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汤寿潜的革命转向

　　辛亥鼎革之际，立宪派在清政府与革命党之间的态度游移，依违两可，历来存在不小的争议。要点之一，就是立宪派是否投机钻营，攫取各地反清独立的成果，进而与袁世凯里应外合，排挤革命党，趁机窃取全国政权。学界对这一看法尽管也有若干具体情况因人而异，总体而言倾向于认可，所以在学界这一看法较为普遍并居于主导地位。随着时势的变迁，虽然这一看法未必受到直接的挑战，而且如今整体而言学界对立宪派的看法已有明显变化，可是由于学人对辛亥革命研究逐渐敬而远之，评价固然有所不同，但实情究竟如何，却较少认真细致的梳理探究。近年来，一方面材料扩张，一方面视野拓展，出现了若干新的信息，将相关研究置于新旧材料与事实联系的脉络之中，一探究竟，或有成活一片的奇效。本文以汤寿潜在辛亥民元的思想行事为主轴，结合立宪派在国内外的整体表现，作为个案深入考察立宪派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以期在前人认识的基础上更进一步。

　　再者，汪林茂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汤寿潜卷》出版后，研究汤寿潜，就资料的汇集而言，大体已备，就算还有遗珠，也是可遇而不可求，而且恐怕难以动摇现有资料所支撑的史事。不过，要想恰如其分地认识汤寿潜的言论行事，不能局限于汤寿潜本人的资料及其言行，而要放眼与之相关的一切人事。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历史研究是天然的比较研究，必须通过比较不同的史料才能逐渐近真并得其头绪，这也是辛亥革命研究走向精细化和深入一层的必由之路。

　　一、前因：从反对专制到拥抱共和

　　辛亥前，国内立宪派一而再再而三地发起国会请愿运动，大有不到黄河心不死之势，甚至撞了南墙也心有不甘。而在呼吁请求的言辞中，又夹杂着不立宪即势将引爆革命以恐吓清廷的意味。一般认为，这表明立宪派士绅一方面对清廷抱有幻想，另一方面对革命心存畏惧。二者均有可以进一步讨论的空间余地。

　　辛亥革命前汤寿潜的政治主张，可以一言以蔽之曰反对专制，为此他很早就极力劝说其座师、时任军机大臣的瞿鸿禨自上而下地争取立宪，而且不遗余力地参与发起国会请愿运动，面对清廷的再三压制，仍然不肯放弃，甚至不惜辞去所有官职，斩断与清王朝的直接关系，以示决心。立宪派士绅中，不少人有着丰富的官场阅历，见识不凡，有的还是能员干吏，不可能迂腐到识不破清廷的内心和狡计。正如汤寿潜后来解释自己之前不断要求清廷变革的动机目的那样：“潜于前年，曾经痛苦陈书，以冀一悟，而彼昏不知，亵如充耳。曾不期月，势成土崩。妄庸误国，祸贻孺子，亦可恫也。”他之所以“絜诚北行，流涕万言，终望中央改革”，就是因为如此可以“事半功倍”。事不成，“腊杪开缺，复附一疏，预陈现状，为最后之忠告，曾不为动，虽以昌黎，原此不悔，谓臣罪当诛乎！生平与盛毫无私憾，去秋电劾，亦以存亡所关，虑之深故言之切，不幸而中。乃以六七龄之孙子王，为群凶负此重大之责任。天乎人乎！”虽然是事后所言，却可以反映之前的真心。所谓最后之忠告，不过大厦将倾之际聊尽人事而已。

　　尽管如此，国内立宪派死守国会请愿，仍然留下宁可乞求清廷不肯彻底与之决裂的口实，坚持立宪也因此带有抵销革命的意味。碍于情势，国内的立宪派士绅很少公开坦露其内心的思想和根本的主张，面向朝廷官府和社会各界的种种说辞及其行事，并非全部底牌。以国会请愿为例，虽然由国内立宪派发起实行，动因却与海外革命派与保皇派的大论战关系紧密，甚至可以说是以具体行动落实大论战的结果。

