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对辛亥革命事业的接续与超越

　　110年前辛亥革命发生与100年前中国共产党创立，都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历史事件，前者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打开了中国进步的闸门，使“中国的面目全变了”；后者更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57页)有着十年“时间差”的两大历史事件有着密切的历史关联，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指出：“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不说明以前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对于共产党的成立”“也就不能说得清楚”。认识辛亥革命的历史影响要联系十年后中国共产党创立，中共创立并使革命面目“焕然一新”，是辛亥革命打开中国历史进步闸门的必然发展；理解中国共产党创立历史背景要上溯至十年前发生的辛亥革命，中共正是在包括辛亥革命在内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尝试屡次失败后才应运而生的。中共领导人是辛亥革命失败的反思者、辛亥革命事业的支持者、辛亥左派元老的合作者、辛亥奋斗目标与革命策略的继承者，他们以“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接续与超越推翻两千多年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使党的创立与辛亥革命一道成为中华民族历史天空上的两座灿烂星辰。

　　中共早期领导人对辛亥革命失败的反思

　　辛亥革命既有成功，也有失败。辛亥志士率先喊出“振兴中华”口号并为之不懈奋斗，成为中国梦的源头，却无力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历史使命；以中华民国取代了千年帝政，但民国成了由军阀把持的空招牌。1922年6月15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以中共中央名义指出：辛亥革命“推倒了几千年因袭的帝政”，并创立了民国，“在中国政治史上算是开了一个新纪元”，但这场“由封建制度到民主制度”的战争“至今尚未能成功”，“名为共和国家，实际上仍由旧军阀掌握政权”。

　　中共早期领导人肯定了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同时分析了其最终归于失败的结局、原因。1920年10月10日，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的《国庆纪念底价值》一文中指出：辛亥革命“废黜君主，建设共和，在中国历史上不能说不是空前的盛举”，“只可惜这历史上空前的盛举是一时偶发的，太没有持续性”，民主共和只是昙花一现，军阀专权很快取代君主专制而起，“直到如今还完全是封建主义恢复了固有的势力”；共和革命所以很快流产，一是因为革命党人“没有专政底毅力和远见，急于和反革命的帝制派联手”，再是因为“一般国民惑于调和底邪说，又误解共和”。1924年10月8日，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刊第86期“双十特刊”，刊出3篇文章：彭述之在《辛亥革命的原因与结果》一文中指出，辛亥革命的结果是“满清政府是推倒了，可是代替满清政府的依旧是最反动的袁世凯”，“辛亥革命由事实证明是失败了”，失败的重要原因在于“国民党没有认清真正的群众在哪里”“没有认清他真正的敌人”“没了解革命的步骤，——由宣传，而组织训练，而武装暴动”。陈独秀在《辛亥革命与国民党》一文中认为，辛亥革命“除了剪了一些辫子和挂上一块民国空招牌外，别无所谓成功”，失败原因有：被不能贯彻革命宗旨的“排满”等口号葬送；“专力军事行动，轻视民众宣传及党的训练”；“左派首领过于和右派妥协”。张太雷在《辛亥革命在中国国民革命上之意义》一文中批评辛亥革命“没有把外国帝国主义当作革命的对象”，“没有能保持完全革命的态度而倾向调和”。

　　中国共产党是在辛亥革命等旧民主主义革命尝试无力完成反帝反封建任务、无力实现民族复兴使命的背景下，登上历史舞台的。有文本说党是在辛亥革命失败后“顺天应人”产生的。如1943年7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为中共二十二周年纪念而作》社论指出：“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整整六十年，我国志士仁人，断头流血，推翻了满清政府”，可旧民主主义革命最终失败了，历史表明“旧民主主义已不适用于中国，要有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民主革命才能胜利”，“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顺天应人产生出来的”。

