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理治的金融思想:历史实践与现实意义
辛亥革命网 2025-03-12 09:18 来源:《金融评论》2025年第1期 作者:余永定、张明 查看:
摘要:本文梳理了红色金融家朱理治的金融思想,着重介绍他的历史实践及其思想的现实意义。在担任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期间,朱理治的政策实践主要包括:禁止法币在边区流通;设立货币兑换所;对内稳定边区物价;对外稳定边币兑法币的汇率;扩大边币的流通区域。朱理治的思想与实践不仅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具有超前的现实意义。例如,他认为通货膨胀不仅是一种货币现象,供求缺口也是造成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因此,治理通胀不仅要靠抑制货币发行,而且要靠提振生产,在收缩货币供应的时候应该扩大生产性贷款。又如,他认为应该辩证地看待财政平衡问题。在总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必须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必要时甚至可以实行财政赤字货币化。
朱理治(1907—1978)又名朱铭勋,系江苏南通人。1926年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后肄业。他于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河北省委、河南省委书记、中共中央中原局代理书记、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建国后,历任东北人民政府经委副主任、交通部副部长、国家计委副主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河北省革委会副主任。他是中共七大、八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
朱理治在延安期间曾经担任了陕甘宁边区银行的第二任行长。他在任期间出台的一系列金融政策,不仅充分体现了他的金融思想,而且在现在看来也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本文将回顾朱理治在担任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时的金融论述、实践操作及其在当下的意义。文章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介绍陕甘宁边区银行的来龙去脉,作为随后分析的基础;第二部分梳理朱理治在担任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时的金融思想与政策操作;第三部分探寻朱理治金融思想的现实意义。
一、陕甘宁边区银行的来龙去脉
北洋政府于1914年公布《币制条例》,中国的货币制度从银铜复本位制过渡到银本位制,但银两制依然存在。
1933年3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实施了“废两改元”,宣布全国一切公私款项的收付一律使用银元、不得使用银两。中国币制实现了在银本位基础之上的统一。
1934年6月,美国通过《白银收购法案》,在国外大量收购白银。1935年11月3日,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发布公告,指出近年来的全球经济衰退,使得各经济体纷纷调整货币政策,禁止市场上的硬币流通。而中华民国当前的货币体系以白银为主,白银价格的剧烈波动导致国内通货紧缩,工商业全面凋敝,资金大量外流,国际收支和国民经济状况不断恶化。于是在当天,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改革,放弃银本位制,使用本国银行发行且与外国货币挂钩的纸币作为法币。法币最开始与英镑挂钩,1936年在《中美白银协定》签署后改与美元挂钩。
1939年,敌伪势力不断企图通过各种手段套取宝贵的外汇资源,严重威胁着国家的经济安全和金融稳定。为了有效抵御这种恶意套取外汇的行为,南京国民政府决定由各战区各省银行发行地方钞票。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次年3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成立,毛泽民任行长。苏维埃银行发行的货币主要是纸币。在银行成立初期,持有苏维埃货币可以随时兑换为银元与银角,前者的币值相当稳定,具有很高的声誉。1934年10月,苏维埃银行随中央红军长征转移到陕北。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的发生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中国进入抗日战争的历史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于1937年9月成立陕甘宁边区政府,并于同年10月以10万元资本金成立陕甘宁边区银行,撤销苏维埃银行。
陕甘宁边区银行是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设立的银行,也是中国各抗日战争根据地成立最早的银行(表1)。银行总行在延安,并设立关中、绥德、三边和陇东分行,曹菊如任首任行长,后为朱理治与黄亚光。作为最重要的金融机构,边区银行不仅帮助边区政府克服了财政方面的困难,满足了边区人民的经济需求,而且巩固了边区政权建设,为抗日战争胜利提供了物质基础。
在陕甘宁边区银行成立之初,由于周转资金与业务资金非常有限,无法开展大规模金融业务。为了迅速积累边区银行的资本金,1938年,边区政府决定将由贸易局改组的合作总社与光华书店合并,成立了边区第一家公营商店——光华商店。该商店主要利用国民政府拨发的部分军饷和银行资金购买边区所需物资,并以低于私营商店的价格供应边区军民,其工作由边区银行直接管辖。到1940年10月,光华商店的分店已经达到22家,遍布整个边区。光华商店把边区内的土特产、药材等商品销售到边区之外,不仅促进了边区经济发展,而且为边区银行积累了资金。据统计,仅1940年,边区银行的资本金就增加了40余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