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清末报刊对湖北工艺学堂的报道

　　摘要：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了不少新式学校，其中，湖北工艺学堂是湖北最受各大报刊关注的学校。引发关注的深层次原因在于，湖北工艺学堂承载着国人对工业振兴、国家富强的殷切期望。以报刊为主要传播媒介的清末媒体，对湖北工艺学堂的报道主要聚焦于学堂创建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一是学校办学资源不足，媒体对其能否存续密切关注、充满担忧，可见媒体对工业教育有着很大的期许；二是伴随着湖北学界革命思潮的激荡，学校风潮频起，如1909年的“实习风潮”、1911年的学生“剪辫风潮”和师生冲突，媒体均给予聚焦式报道。清末报刊对湖北工艺学堂的报道具有全程性、聚焦性和客观性，这种高度关注显示出媒体对学校发展现状的关切和前途命运的关心，彰显出工业教育在媒体眼中的分量。

　　关键词：张之洞；湖北工艺学堂；清末报刊；媒体聚焦

　　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推行洋务新政，创建了一批新式学校，推进了湖北教育近代化。这些新式学校数量众多，据1908年湖北学务公所上报朝廷的数据，湖北有师范学堂43所、附属小学堂9所、普通中学堂20所、专门学堂10所、实业学堂12所、高等小学堂117所、初等小学堂1080所、半日学堂22所、女学堂15所、幼稚园3所，总数为1301所，规模当为全国之冠。湖北新式学堂种类齐全，涉及普通教育、师范教育、实业教育、军事教育等。在诸多新式学校中，最受媒体关注的非湖北工艺学堂莫属。湖北工艺学堂创建于1898年，该学堂尚未开办就受到媒体期盼，创建时被媒体聚焦，在办学中也一直被媒体重点关注。截至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前夕，国内媒体对其予以报道50余次，其中专题报道就达44次，涉及的媒体包括《申报》《时报》《新闻报》《集成报》《东方杂志》《北洋官报》等14种，以报纸为主，期刊为辅。其中，《申报》的影响力最大，被称为中国近代第一大报；《时报》《新闻报》的影响也很大，与《申报》并称为上海近代三大报；《集成报》是清末最有影响力的文摘性期刊，主要选载当时各大媒体刊发的重要新闻；《东方杂志》是中国近代最有影响力的综合性杂志；《北洋官报》是最有影响力的官报。在各类报刊中，给予湖北工艺学堂报道次数最多的是《申报》，达25次。在湖北，湖北工艺学堂既不是最早创建的学校，也不是规模最大的学校，为何如此受媒体青睐？这些媒体是如何报道的？其中暗含着何种深意？对这些问题，本文试图作一考察。

　　一、殷殷期盼：媒体对学校创建的高度聚焦

　　一所学校还没有正式创建就受到媒体追捧、给予高度聚焦，这在清末并不多见，湖北工艺学堂就是这样一所颇受媒体青睐的学校。

　　1898年初，严复主编的《国闻报》首先报道了湖北工艺学堂将要建立的消息。《国闻报》于1897年10月26日在天津创刊，是宣传维新变法的一份重要报纸。很快，该新闻于1898年2月25日被《集成报》选登，文中说：“近来风气大开，一切工艺均效法泰西，诚自强之策也。……湖广总督张香帅深知其然，拟于鄂省创设工艺学堂，以振商务而收匠材。”[1]《申报》同样也关注到湖北工艺学堂。1898年5月，学堂发布招生信息时，《申报》进行了报道：“泰西各国以商致富，然实与农工相辅而行。鄂中创设农务及工艺学堂以扩利源，洵为富强之先务。”[2]学堂即将开学时，《申报》以《创兴工艺》为题再次予以报道：“湖广总督张香涛制军以泰西致富之基首在工艺，中国现当振兴商务之际，此事尤须刻意研究，方足以浚利源而塞漏卮，然此项人才求之目前尚不可多得，爰于省城创设工艺学堂，拣选聪颖子弟六十人入堂肄业，并延良师勤加训迪，俾得蔚为有用之才。”[3]《新闻报》更重视，在头版头条发表了长篇论说《拟鄂督创设工艺学堂序》。该论说高度评价了张之洞创办学校、发展工业的经历和贡献，简要介绍了湖北工艺学堂的课程设置、师资力量和学生情况，重点则是阐述该校创办的意义、张之洞发展工业及工业教育的远见卓识。在评价张之洞的办学成绩时，文中说：“广择人材而教之以中西之学科，于是天下之子弟讲究新学者翕然而起，彬彬辈出其于下焉。”在肯定张之洞发展工业的举措时，文中给予的评价也相当高：“凡中国足振作利权之道，无不探究奏设。天下之士商皆沐其德而浴其泽焉。”对张之洞创办该校的缘由，文中揭示道：“顷者复慨中国工艺之不振，利权之日逸，奏设工艺学堂于湖北省城昙花林地方。”“中国之危机渐迫矣。香帅深有虑于此，创设学堂。”这就把创建工艺学堂置于挽救民族危亡的高度来认识，体现出媒体的远见卓识。论说甚至对该校寄托了热切的期望：“夫该学堂乃兴实利开实益之起点，而中国之富与强自是更可步进一步也。呜呼，盛矣哉！”[4]当然，论说也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湖广总督张之洞强烈的爱国情怀和非凡的洞察能力。