　　中共早期领导人对辛亥革命事业的延续

　　中国共产党人始终认为自己是辛亥革命事业的忠实继承者，是孙中山未竟遗愿的历史执行人；始终把自己奋斗的事业，视为辛亥革命的继续与发展。以中共中央名义提出共产党人是辛亥革命事业继承者的表述，始见于1941年10月6日发出的《关于纪念今年双十节的决定》，决定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和全国一切真诚的革命志士，都是辛亥革命最忠实的继承者……对于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一定要使之彻底实现于全中国。”此前，党的早期领导人已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与辛亥革命的血肉联系，及新民主主义革命与辛亥革命的传承关系。

　　中共成立之初沿用了苏俄的“民主（主义）革命”术语。但在中共二大召开不久，开始以“国民革命”替代“民主（主义）革命”作为主流话语，陈独秀在1922年9月20日出版的《向导》第1期发表了《造国论》一文中就使用了“国民革命”这一概念。“改用‘国民革命’来代替‘民主革命’这个口号”，其重要原因在于“国民革命”一词为孙中山在1906年制定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率先使用，以其作为政治口号易于获得孙中山与国民党的认可。陈独秀强调，广州国民政府是“继续辛亥以来的革命政府”（《今年双十节中之广州政府》，《向导周报》第133期），说明了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与辛亥革命的继承关系。“辛亥革命是中国国民革命第一次试验的大失败”（彭述之：《辛亥革命的原因与结果》，《向导周报》第86期，1924年10月8日），在其失败后，由国共联合推动国民革命，以完成辛亥革命的未竟之业。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后，中共反复申明要继续辛亥革命事业，完成孙中山临终遗愿。3月15日，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孙中山之死告中国民众》，声言“中国民族自由运动”“决不会随中山先生之死而停止的”，中共对民族运动“决不因中山先生之存殁而有所变更”；又致唁中国国民党，表示相信“中山先生的身体虽然死了”，“中山主义——即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主义”不会“随着中山之死濒于危殆”；希望国民党承继孙中山“伟大的革命遗产”，执行其“临终之政治的遗嘱”，表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工农阶级愿与贵党协力奋斗到底”。同日，赵世炎以“士炎”笔名在《政治生活》第33期发表《孙中山主义与其遗命》一文指出：中山是不朽的，因为有孙中山主义与其遗命之存在，在其去世后“应把孙中山主义当作行动的口号，民族革命信仰的中心，在他的旗帜之下奋斗，在他的标帜四围，为民族革命而工作”。蔡和森在《孙中山逝世与国民党》一文中指出：“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生死不是由孙中山个人的生死来决定的”，“只有打倒了帝国主义与军阀，中国国民运动才会终止”，“‘孙中山’是中国民族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的标帜”，“全国被压迫的人民当承继中山这种宝贵的遗产以完成中国的革命”（《向导周报》第107期，1925年3月21日）。瞿秋白以“双林”的笔名在《向导周报》同期发表的《孙中山之死与孙中山之敌》一文中指出：“孙中山先生一生的事业，都是民族革命，他绝不妥协的反对满洲贵族，反对专制政体……年来他更彻底主张反对列强帝国主义，反对一切不平等条约”，现在“孙中山先生虽死，中国平民的这种革命意志是不会死的，中国平民中觉悟的分子，在中山死后，必定格外团结，集中到国民革命的旗帜之下”。

　　中共早期领导人与辛亥左派元老的支持与合作

　　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最坚定支持者，是孙中山和国民党左派的最亲密合作者；中共早期组织约有三分之一的成员如朱德、陈独秀、吴玉章等人，有直接或间接参加辛亥革命的经历。孙中山也把中国共产党人当作自己的亲密朋友，制定、执行了“容共”、联共的革命政策。

　　中共成立不久，就确立了与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合作的政策。1922年6月15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指出，要改变辛亥革命后“仍旧由军阀掌握政权”的局面，需要“由一个能建设新的政治组织应付世界的新环境之民主党或宗旨相近的数个党派之联合”，并称“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派”，中共要与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7月召开的中共二大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此后，以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为标志，形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掀起了国共合作的大革命高潮。在中共建党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的“南陈北李”，与孙中山有良好的互动、合作关系，陈独秀曾邀请孙中山为1920年5月出版的《新青年》五一节纪念号题写“天下为公”，李大钊在1922年8月的西湖会议后由孙中山“亲自主盟”加入国民党。

