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救与纷争：辛亥革命时期杭州绅商两界的筹办团防(2)

　　由于城内局势愈发动荡不安，加之9月以来多地出现灾民抢米事件，谘议局和工商界均发出了赶办民团以维护治安的呼声。在10月19日举行的谘议局临时会议上，“赶办民团，以维危局”被作为四项议案之一由议长提请巡抚批准。另一方面，因担心数万失业的绸业工人聚众闹事，众绸业业主向商务总会提出“赶办民团”并以工人充当的建议。据21日《时报》报道，“因客路阻塞，汇划不通”，全城绸庄于19日“纷纷停机”。由于城内机房料房内工人多至三四万人，“十九无隔宿粮”，“万一相率鼓噪，聚众暴动，则大局糜烂”，众业主“纷纷向商会告急，决议赶办民团”，并提出“即以此辈应选，以杜危机”。心急如焚的众业主“接连数十次电话”，要求商务总会总理顾松庆、协理王锡荣立刻谒见巡抚，“请发军械”。

　　至此，武昌起义以来杭州风声鹤唳的紧张气氛已到千钧一发的地步，在军队和巡警力量不足的情况下，无论是主要由绅士构成的谘议局议员，还是金融和实业界商人，这些城市精英均将维护治安的希望寄托在“赶办民团”上。正如《时报》所评论的，“浙省绅学各界有鉴于鄂乱影响，深自惕虑。外患果属可忧，而内乱更须提防。兼之浙中水祸以来，匪警频闻，若不未雨绸缪，恐蹈噬脐之辙”。一位温州籍人士亦在报纸上公开呼吁：“近以鄂江风潮一夕万顷，洪波荡溢，各省惊心。时有流氓饥民跳梁伏莽，乘机竞发，扰乱治安。上自省会，次州县，下乡里，扰扰纷纷，无处蔑有。防如失急，祸不踵旋。今欲弭患未蘖，消乱未形，非速办民团之策不可。”经过两日对“赶办民团”的“报纸喧载”后，筹办团防一事于10月22日被杭州城内的精英们付诸实践。

　　二、 走向分立的民团与商团

　　10月22日午后，杭州城内的绅学界代表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大礼堂内召开了旨在“赶速成立”民团的大会。据10月25日的《申报》报道，此次大会由“某绅发起”。 24日的《时报》则明确指出“其建议倡办人，即议局议长陈介石”。另据参会的两级师范学堂教员马叙伦事后透露，此处的“某绅”即其老师、积极参与立宪的谘议局议长陈黻宸（字介石）。另一位重要的组织者为杭州学界代表人物、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监督徐定超。其人在御史任上多次奏请清廷尽快立宪，后因失望而辞官返回家乡温州，1910年赴杭出任两级师范学堂监督。

　　此次会议到场165人，除绅学界代表外，巡抚增韫、藩司吴引孙及巡警道杨士燮亦作为官厅代表莅会。大会议题共五项，分别为报告发起民防宗旨、推举临时议长、提议组织办法（包括定名、机关、装械、召集方法及团勇额数）、筹款方法、选举总理和副总理。出席者皆认同组织民团旨在保卫治安，并在第二项上迅速达成一致，公推徐定超为临时议长。但于讨论“定名”和“机关”时因多有分歧而用时甚久，“有请先办省城模范各属，有请普及全省者”。此外，“装械”问题亦因有人“恐官厅怀疑”“借口推诿”而迟迟无法定论。

　　会议陷入僵持之际，巡抚增韫就众人的分歧和担忧发表了意见。他首先以咸同年间团练的“成效昭著”抚慰众人无须怀疑此次办团会招致“官厅之反对”，明确表示民团“正宜及时赶办，以辅官力所不逮”。同时他也承认，“所难者经济问题”，即团练经费的筹集。枪械问题则不必过于担忧，因来福枪库存尚有盈余。虽分拨全省必不敷用，但可向洋商订购。至于届时采取何法，可由“诸君多数取决，鄙人无不乐成”。

　　巡抚的积极表态迅速扫清了会议的障碍。随即，众人表决将办理民团的机构定名为全省民团总局；枪械即暂用库存来福枪，日后不敷分配时由各属“缴价请领”；议定民团的开办费由官厅提供，常费则由各地自筹；团勇名额待机关成立后再议。在最后一个环节，众人投票选举因办理浙路和组织预备立宪公会博得盛名的汤寿潜为全省民团总局总理，谘议局议长陈黼宸为副理。