　　这几份重量级的报纸如此聚焦于湖北一所普通学校的创建，并对其寄予厚望，显得颇不寻常。

　　其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湖北工艺学堂承载的是国人对于工业振兴、国家富强的渴望。

　　在该校创建前后，《申报》曾在头版头条刊发了几篇分量很足的长篇论说，阐述制造业的重要地位和发展工业的极端重要性，如1898年10月4日刊发的《重工论》、11月13日刊发的《中国宜讲求工学论》、1899年1月5日刊发的《论谋国之富先求制造》。这些论说内容丰富、内涵深刻，体现着媒体对工业教育的莫大期许、对国家富强的深切渴望。

　　首先，分析了中国工艺的现状和落后的原因，即中国工艺日衰，西人工艺日精，中国贫穷，西人富强，根源在于中国社会轻视工艺、轻视工匠。“不谓近今士夫喜言空理，视一切工艺为卑，无足道。于是制器利用之事，第归于细民末匠之手，而士夫遂不复躬亲矣。不知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与器有精粗之别，无本末之殊。……奈何今之中国于劝工一事不屑讲求，坐视泰西之奇技淫巧蹈隙流行，而莫大之漏卮日不可塞。”

　　其次，阐述了改变现状的对策，即设立工艺学堂以振兴工业。“是故中国而欲筹富强之策，则劝工之举实为万不可缓之事。……今中国工艺万不能及泰西一二，岂华人尽愚而西人尽智哉？亦未得工学之要耳。……中国欲仿而行之，宜先设工艺学堂，均以士人学之……以破千百年来贱视工师为供人奴役之痼习。”[5]

　　最后，阐述了工与商之间的关系，强调工业的基础地位。“工艺之不讲，制造之不精，彼此交易，遂不能与西人敌。……为今之计，中国不谋富则已，中国而欲谋富，当先整顿商务，欲整顿商务，务须讲求制造。”[6]这个观点极富见地，与张之洞不谋而合，如出一辙。张之洞对工与商的关系，认识也极为深刻。晚清以来，时人多以为西方富强之道在于“以商立国”，张之洞则不以为然，指出“此皮毛之论也”，“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7]，“工有成器，然后商有贩运，是工为体，商为用也”[8]。他对国家富强与教育之间关系的认识，同样富有见地：“人皆知外洋各国之强由于兵，而不知外洋之强由于学。夫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学，此古今中外不易之理。”[9]也就是说，强国富民之基础是工业，工业之基础是工学，工学之基础则是工学教育。显然，张之洞的见解更有洞察力。

　　二、深度关切：媒体对学校发展的热度不减

　　学校创建之后，媒体关注度依然很高，一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按年度来看，几乎没有间断。不过，媒体关注的多是学校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教育资源短缺问题。

