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三线建设史研究为丰富、弘扬、传承党的精神谱系服务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用革命精神鼓舞人、教育人。2021年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在一百年的非凡奋斗历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涌现了一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一大批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形成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红岩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抗疫精神等伟大精神，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7月1日，他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又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他要求我们继续弘扬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脉，永远把党的精神谱系继承下去，发扬光大。9月，经党中央批准，中共中央宣传部梳理公布了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三线建设史研究者要借助这股东风，通过研究，更深入地挖掘三线建设史料，更系统地论述“三线精神”，为丰富、弘扬和传承党的精神谱系贡献智慧和力量。

　　在以往的三线建设史研究中，“三线精神”曾被概括为“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我认为，这十六个字对“三线精神”的概括是比较准确、比较深刻的，也是经得起时间检验和历史推敲的。

　　“艰苦创业”是“三线精神”的精髓，浸润着三线建设的历史全过程。当年出于战备需要，来自全国各地的数百万建设者，放弃相对舒适的生活和相对优厚的物质待遇，告别亲人，远离城市，奔赴人烟稀少的深山峡谷、大漠荒野，或扎根，或转战，与天斗，与地斗，与各种困难斗，披荆斩棘，顽强拼搏，锲而不舍，坚持不懈，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模范人物和英雄事迹。例如，攀枝花钢铁基地，选址在总面积仅2.5平方公里、自然地形坡度达10%—20%的金沙江边弄弄坪上，被国际同行普遍认为不可能建大型企业。然而，攀枝花建设者偏不信这个邪，凭着“三块石头支口锅、帐篷搭在山窝窝”的精神，硬是靠人拉肩扛，把成千上万吨大型器材设备和生活物资运了上去。同时，他们又进行科学的总体布置，精心地设计工艺流程，合理地制定运输方案，终于在深山峡谷中建起了被誉为“象牙微雕”的现代化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再如，成昆铁路沿线地形险峻、地质复杂，山体滑坡，危岩崩塌，以及岩溶、岩爆、泥石流等各种危险现象时有发生，被国外专家断定为“筑路禁区”。但是，铁路建设者在这样的恶劣条件下，硬是逢山凿洞，遇水架桥，全线共建有各种桥梁991座、隧道427座，桥隧总延长达433.7公里，占线路总长度1100公里的40%，有些车站甚至建在了隧道中、桥梁上。因此，成昆铁路也被联合国誉为“象征20世纪人类征服自然的三大奇迹”之一。

　　“无私奉献”是“三线精神”的魂魄，传承着几代三线人的家国情怀。至今仍被广为流传的“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口头禅，正是三线人精神境界的真实写照。他们为了国家和人民的需要，把三线企业所在地当成了自己第二故乡，其深厚感情有的甚至超过了生育他们的第一故乡。在他们之中，有不畏烈火、保护油井的四川32111钻井队英雄集体，有抱病牺牲在工地的好干部陶惕成。修建成昆铁路时，有两千多名铁道兵干部战士牺牲，相当于平均每修一公里就牺牲两个人。修建地下核反应堆816工程时，百余名官兵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但因为工程在当时处于保密状态，家人很长时间不知道他们为何牺牲，埋在哪里。在全国三线地区，到处可见当年修建的烈士墓园。它们是三线人英雄事迹的见证，默默传颂着三线人万世垂范的奉献精神。

　　“团结协作”是“三线精神”的根基，彰显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三线建设时期，一线企业向三线搬迁是一项重要任务。当时流传着一句口号：“好人好马上三线，备战备荒为人民”，一方面说明无论援建职工还是企业都是同行业中的佼佼者；另一方面也说明，无论援建职工还是企业，都随时听从上级调遣，只要一声令下，不讲价钱，不计得失，闻风而动，打起背包就出发，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那时，上海、沈阳、北京等一线大城市的许多重点企业，直接和三线地区进行对口支援。如鞍钢支援攀钢、一汽支援二汽、上海支援四川时，都是把最好的师傅和设备调过去。有两个车间的，调去一个车间；有一个车间的，调去半个车间。为了支援水城钢厂，鞍钢搬迁了1座568立方米高炉及相应配套的焦炉、烧结机、矿山、动力等一批设备到贵州六盘水。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设，更是冶金、化工、煤炭、铁道、电力、地质、机械、交通等十几个中央部委和云、贵、川三省团结协作的结果。据统计，1966—1976年，全国共内迁项目380个、职工14.5万人、设备3.8万余台，11个三线省区共投资1173.41亿元，从而形成了西南机械工业基地、华中机械工业中心和汉中、天水、银川、西宁工业区等一批新的、各具特点的工业中心。正是当年各部门、地区、企业之间的这种团结协作，对改变全国工业布局和少数民族地区工业的落后面貌发挥了重要的历史性作用。

　　“勇于创新”是“三线精神”的旗帜，引导着三线人不断攀登高峰。与其他时期的大规模工业建设相比，三线建设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在苏联终止援助、撤走专家之后的困境里艰难起步的，也是在西方实施物资禁运、技术封锁的包围中出奇制胜的，更是在荒山野岭、环境闭塞的条件下创造奇迹的。其中，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体系，不仅能够大批量生产轻武器，而且能够生产相当数量的先进重武器，到1975年兵器生产能力已占全国的近一半；分布在四川、贵州、陕西的电子工业基地，形成了生产门类齐全、元器件与整机配套、军民用兼有的体系；四川、陕西等地的战略武器科研生产基地，拥有从铀矿开采提取、元件制造到核动力、核武器研制的核工业系统。这些三线企业囊括了大量现代科技和高科技人才，成为其自主创新的基础。如钒钛磁铁矿冶炼是当时国内外尚未解决的难题，为此，100多名科技人员经过反复试验，终于用普通高炉攻克了这一难关，首创世界最高水平的钒钛冶炼技术。又如，中国燃气涡轮研究院经过30多年攻关实验，建成了亚洲第一台航空发动机模拟高空实验平台，荣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当年按照计划经济体制被安排到山沟里的三线企业，改革开放初期大多面临停产和停发工资的困境，但三线企业职工没有怨天尤人，而是服从大局需要，克服种种困难，自筹资金，“找米下锅”，实现了由军转民，在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中走出了一条产业转型的创新之路，既实现了自身的长足发展，也为所在地的社会发展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例如，四川省成都市的现代工业大发展和城市建设规模，就是由此而来的。到20世纪80年代末，成都的大都市格局已具雏形，90年代更成为西南地区科技、金融、商贸、交通和通信枢纽中心。

　　从以上事例不难看出，“三线精神”是与革命年代的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精神一脉相承的，也是与建设年代的“两弹一星”精神、大庆精神、红旗渠精神、西迁精神等精神高度契合的。它彰显了中国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伟大奋斗精神、奉献精神、团结精神、创造精神，同样是我们党的伟大精神谱系的组成部分。面对新时代新征程，三线建设史研究者理应把挖掘、提炼、阐述“三线精神”作为研究的重点，为打造三线文化，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软实力，丰富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弘扬革命传统、赓续红色血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强大精神力量发挥自己的光和热。

　　作者简介：朱佳木，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