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汤寿潜的革命转向(3)

　　其三，政体变革一步到位，采用最高形式，以免后续为了改变政体到更高层级而不断引发革命。

　　就任都督后，汤寿潜致函云南等各省，鉴于海内苦专制久矣，武汉义旗一麾，全国响应，而各省多以后此政体，专采共和，认为“臻人道之极致，跻治理于大同。惟此为将来世界公理，一举而致之，不至革命之祸，有一再尝试之惨，万世一时，谅同胞无不表同情者”。采取最高政体形式以避免革命一再发生的意思，革命党人在与立宪派论战时也曾表达过，其用意主要并非防止革命，而是不必逐级递进，可以躐等而上，一劳永逸地根本解决问题。不过，不必经常性地以革命的方式推动政体变革的用意，双方大同小异。

　　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是汤寿潜的同乡同年，又同样担任过预备立宪公会的副会长，汤寿潜与之联系紧密。辛亥应变过程中，汤寿潜几度致函张元济，报告自己的动向以及心中想法，11月11日函谓：“在沪闻杭已公布，多数人谓公布而不应，必有哗噪暴之患，是大局坏于下走，且有旗防取涂炭。匆促而别，不及函致。叠奉手教，爱潜实爱浙，公谊私情，两志铭感！此间歧云，党中有党，变幻之数，巧历不能算，殆为革命时代所必经之阶级。潜一身不足惜，深恐破坏之后，再加破坏，不敢一怒迳去。海云：我不地狱，谁当地狱。兹心不求人谅也，委蛇以济之。军政属之司令部，民政属之民政部，一省之内，颇似脑胸之双头政体，公亦可以鉴其进行濡滞之故矣。十一属均来电，已大半树汉帜，居民尚安堵。近两大条件，选劲旅以援金陵，筹饷源以济金融，粗耐廑注，一俟人心稍定，苟有可引避之机，奉身退走海上，从公作逍遥游，幸矣！”

　　所谓破坏之后，再加破坏，当然首先指向党中有党的政治纷争，至于防范之策，一方面是成立各省都督联合会以救急，另一方面则是变通合众共和办法以争取长治久安。而且两方面都要顾及实情，参用法理。汤寿潜推许张元济出任联合会浙江代表为“浙有人”，进而建议道：“求外人承认，必令其信我有保护之能力。会在联合，不过一谈话机关，会员不过一都督之代表。所谓都督者，方处于风波中，未必全体拥戴。会议虽决，如该省不尽保护之力，该会无武装迫令如约，外人肯以身命财产托我乎？黎公能莅会，则为盟主，即可提议专件。此会在要求各国承认，各省有不尽保护我人之责者，各省联兵共讨之，似乎面子上较为好看，可望外人之就范。万一黎不能莅，不能不就近推一人以执牛耳。西林有威望而无领土，余则惟有苏督，而威望不逮。公其与诸公统盘筹之。”更为重要的是，“此次大会，自必议及政体，合众共和，参用美国、瑞士之制，似无疑义。然查美国一换总统，并委任各员而亦一体更动，新旧未治，即人民受亏。拟请议定换总统时，敕任官自随之而换；奏任者换不过半；委任各员，如无过误，意可不必更易，以期浃洽。美国多专家，若中国更无如许政党，足备换任。区区之愚，未必当于法理。第从事实推衍出之，惟明教焉。”也就是说，一步到位是大势所趋，酌情变通是程度未及，无论如何实事求是，要旨都在避免长期纷乱。

　　汤寿潜等立宪派士绅转向共和的考量，显然包含消除动乱、恢复秩序以及防止革命不断发生的因素，他们对于共和的解读，与革命党人之前的言说宣传多少有些出入。不过革命党人随着形势的发展以及自身地位的改变，也在言论和行事方面做出调整变化，双方的变更具有相当程度的吻合，至少在大方向上大体一致。尤其是在五族共和以确保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等关键的方面，包括主张民族主义的孙中山和提倡排满的章太炎等人在内，都积极努力地设法实现民族和解。尽管他们很早就明确表示排满的方针主要是针对统治者而不是一般满人，仍然要在各种场合反复表明态度，打消各族民众的疑虑。而组建民国政府，恢复秩序，争取国际承认，防止社会动荡蔓延，也是革命党人追求的政治目标。

　　三、真心反袁与坚决北伐

　　毋庸讳言，东南的立宪派士绅掌控政权，与各地的革命党人的确产生了不少矛盾，甚至爆发过冲突。不过正如革命党内不同派系同样存在分歧一样，其中有的未必是由政治立场或主张不同所引发。不仅如此，在两个关键问题上，汤寿潜的态度甚至与孙中山等人基本一致，即主张北伐和反对袁世凯。两件事相互关联，关键则是对袁世凯保持高度警觉。这样明确的态度立场，即使在革命党内部也不多见。

　　诚然，从恢复秩序、统一全国、获得国际承认的角度考量，江浙立宪派士绅对于袁世凯有所寄望。1911年

　　11月18日，汤寿潜致函袁世凯，除了声言应亟设共和政府，以收统一之效外，还特意表示：“元首之选，属之与公，万众喁喁，延颈以俟，此非所谓千载之一时乎！”并且从不同角度加以劝说，如元代扩阔帖木儿以百胜之师不能挽亡元之运，自己还落得个“沦身沙漠，取讥前史”的历史教训，尤其是袁世凯本人与清朝素有过节，“公起自猜废，遂□师徒，一任狼狈，兵出屡挫，财匮民贰，根本已摇，诸镇离心，北都濒陷，准之扩廓，抑已不伦。今昔异势，公即据有河北，亦不足号令天下，况拥残破之余，当沛然之旅，欲为清廷假息旦暮，是公亦知其不可，徒苦吾民耳！”所以，惟有“翻然变计，恭行天罚，举戈一挥，中国遂定，故后冲主，予之汤沐，列在虞宾，亦足示大公，……百世之下，与华盛顿争烈，亦惟公之自择之。得失之数，不蓍可决”。尽管汤寿潜曾以“当代人杰”相期许，却坦言如果“虑不及此，祸福之枢，功罪之的，在公一身”。

　　推重之余，明确告诫其不要行差踏错，看似对袁世凯寄予厚望，其实也是公然警告。汤寿潜对袁世凯的看法从来正少负多，即使在劝进之际说好话，忆及“曩者庚子之役，妖贼肆扰，公首不奉诏，而互保之约，卒赖以全。惟时寿潜亦奔走南洋以赞，其后知公可与图大计也”，也没有忘怀彼此的过节，“及浙人争路事起，于公不无纤芥之疑。今日之事待公，而理所当捐弃瑕衅，共襄大业”，并正告袁世凯：“若犹外示服从，内怀犹豫，去万世之功，就灭亡之熸，公即不自惜，如天下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