　　其一，生源不足。按照张之洞最初的设想，湖北工艺学堂主要招收“官绅士商聪颖子弟”[10]，但事与愿违。1898年5月6日，农务学堂与工艺学堂招生章程同时发布，学额60名，但可供选择的人数不多，两所学校都面临着生源不足的尴尬局面。1899年1月2日，工艺学堂只得再次发布招生简章。第一次发布的招生章程要求“各学生应按名每月捐洋四元以共伙食笔墨之用”[11]；第二次则规定，“除该生饭食、书籍、纸笔由学堂备办外，不另发给膏火”[12]。比较两次章程，可以发现，第二次对生源的要求降低了，而待遇却提高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学堂面临学生缺额问题的困扰，具体来说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长期存在的轻视工商的观念作祟，士子醉心科举，对新式教育有些不屑，当时科举尚未废除，科举仕途尚未堵塞；二是工科课程难度大、要求高，符合条件的生源较少。1901年7月2日、17日，《申报》两次报道了这一情况。第一次说“查得工艺学堂缺额甚多”[13]，第二次还说明了缺额产生的原因，即学生经常半途而废、选择退学———“鄂省自创设工艺学堂已经数载，诸生之肄业其中者多所造就，惟大半半途而废，以致堂中时有缺额”。所以，湖北当局在后来发布的招生章程中，对学生提出了不许退学的要求：“现值朝廷振兴新学，湖广总督张香涛制军爰饬总办某观察将章程详加整顿，缺额一律补足。五月某日出示晓谕，略谓本学堂缺额甚多，即应考补足额，如有身家清白、资质聪颖，年在十二岁以上、十八岁以下粗通文理者，许即前赴提调处报名，听候示期投考。一经录取，即准入堂肄业。惟须专心致志，不准无故告退，庶免学业废于半途，盖亦培植人材之至意也。”[14]

　　其二，经费不足。经费不足是清末办学面临的普遍性问题，工科学校因为投入较大，显得更为严重。学校经费捉襟见肘时，甚至通过减少师生人数以紧缩开支。1900年，《申报》有报道称：“鄂中大宪查得省垣工艺学堂经费不敷，遂将执事各员裁汰过半，学生定额百名者，只留五十余名。”[15]1903年4月14日，《申报》又给予报道：“湖北工艺学堂近因经费无出，举办铜捐以资补助。武汉铜业中人以生意微薄为词，公禀恳恩蠲免。”[16]到了1909年，经费不足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11月14日，《新闻报》载：该校“因经济支绌，久未开办工厂以资实验”[17]。1910年8月21日，《申报》刊发新闻说，湖北各学校开学在即，但经费难以为继，开学之学校寥寥无几，十余所学堂监督纷纷辞职，其中就包括湖北中等工业学堂监督朱启烈。

　　其三，校舍不足。这个问题与第二个问题叠加，使工艺学堂一度停办，甚至差一点就关闭了。湖广总督张之洞最初设想在洋务局办学，后改地址为蚕桑局。1902年10月31日，张之洞上奏朝廷，报告湖北创办新式学堂的情况时，提到工艺学堂的地址在江汉书院旧址。1902年11月，张之洞赴南京署理两江总督，湖广总督一职由湖北巡抚端方兼署。由于学校经费不足、空间狭小，端方拟予以停办，张之洞闻讯后立即制止。但双方沟通的具体情况、学校是否停止，因史料缺乏不得而知。直到1904年4月，端方向朝廷奏陈湖北办学情况时，在奏折中提到：“惟工艺学堂创建伊始，尚未完工，是以未能开办。”[18]可见，此时湖北工艺学堂已经处于停办状态。1903年3月，张之洞回任湖广总督。为了学校重新开办，他做出了很大努力，筹款、购地、建屋，颇费周折，媒体进行了追踪报道。1904年6月下旬出版的《教育世界》报道说，湖北工艺学堂拟更名为湖北高等工艺学堂，官方已经筹集巨款，在武昌鲇鱼套购地，准备建屋。但同年9月出版的《东方杂志》却说，学校准备在武昌武胜门外通商场建筑房屋。12月，《东方杂志》的说法有了改变：在鲇鱼套建筑房屋。选址虽有反复，但张之洞恢复办学的决心不变。11月14日，《时报》报道说，张之洞任命范鸿泰为学校坐办。范鸿泰原为两湖书院学生，后留学于日本东京工科大学。12月底，《警钟日报》报道说，湖北工艺学堂更名为湖北工艺高等学校，开始招生考试。学校虽然起死回生，但开办并不顺利。1906年，位于鲇鱼套的校舍依然没有着落，据2月出版的《北洋官报》报道：由于新学期迫近，而学校在校学生只有10余人，急需招考新生，而鲇鱼套的校舍没有指望，张之洞不得不令学校监督程颂万赶紧在原校址修缮房屋，为开学做准备。其实，当时大多数学校的规模都不大，该校就只有二三百人，需要修建的校舍规模不大，为什么时隔两年多了，新校舍还未完工呢？媒体揭示了两个重要原因：一是经费缺乏，二是在学校新校舍选址上举棋不定，以前多次报道的鲇鱼套新校舍似乎没有开工。3月20日的《时报》报道：地址开始定在白沙洲，后改为下新河，与农业学堂比邻。鄂督张之洞催促学堂监督程颂万勘定兴工，程颂万加紧查看，以便绘图估工。至于经费，“前此曾估工八万两，此次恐不能再减”[19]。3月出版的《北洋官报》也是这样报道的。可见，选址屡次变化，经费难以筹措，办学一波三折。1907年，久拖未定的选址终于尘埃落定。9月11日，《时报》给予了关注：“张香帅刻在鄂省创设工业中学堂一区，以便小学毕业生升学之用，已勘定桃花林武昌道师范学堂旧地，略加修葺，即行开办。昨特委盐道童瑶圃观察充当监督，饬令筹办一切。”[20]桃花林即昙华林之别称，晚清还有“桃花岭”的称谓。道师范学堂旧址是林则徐任湖广总督时修建的丰备仓旧址，此时停办，故成了湖北工艺学堂新的办学地点，学校也因之更名为湖北中等工业学堂。中国近代教育家、清末曾任湖北省学务公所实业科长的张继煦在其《张文襄公治鄂记》中有记载，载明湖北中等工业学堂由湖北工艺学堂搬迁、更名而来。

