆脱粗放式的研究状态，进入精细化的轨道。孙中山是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先行者，对于其个人行为、思想、著述一直是学界研究热点，张金超（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在其《新世纪以来中国大陆地区孙中山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中总结二十年来中国大陆地区孙中山研究主要学术成果，指出孙中山研究虽然存在较高起点，但在孙中山的革命事功、政治活动、海外活动等方面都有深化和拓展的空间。王文隆（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党史会与辛亥革命研究》从国民党党史角度出发，回顾国民党党史会对辛亥革命研究的贡献，同时论及近年来台湾史学范式的转换对辛亥革命研究的影响。

　　二、辛亥革命与清末民初政局

　　对于清末民初政局，无论是从革命党，抑或是从清政府角度，学界过往都有较为充分的研究。但在此基础上仍有一些聚讼纷纭的议题，例如清帝逊位诏书的形成过程及法理意义，清末新政的实际效果及新政与辛亥革命关系等。与会学者针对这些热点问题纷纷撰文展开讨论，部分学者也对辛亥革命时新军表现、边疆政局及革命党内部分裂等问题进行探讨。

　　王笛（澳门大学）《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再思考》从清末统治结构的改革角度进行探讨，回应为什么改革并没有给清王朝的统治带来稳定这一问题。该文指出晚清集权造成了王朝缺乏自我纠错机制，政府的力量越强大，个人和社会的能动性就越低，没有让社会更多的人参与到社会之中，反而削弱了中央集权。郑小威（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民权政治与辛亥革命》指出“民权”在清末革命、改良各派的思考及其革命和制宪的实践中长期占据核心地位，对民权概念的意涵进行了解释，并且剖析了其与中国近代转型的关系。

　　对于清末政局变迁和新政具体措施及成效进行探讨文章主要有：樊学庆（广州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载沣摄政与宣初政局》认为亲贵政治存在一个由良政到弊政的转化过程，载沣摄政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稳定政权的过渡，但亲贵互争雄长最终造成权力体系分崩离析。李浩（广东技术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有实无名：主持丙午改制“机构”考》考证编制馆这个机构的名称及各种名称出现原因，以此管窥制度设计背后的用意及改制过程中的人事纠葛。章博（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清季军机大臣副署制度的实践困境》指出副署制度本身是为仿行西制，但移植到中国后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引发各个部门之间的争端。赵建民（山西师范大学社会学与法学学院）《预备立宪公会与清季政党的发生》从组党的可能、组党的行动、组党的条件与失败三个方面对预备立宪公会具有政党雏形予以论证。提出预备立宪公会不仅具有政党的雏形，更有一定组党的阶级基础。唐论（泰山学院历史学院）《载泽与辛亥袁世凯复出》以载泽为视角，勾勒出清廷在辛亥年对袁策略从阻袁、制袁到失败的过程。彭剑（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辛亥革命中的“共和大请愿”》指出辛亥革命期间的共和请愿是革命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构成除武装斗争和南北议和外的第三条战线，共和请愿期间存在的反对共和的声音预示着这场君主与共和的较量不会随着革命的结束而立即结束，在这场请愿中，袁世凯也扮演了一种微妙的角色， “被动”地结束清廷的统治。李振武（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宣统三年（1911）江苏谘议局辞职案的是是非非》对两江总督张人骏与江苏谘议局之间因预算案而引发纠纷问题展开研究，对其中细节问题加以考证。汪颖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新政遗产——“未完成的事业”在东三省的继续》以东三省为例，指出清末新政的措施并没有随着辛亥革命结束而终结，新政改革里所包含的对旗制及其它相关改革措施被继续推进，促进东北向现代化转型。