　　中共与国民党左派合作为捍卫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对国民党右派展开了坚决斗争。1926年2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孙中山纪念日宣传大纲》，强调“真正孙文主义的信徒”必然“遵从孙中山先生一切主义和政纲（如联俄集中革命势力，如容纳共产分子等）”，指责“借孙文主义之名，而行破坏统一的国民革命之实”“乃是孙文主义的叛徒”。3月12日，发出“告中国国民党党员书”，对发生“国民党左右派之分裂”深感痛心，要求“完全继续中山先生的革命政策，而不加以怀疑与修正”。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于1927年10月10日发表《中国共产党为辛亥革命纪念告民众书》，谴责国民党右派“自绝于辛亥革命的事业”，号召民众在中共的旗帜下“完成辛亥所开始的革命”。

　　中共早期领导人对辛亥奋斗目标与革命策略的继承发展

　　孙中山提出过“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思想，不过，不仅其以社会革命解决贫富分化问题的设计悬为空想，他领导的政治革命也失败了。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认识到自身的历史使命，不仅要接力辛亥革命、继续完成“它的未完使命”，“我们现在的运动正是辛亥革命的继续”（张太雷：《今年纪念双十节之意义》，《人民周刊》第26期，1926年10月10日）；而且要超越辛亥革命，“把民主主义的政治革命引上工人阶级社会革命的轨道”（《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后来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指出：我们完成了孙先生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且把这个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

　　在中共成立前，李大钊、陈独秀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表达了对社会主义的必胜信念。1919年2月，李大钊在《战后之世界潮流》一文中指出：在这回世界大战的烈焰中间，突然由俄国冲出了滚滚的潮流，“这就是社会革命的潮流”，此次胜利“乃是新发生的德、俄式社会民主主义的胜利”，“这种社会革命的潮流，虽然发轫于德、俄，蔓延于中欧，将来必至弥漫于世界”（守常：《战后之世界潮流》）。次年“双十节”，陈独秀在《国庆纪念底价值》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要起来代替共和政治，也和当年共和制度代替封建制度一样，按诸新陈代谢底公例，都是不可逃的运命”，“我以为即在最近的将来，不但封建主义要让共和，就是共和也要让社会主义。”（《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第32-33页）1920年11月拟定的《中国共产党宣言》提出：“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

　　中共成功之道在于始终坚持从当前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前行。大致在1922年春夏之交，中共早期领导人开始清醒地认识到：现阶段不能立即开展反对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必须先推翻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即在“推翻资本家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之前要有一个“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民主主义革命”阶段。6月15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指出，革命包括“对于资本制度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对于封建制度的民主主义革命”，由于辛亥革命成果被军阀窃取，“无产阶级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还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7月，中共二大通过的大会宣言阐述了区分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两步走思想，指出：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无产阶级去帮助民主主义革命”；民主革命成功后，“幼稚的资产阶级便会迅速发展，与无产阶级处于对抗地位。因此无产阶级便须对付资产阶级，实行‘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步奋斗。”（《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中共二大提出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提出“二步走”思想，体现了接续辛亥革命与超越辛亥革命的统一。

　　中共虽处于幼年时期，但在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对中国革命规律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形成了超越旧式革命的策略思想。如认识到：需要有组织严密的先进政党领导，“若能成立一个强固精密的组织，并注意促进其分子之团体的训练，那么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依托”（李大钊：《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又如强调需要建立一支革命政党掌握的可靠军队。蔡和森1922年9月15日在《努力周报》第1期上发表的《统一、借债与国命》一文中指出，辛亥革命“重大的教训”是“旧支配阶级的武装不解除”，必须以革命武装“扫除一切不法之武力”。再如强调需要有广泛的民众动员尤其是“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要坚决纠正“忽视对于民众的争取”的弱点。

　　中共领导革命、建设与改革事业取得成功，不断实现了辛亥革命先驱的伟大抱负，并在许多方面继承发扬了孙中山及其革命同志的设想。

　　（作者系鲁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