　　其四，实验条件不足。张之洞十分重视学生操作能力的培养，学校专业设置、课程体系、教学安排、基本要求等方面反映出强烈的实践性特征[21]。张之洞还多次派遣师生赴日本、上海等地进行实地考察，如参加日本大阪举办的世界博览会、赴上海考察自来水设施建设等，媒体都作了报道。1905年，《申报》《东方杂志》《南洋官报》《秦中官报》《晋报》不约而同地推介湖北工艺学堂学生生产的新式机器：“本学堂遵奉宫保督宪奏准设立，系为振兴工业起见，饬于本堂机械科内制造通行利用各种新式机器，廉价批发，以厚民生。兹将第一次造成各种机器并制物用料、工价、利益以及利用缘起，分析开列于左。”[22]这么多媒体聚焦式的推介，体现的是对民族工业发展的殷切期望。

　　但是，由于经费缺乏，实验条件不佳一直是制约学校发展的瓶颈之一。1909年，学校发生风潮，它就是导火索。虽然湖北当局及时平息了风潮，但学校后来也相应地采取了措施，如加快建设实习工厂，满足学生的合理要求。11月24日，《新闻报》刊发了相关消息：“湖北工业中学堂开办有年，预科学生早经毕业，升入本科。因经济支绌，久未开办工厂以资实验。现迭经全体学生一再要求，始经高学司饬员在该堂前估修工厂一区，由公所拨款购办机器原料，实行试验以资研究。”[23]昙华林学校较多，办学场地局促一隅，在学校建实习工厂也不是长久之计，必须另辟蹊径。果然，次年2月26日，《申报》发布消息说，学校在武昌城外金沙洲建造实习工厂，准备春季开学后投入使用。湖北当局还委派赵廷辉为工厂监督，赵氏任期较短。10月，李四光被委派担任学校教员、翻译，并兼工厂经理员(即工厂监督)。实习工厂的建造，历时10余年，历经坎坷，终于告成。

　　与前一个阶段相比，此时媒体报道的一个鲜明特点是聚焦于学校发展中的瓶颈，其情感倾向则是深深的忧虑。这种倾向与态度反映的还是对工业教育的深度关切、对民族工业发展的云霓之望，更深层次地体现的正是中国社会对国家富强的迫切愿望。媒体从热切期盼到聚焦短板，也反映出媒体对国情的深刻把握、对存在问题的深邃洞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教育特别是工业教育基础薄弱，举步维艰。

　　三、冷静中立：媒体对学校风潮的客观报道

　　清末，社会处于急剧变革之中，风云激荡，青年学生难以安于现状，学界风潮迭起，相关新闻充斥报端。湖北是中国新式学校最多的省份，留学生规模也最大，加上交通四通八达，风气开化，思想活跃，自然易处于风潮漩涡之中。由湖北工艺学堂演变而来的湖北中等工业学堂成为一个新闻焦点，学校三次风潮备受媒体关注。