　　本次会议部分学者从不同角度加强对清末新军问题研究。彭贺超（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督练公所与清末军事改革风险应对研究》以督练公所为切入点，利用档案、报刊、回忆录等史料考察其应对清末军事改革风险的措施和得失，由此观察清朝地方政府的军事管理能力和水平。李欣荣（中山大学历史系）《庚戌广东新军革命的社会因素与组织特征》从较长时段观察兵源招募、科举存废、满汉之争、军事学堂等社会因素对军心的影响，籍此重新认识新军革命爆发的社会根源。曾祥辉（暨南大学历史学系）《辛亥年清廷平息鄂事的剿抚战略》追踪清廷平息鄂事的战略变化，解释荫昌与袁世凯对平鄂事宜的不同战略，探讨清方在阳夏战争结束前的剿扶方案。段君峰（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馆员）《武昌起义前夕南湖炮队事件再审视》对武昌起义前夕南湖炮队事件的背景、湖北官方的态度与处置措施、涉事士兵的结局、革命党人的应对、事件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革命一方面需要武力作为后盾，另一方面也需要从法理上确立正当性，部分学者对政权鼎革之际涉及统治权转移的一些关键问题展开讨论。骆宝善（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帝辞位诏书的拟稿与改定》提供从袁世凯内阁及总统府档案流出清帝辞位诏书前后两稿，并对拟稿人和时间进行考辨。尚小明（北京大学历史系）《辛亥南北议和演进与清帝退位诏书拟定及颁布》对南北议和与清帝退位诏书种种细节进行考证，认为袁世凯所提倡的“虚君共和”思想影响了整个南北议和的始终。朱文亮（暨南大学历史系）《辛亥〈请速定大计折〉再析》利用日本参谋部相关档案，同时梳理原有史料，认为《请速定大计折》体现的君位共和主张实为清方和谈策略之一，只是国会公决方案无望后的备选，其意义仅在于提前暴露了清方的和谈底线，并不能简单视为袁世凯企图废帝的阴谋。陈明（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中华民国接受北方各省统治权办法案〉的提出及其实践》通过梳理《接收案》的提出及其实践过程的来龙去脉，反映民国政制在北方未光复省份建构过程的复杂性。杨思机（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辛亥革命与蒙藏管理机构的制度转型》探讨辛亥革命时期蒙藏事务机构的设置和争议，以此折射出民初的国家制度建设由一个矫枉过正到守正创新的过程。张临希（北京大学历史系）《“共和”何以安内蒙——东北亚视角下的辛亥革命与边疆政局》讨论在辛亥革命过程中除却南方强势的汉人革命限度，清代旧制如何积极参与民国建设的问题。承红磊（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总统世袭与民国立君——洪宪帝制运动前期北京政府内部所提出的折衷方案》利用北京外交部档案和日本外务省相关档案，重新梳理洪宪帝制时期“总统世袭”与“民国立君”方案的提出及影响。

　　部分学者在既有基础上继续加强对南京临时政府和民初革命党人研究，李长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1914 年革命党人对孙中山与黄兴分裂的反应新证——宫崎滔天家藏题字幅释读》利用宫崎滔天家藏两件字幅文物，结合其他资料进行解读，揭示二次革命后革命党人群体对孙、黄分裂的反应情况。华强（国防大学政治学院）《中国同盟会分裂的表象与内因》指出地域文化、革命宗旨、经费分配以及领导人物分歧是造成同盟会内部分裂的重要原因。高博文（暨南大学历史系）《“总长取名，次长取实”——南京临时政府行政部门组织原则再研究》结合相关史料分析同盟会内部的主观意愿，对南京临时政府行政部门组织原则进行再研究。

　　三、辛亥革命时期的思想观念与文化传播

　　相比于疾风骤雨似的革命进程，辛亥前后思想观念的流变与传播则具有渐进性和持久性的特点，新旧思想的交替并非与政权更迭过程亦步亦趋，且很大程度上受到域外与传统文化因素的双重影响。许多学者注意到辛亥前后西学东渐过程所呈现的特殊性，从文化传输、群体接受、历史书写与记忆等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展开讨论。