　　在官方支持下，杭州绅学界的筹办民团大会基本达到了预期目标。其间，重要官员的到会、巡抚的表态以及在经费和枪械方面的支持表明，此时的官方无疑需要借助民团稳定日益动荡的社会秩序。同时也应看到，这一积极态度既是咸同以来官方对民间武装的警惕逐渐淡化的结果，也与1906年后清廷吸收议会政治的某些成分以密切与新兴城市精英之间联系的基本方向一致。但因财政窘迫，官方对筹办民团的支持仅限于提供开办费，枪械的使用未来亦需“缴价”。

　　就在杭州绅学界代表群聚两级师范学堂筹办民团的同日，商务总会亦召集各业业董集会商议筹办商团事宜。由于会议召开不久便在讨论中意识到绅商两界在经济、人才方面“双方俱绌”，商务总会转而决定“联合各界，合并组织，不分民团商团”，并刊发紧急传单，延请绅学界代表于24日下午一同“续开大会，公筹从速进行，藉资保护”。这一转向表明，此时的混乱局面已令商界认识到维护治安需要庞大的人力、物力，故欲联合绅学界筹办统一的团防组织。

　　但令商界失望的是，在10月24日下午200余人参加的联合会议中，双方在建立何种组织和如何筹集经费的问题上产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关于组织问题，绅学界代表声称既为“防匪起见，务须实事求是”，“不能徒有名称”，故坚持建立民团。商界代表则“以金融恐慌，才财两绌”，“只求范围缩小”，不再主张商团，转而提议创办“守望会”，“只须每十家雇人打更，此外一概可以废去”。他们对于绅学界组建民团之议“全体均不认可”，表示“若云民团，即有军队性质，不但经费难筹、人才缺乏，即日后遣散尤多窒碍”。双方各执一词，“抗争多时，意见已多冲突”，只得暂停讨论，转议经费问题。

　　因绅界代表潘凤洲提议“先定组织大纲，约计预算，然后再定经费之支配”，即经费数量取决于组织规模，故绅商两界先行商议团勇名额。不过，双方虽议定招集1200人并预筹5个月经费5万元，但在5万元从何所出的问题上再次陷入“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有请提不急公款者，有拟向官厅借拨者，有拟按户派捐者，有拟仿房捐摊派者”。其中绅学界代表力主按户派捐，以资本大小为捐数多寡，自二角至八角不等。但这一主张遭到商界代表的坚决反对。眼见“一会两派，势难成立”，商务总会协理宣告因业董全体反对，建议团防“各归各办”，绅学界办其主张的民团，商界则自办“守望会”。此举引发绅学界代表的强烈不满，其中两级师范学堂教员马叙伦态度尤为激烈，高声斥责众商有意破坏，并声称“设或土匪滋事，应令先烧商店”。此言一出，商界代表十分震惊，以“革命军未来，恐君无权命令土匪”反唇相讥，更有指马为革命党者。双方随即“群起冲突”，“几乎打成一团，会场因此激散”。

　　10月24日联合会议上的激烈冲突反映出杭州绅商两界对于究竟采取何种军事化程度的地方武装组织的本质分歧。孔飞力在探讨咸同时期的地方军事化现象时，曾将当时地方武装组织的军事化层次划分为“团练”“勇”和“地方军”三个等级。商界最初拟筹办的商团和绅学界主张的民团均和咸同时期各省广泛兴办的团练属于同一等级，商界后来欲改办的“守望会”则较团练降低了一个军事化等级。其原因正如商界代表所顾虑的，“金融恐慌”导致“才财两绌”，故降低军事化等级可大幅削减人力和物力资源的投入，显示出欲以最低成本维护治安的实用主义心态。但在绅学界代表看来，“守望会”这种停留于“雇人打更”、仅起巡逻作用的组织显然难以应对眼下严峻的治安形势。

　　杭州绅学界和商界的办团纷争在舆论界也引发了分歧。武昌起义后转向支持革命的《时报》认为，商务总会最终决定商团与民团分立不啻为“此疆尔界，自分畛域”，指责其“一闻出钱，所谓痛等剥肤，其不知所费者小而所益者大”，此举不啻“坐以待毙”。《申报》则取同情商界的态度，认为绅学界动机不纯，其意欲合作办团不过是由于“经济尤形困难”，故“欲藉商款充基本”。且其态度未免咄咄逼人，尤其不满于马叙伦对商界的“汹汹诘问”，并以“二三恶少”形容其身边附和者，认为正是这些年轻激进分子的“哄闹”和“肆骂”破坏了此次联合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