　　第一次是前述1909年的实习风潮。

　　当时，风潮成为社会热点，引发《申报》《新闻报》《时报》等重要媒体高度关注。关于事情的经过，湖北提学司调查得很清楚：“预科学生于去年九月毕业，升入本科，因现在机械尚未到厂，不能从事实修，故将讲堂功课仍照部章定为三十六点钟。惟本科学理较深，初学自觉困难，该生等因要求减少钟点。启烈以事关部章未便率以通融，兼以近日催缴学费又大拂该生等之意。”文中的启烈是指学校监督朱启烈。学生借朱启烈在课堂训斥学生吕用宾之事而罢课，监督认为，“似此嚣张于学务前途，不无妨碍”，故开除陈锡缄、陈宏诰、喻永清三名学生。但学生不服，仍“藉端滋事，难以理喻”[24]。预科学生本应该先实习，再升入本科，但由于缺乏实验条件，学校只好用增加理论课的方式来弥补，这就引起学生不满。于是学生通过有意拖欠学费来抗议，监督不仅不予安抚，反而态度强硬，学生愈加不服，于是发生冲突。学校理亏在先，监督处理失当在后，结果学生罢课，并与监督推搡，甚至告到学务公所，一时舆论哗然。9月29日的《申报》对起因有比较客观的报道：“鄂省中等工业学堂头班学生因上课已久，未缴学费，该堂朱监督遂牌示云：凡未缴者，限三日内缴齐，如延，一律退学。各学生当即举定年长者十余人面谒监督，略谓：生等并非故意不缴学费，只因工堂开办已经两年，照章应考试，预科毕业入工厂实地练习，今已届五学期，预科毕业无日，工厂建筑无期，究竟是办是散，未奉宣布，生等去留未定，故迟迟不缴。”[25]该事件的处理结果是，湖北当局一面采取较为强硬的方式支持学校，开除陈宏诰等三名学生，一面又安抚其它学生，最终化解了这场危机。

　　第二次是1911年的学生剪辫风波。

　　清末，随着反清思潮和移风易俗思潮兴起，不少人主张剪辫易服。虽然清廷三令五申严禁剪辫，但学生和新军中仍不乏有人冒着危险剪掉发辫。1907年，清廷再次下令，表示要严惩剪掉辫子的学生和军人。1910年9月30日，《申报》曾报道，湖北当局对剪辫子的学生进行惩戒，但还是有违抗者，后来甚至“剪辫之风，学界业已盛行，虽革除、记过，此风不能少戢”[26]。这则新闻中就提到，湖北中等工业学堂学生陶德璋被“记大过”一次。

　　湖北中等工业学堂学生剪辫比其它学校更为积极。1911年1月17日的《申报》云：“鄂省各文武学堂自本年九月以来，学生中之剪发者，此仆彼起，虽严惩，不能禁制。据剪发不易服会报告，学界约一千余人实行。兹两湖师范学堂又有学生十余人，于初七日相约剪去发辫，初八日星期放假，又有二十余生在外剪发，秃其头归校，初九日相继而剪者更多，监督刘洪烈闻信到堂，极力阻止不听……又两湖师范附属之高等小学诸生，剪辫者为数亦众，均经管理员援各校例施以记过之惩罚，而工业中学堂学生及武昌府中学堂学生，连日剪发者几占四分之三。闻该两中学管教员均开通之士，毫不反对，并云如学台诘责，我辈当自认过，不使罪及诸生。”[27]该校学生积极剪辫，原来是因为管教员支持。随着剪辫之风愈演愈烈，学生公然对抗学校当局，学堂监督、学监等管理人员不敢干预，完全放任自由。1911年5月8日，《申报》报道此事时，新闻标题居然是《工业中学生剪发强权》，内容如下：学生“其气极盛，常故意与管教员为难。闻该校学生共二百余人，去冬曾有八十余人擅行剪发。嗣因提学司严行申禁，无人敢于续剪。其已剪者，今正开学，均已复蓄或装做假辫。兹因金工科定于本月十六日开厂实验，众学生遂藉口身近机械，有辫殊多不利，竟于初二日全体将三千烦恼丝削去，无一人留存，监督恐又激成风潮，故伪作不知，任其自由行动耳”[28]。在剪辫中，湖北中等工业学堂学生的确相当激进。