　　以《民报》和《新民丛报》为代表的革命派与保皇派论战，双方都声称自己大获全胜。其实旁观者清，保皇派一方的主张有一个无法绕过的坎，就是清廷是否愿意立宪。如果清廷坚持不肯立宪，则自上而下的立宪就成了一盘死棋，毫无成功的可能。杨度等人正是看到这一死结，提出以开国会作为测试清廷是否愿意立宪的试金石。如果说梁启超游新大陆而梦俄罗斯，从鼓吹共和一步退到开明专制，是因为他亲眼目睹美国华侨社会的状态，觉得中国的国民程度不足，不能马上实行立宪，于是转而希望通过清廷的开明专制提升国民程度，推进君主立宪。那么就学理而言，无论是由革命转向立宪的徐佛苏，还是由立宪退回开明专制的梁启超，都和杨度一样，没有根本否认民主共和，甚至承认民主共和是更高一级的政治体制，只是觉得中国国民程度不足，不能一步到位实行共和。以开国会测试清廷有无立宪的真心，一旦结果是否定的，主张君主立宪就失去了所有固执己见的理据，道理上和事实上就只能接受共和，或者说舍民主共和之外再无其他可行的选择。

　　国内立宪派士绅没有公开加入海外的论争，并不等于他们不关注海外论争的进展。汤寿潜和张謇等人主张立宪，开始主要是从反对专制出发，与革命与否关系不大。但是实现立宪的途径存在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的差异，他们自然是倾向于后者而极不情愿是前者。郑孝胥、张謇等人为在上海设预备立宪公会致民政部禀称：“立宪之恩命必出自宫廷，立宪之实力必望之政府，立宪之智识必责之人民。”要从士农工商四民之中聚集有智识之人，“以发愤为学合群进化之旨，为之提倡”。组织预备立宪公会，就是要成为“中国立宪国民之前导”，否则“无以答宫廷宵旰之忧劳，无以承内外官司之训令”。张謇进而表示：“人以为假，走以为天下之人当咸认为真。认真而后有希望，有希望而后有精神，有精神而后有思虑，有思虑而后有学问，有学问而后知要求，知要求则真真矣。”言下之意，就是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

　　不过，张謇等人对官府和官员说的话，不无表态的意味，未必将心中所想和盘托出。海外革命派与保皇党的论战，使得自上而下的关节即清廷的好恶凸显出来，要想实行君主立宪，必须清廷心甘情愿，主动为之。如果清廷反对，则自上而下就是此路不通，死路一条。杨度的方案旨在解决至少是明确清廷是否愿意立宪的问题，以便采取相应的行动。国内的立宪派不便参与海外的讨论，或是对不同的意见表明态度，却用行动将事情抬上桌面，连续进行的国会请愿运动目的之一，正是落实杨度的方案。测试的结果，在清廷方面暴露出立宪的真伪，在立宪派方面则是清楚认识到必须改弦易辙。

　　原来立宪派士绅虽然不赞成革命的手段，却不一定反对革命的目的。按照杨度的看法，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的论争，关键在于是否立宪。从反对专制的立场出发，合乎情理的逻辑是，君主立宪不行，就只能民主立宪。坚持要求开国会，是抱持万一之念，用行动促使清廷即刻立宪，以避免革命引起社会动荡，至于对清廷，可以说已经没有什么幻想可言。在清廷最终堵死立宪的通道后，立宪派士绅不得不接受革命的手段，因为他们心知肚明非此无法实现革命的目的，只是对于自下而上的革命可能造成社会动荡与破坏，仍然心存畏惧，希望尽可能保持在可控的范围内。经过这样煎熬的心路历程，革命风暴的来临仿佛是第二只靴子终于落地，立宪派士绅反倒觉得心安了。

　　辛亥鼎革之际，包括汤寿潜在内的东南或江浙立宪派人士，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影响到何种程度，已有的研究还存在不少悬而未决的问题，或是虽然有了初步意见，疑点尚多，有待于进一步深究。其中关键之一，就是立宪派只是趁机附和革命以便争夺权利，甚至与袁世凯南北呼应，窃取革命成果，还是积极推动共和革命，同时试图掌控革命的局面与走向。二者形似而实不同，值得深究。

　　机缘巧合，武昌首义爆发时，浙江立宪派领袖汤寿潜和江苏立宪派领袖张謇两人不约而同地置身于武汉，成为名副其实的亲历者。面对惊天动地的突发事件，正在离开的张謇与刚刚抵达的汤寿潜，都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因而不约而同地赶回上海，准备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