　　在文化与观念传播及社会思潮方面，俞祖华（鲁东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清末民国时期中华民族大家庭观念的发展》揭示了家国同构的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对中华民族观念建构的影响，并指出不断加重的外患是中华民族意识形成的催化剂。洪振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论清末民初博览会事业中的民族主义》以清末民初的博览会事业为切入点，探讨博览会背后所反映民族主义之起因、内涵、特征及其困境。左玉河（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辛亥革命时期俄国民粹主义之传入及其中国反响》聚焦于清末民初俄国民粹主义的传播，认为清末革命党人所介绍的俄国无政府主义，实质上是俄国民粹主义。赵妍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家且不存，国于何有？——辛亥革命后读书人的家国观》提出辛亥前后许多著名革命党人和知识精英既推崇政治革命，又维护伦理道德，这种存伦常于共和时代的努力传递出维护和重建家庭的永恒关怀。赵军（日本千叶商科大学）《从“同床异梦”到“异床异梦”——大亚洲主义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变异与改造、对抗》探讨了大亚洲主义思想在近代中国落地生根及本土化进程，同时指出大亚洲主义主张在后期成为各派政治势力包装各自政治理念的理想工具。罗福惠（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辛亥前后的阶级言说》回顾西方阶级观念传入中国之后，如何嵌入中国人的固有思维和对现实社会的观察，从此开始产生多样化的阶级言说。经盛鸿（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江苏地区反清革命与民主共和思想的源头及其发展》论述了20世纪初在同盟会江苏分会的领导下，江苏地区民主共和思想的传播与发展。马建标（复旦大学历史系）《“革命依赖人民之心力”：现代中国“国民意志”的表达与“国民革命”运动的落实》认为报刊媒介对政治的介入会对中国民意表达产生深远影响，这在清末民初报界舆论及苏俄的“输出革命”过程中都有体现。彭春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进化之调律：斯宾塞与清末的种群竞争论述》以斯宾塞种群进化理论在中国落地和转化的过程为主线，指出在清末无论趋于渐进改良还是走向激进革命，都可在斯宾塞思想谱系中借鉴到适用理论资源。

　　在历史记忆与书写研究方面，何广（湖北省博物馆）《革命·革命史·革命学——孙中山论武昌起义刍议》对孙中山武昌起义的言论作知识性整理，并总结其作为革命的参与者、总结者以及领袖的不同身份，对历史叙述产生的影响。李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共和”叙事：切近的历史表述——民国前期历史教科书中的辛亥革命与民国建立》探讨民国前期教科书中“共和”叙事表述内容和主要特点，并指出共和作为一个时代主导性叙事，有其价值所在。蔡炯昊（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情感、政治与学术之间：民初清史馆与官修正史的式微》重点研究辛亥之后不同群体和政治势力在撰写清史时史学观念所呈现新旧杂糅和多歧互渗的局面。吕涛宇（华中科技大学历史研究所）《尽书生报国之意：杨铎与〈辛亥建国史纲〉发覆》对杨铎个人的治史风范与《辛亥革命史纲》主要内容与特点进行介绍。兰梁斌（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家的辛亥革命史书写及其意义》探讨了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家在马克思主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指引下，构建辛亥革命及整个中国近代史话语体系和书写范式的过程。朱文哲（南方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时间与政治：民国时期蒙藏回历书的编印发行》将民国时期的蒙藏历书放置于现代民族国家时间秩序构建的背景下加以考察，分析蒙藏历书制作与颁行所面临的文字差异及空间距离的挑战，梳理民国政府的因应措施与制度构建。李日（烟台大学人文学院）《“南宋北徐”述论》分析了宋教仁、徐镜心这两位拥有共同革命理想和相似革命经历的人物在牺牲后所呈现不同历史认知程度，并从政治环境、舆论环境和后世学术研究等不同角度分析其原因。楚秀红（中山市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中山元配夫人卢慕贞的“隐”与“显”——浅谈研究现状、空间、孙卢婚姻及其他》回顾晚清以来一个多世纪中关于卢慕贞的研究状况，分析其在后世历史书写中形象不断变化的原因。高晓晨（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新中华报〉对孙中山的纪念》以《新中华报》为中心，通过梳理孙中山纪念相关论文和时事报道，探讨抗战时期中共纪念孙中山的旨趣及诉求。刘贵福（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胡适〈中国的孔教运动〉的写作及思想状态》以1914年胡适所发表在《中国学生月刊》上一篇专门讨论孔教运动英文文章为例，探讨胡适在留美时期对儒教、孔教，乃至于基督教的真实态度，进而揭示留学时期胡适思想发展过程。黄健敏（中山市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从想象到具象：辛亥革命初期孙中山革命者“形象”的建立》重视视觉材料对历史研究重要性，结合辛亥革命初期孙中山留下若干影响和有关文献，探索具体直观革命者“形象”建立。李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伦敦蒙难”后孙中山的英文撰述及其革命者形象的生成》着眼于孙中山在“伦敦蒙难”期间所发表的英文著述文本内容，并结合当地报纸相关报道，探讨英文著述对孙中山形象生成所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