　　第三次是1911年学堂师生之间的冲突。师生冲突发生于1911年4月14日，持续三天以上。关于事情的经过，《申报》有报道：金工科本科第三堂文学课程教员时某循循善诱，深得学生认可，与学生感情也很融洽。4月14日，时某请假，由“陈半仙”代课。“陈半仙”原名陈春霖，喜欢卜卦算命，得绰号“陈半仙”，他的名声历来不好，加之在课堂上傲慢无礼，引起学生反感。下午上课时，学生牛光宗指出“陈半仙”某字有笔误，遭到训斥，并被“污以侮慢师长之罪”。师生闹到监学处，监学调查的结论是罪名不实，劝说“陈半仙”继续上课。“陈半仙”大怒，状告至监督。监督沈明道与“陈半仙”是亲戚，予以袒护。次日，学校作出开除牛光宗的决定。学生闻讯，一片哗然，于是委托班长陈磊询问。结果陈磊遭到训斥，他在气愤之下打碎开除牛光宗的牌示，并辱骂监督。监督面禀提学司，并决定开除陈磊，全体学生不服，进行罢课。

　　此次风潮影响很大，湖北提学使王次泉亲自赴学校调查，“颇不以监督沈道明、文学教员陈春霖为然，当将陈教员撤差，永远不准再充教员，一面对于沈监督深责其瞻徇情面，引用非人。沈愤愤遂请病假十日，王提学允之”。王次泉任命学务公所实业课课长陈侃代理监督。4月16日，陈侃劝说学生恢复上课，学生则提出要求———开除沈明道，撤销开除学生的决定。陈侃不许，以开除学生相威胁。风潮进一步扩大，学生纷纷退学，教员也提出辞职，提出辞职者有12人之多。英文教习刘明钊、力学教习李四光、监学陈明栋等目睹此状，相与痛哭。很快，学生200余人涌至“陈半仙”住所，将躲避的“陈半仙”搜出，“陈半仙”骇极，连忙下跪磕头求饶，教员时象晋(省咨议局议员)闻信赶来，劝阻学生，承诺在教育总会上将此事提交讨论，在咨议局提议此案，学生才散去。殊不知，他的一番操作，造成事态进一步恶化：“孰知时象晋到咨议局提议，竟将此事全诿过于议长汤化龙之弟汤毓龙(此次风潮，原系牛光宗发端，汤毓龙不过随声附和，时象晋盖欲藉此以倾陷议长耳)。”时象晋此番动作也激怒了学生，特别是学生汤毓龙，当场痛骂时象晋。时象晋担心被辱，逃跑回家，沈明道、“陈半仙”也躲避起来，“狼狈之状，极为可笑”[29]。《时报》报道略有出入，认为“陈半仙”滥竽充数，学生不满，在课堂上讽刺“陈半仙”卜卦算命，从而引起冲突。

　　冲突相当激烈，事态相当严重，热点问题自然引起媒体高度关注。《申报》进行了全程式追踪报道，分别于4月18日、19日、21日、22日刊发了新闻，《时报》也于4月20日、22日连续报道了全过程。对于处理结果，《申报》进行了报道：“兹由王文宗查晰。虽出于学生之轻举妄动，实由于该堂监督办理不善，以致酿成绝大风潮。兹特将倡首学生陈磊、牛光宗开除，并拟解回原籍，严加拘管。至该堂监督沈明道立即撤差，文学教员陈半仙革黜学界，以儆学风而昭公允。”[30]王文宗即提学使王次泉。原本对沈明道只是进行训斥，现加重了处分；原本决定开除牛光宗、陈磊、汤毓龙、江家瑞和李大权5人，现减少为2人，似乎对学生作出了一点让步。

　　这几次风潮的起因不只是由于学校的管理问题，也不是简单的师生冲突问题，而是有深层次的根源，即湖北学界革命思潮的激荡。例如，这两次被开除的学生都有革命党人，第三次冲突是学生主动挑起的，针对着教员“陈半仙”和他背后的学堂监督。如果分析该校的革命形势，就不难理解了。在辛亥革命中，湖北中等工业学堂表现相当出彩，它是在学校设立基层革命组织的极少数学校之一，有20多人参加革命组织共进会。第一次风潮中被开除的陈宏诰，是日知会会员，革命资历很深，1911年10月9日晚上在起义总机关武昌小朝街85号被捕；起义成功后，陈宏诰出狱，随后参与了湖北军政府的建立和阳夏战争，是军政府核心谋略处成员，被誉为湖北革命党人“八大金刚”之一。第三次风潮中被开除的陈磊，是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陈潭秋的亲兄、共进会的主要干部；文学社与共进会联合建立起义领导机构时，他任军事筹备员，是湖北革命党核心人物之一，著名的十八星旗就是他与同学赵师梅、赵学诗绘制的；他也参加了湖北军政府的建立，在阳夏战争中任总司令部金柜科长。江家瑞也是革命党人，起义成功后也在湖北军政府任职。教师中也有革命党人，如时象晋、李四光、范鸿泰，此前他们就参加了革命组织：李四光在日本留学时就加入中国同盟会，1910年来校任教；时象晋、范鸿泰参加了1903年的“花园山聚会”，“花园山聚会”被视为湖北最早的革命组织。学生激进的表现与教师们的鼓动、支持是分不开的，比如，陈磊与李四光是黄冈同乡，陈磊就受到过李四光革命思想的影响。正是因为如此，同一般的学校相比，该校风潮显得尤为激烈，也就格外引发媒体关注。当然，媒体是不可能知道学校革命党人内幕的。由于清政府对舆论进行严格控制，媒体对学校风潮的报道态度也就比较审慎，仅客观叙述事件经过，基本不加评述。

　　四、结语

　　清末媒体对湖北工艺学堂(包括更名后的湖北中等工业学堂)的关注，从内容上看，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全程性。从时间上看，1898年至1911年，除1902年未见新闻外，其余13年均有报道。从发展历程看，学堂创办、多次修建房屋、多次选择新的办学地点、多次招考、几次更名甚至一度停办，均见诸报刊。这种热度在全国并不多见，在湖北更是独占鳌头。媒体的报道基本上揭示了湖北工艺学堂创建、发展的历史全过程。

　　第二，聚焦性。如前所述，不少事件在报刊中形成了聚焦，有的是一家媒体进行追踪式报道，有的是数家媒体进行集中报道。

　　第三，客观性。相比而言，媒体对湖北工艺学堂的关注，正面内容较少，负面内容较多，但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都符合实际，见解也较为客观公正。

　　清末报刊对湖北工艺学堂的高度关注，从意义上看，饶有兴味，颇有价值。

　　其一，媒体关注始终如一，特别是对学校创建与发展的报道具有主动性，倾注了情感，处处显示出对学校发展现状的关切和命运前途的关心，彰显出工业教育在媒体眼中的分量，可见媒体对工业教育有着很大的期许，对国家富强有着深深的渴望。与其它专业类型相比，工科教育对人、财、物的要求都特别高，投入最大，例如，工科需要实习实验场地、设备和懂操作技能的师资，而中国白手起家，没有任何基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自然比较多，所以，湖北工艺学堂办学一波三折、一路坎坷，湖广总督张之洞可谓筚路蓝缕、备尝艰辛。可以说，学校艰难跋涉牵动着媒体的神经，媒体的报道是湖北工艺学堂办学艰辛历程的一个侧影，是清末学堂命运的一个缩影。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经费、师资、经验等各种条件缺乏，时局变换频繁，不少学校时停时兴甚至旋起旋消，不少学校的办学地点、专业设置、甚至校名，屡屡更换，学校教育命运多舛，湖北工艺学堂就是一个典型。

　　其二，媒体关注学校风潮，既看不出强烈的主观态度，也看不出明显的感情因素，但捕捉热点、客观聚焦，反映出媒体的敏锐性和客观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媒体的关注诠释了张之洞“种豆得瓜”的二律背反现象，意蕴深邃。湖北工艺学堂培养的学生，并没有像创办人张之洞所期望的那样，成为清王朝的接班人，反而成为清政府的掘墓人。在清末的革命大潮中，部分师生走上革命道路，是社会发展的规律使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当然，这也彰显出湖北工艺学堂的革命性，其在革命中的表现的确可圈可点。

　　作者简介：张继才，武汉科技大学法学与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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