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谊、舆论和政治：刘师培与章太炎关系再考察

　　鉴于刘师培、章太炎在中国近代思想史、学术史乃至政治史上的重要地位与巨大影响，两人行迹与相互关系变化值得格外注意，过去已有不少研究者对此加以关注，发表了不少成果。但随着有关新材料的发现，尤其是最近刘师培致章太炎的一封道歉信被公布，重新研究这个话题就有了更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刘师培此信较长，披露信息颇多，因系当事人的现身说法，尽管有公开表演成分，但其史料价值重大，为进一步讨论刘章关系提供了很好的第一手材料。有学者根据此信中的自白，对刘师培投靠端方一事作了颇有深度的解释与辩护，有助于我们认识刘师培当时的所作所为和心态变化。

　　不过刘师培这里的自我表白和标榜仍有诸多有待发覆之处，笔者以此材料为基础，再利用新出版、新发现的其他若干资料，结合既有学者的研究，对刘师培信中的说辞进行考辨，希望在清末民初的政治语境中重新梳理和考察刘师培与章太炎的交谊演变情形，以及双方利用报刊媒介进行自我展示与互动的后续情况。

　　一、 刘章交恶

　　1903年，刘师培与章太炎在蔡元培主持下的上海爱国学社订交，“二君之学术途径及革命宗旨皆相符合”。旋即章太炎因为“苏报案”入狱3年，1906年被释放后远赴日本加入同盟会，主持《民报》，大力宣传“排满”、革命。1907年初，在安徽芜湖皖江中学堂任教的刘师培接受章太炎邀请，携妻子何震一起赴日，也加入了同盟会，为章太炎主持下的《民报》撰稿，鼓吹“排满”革命，并与章太炎一起参加了其他激进政治活动。但这段时间，同盟会内部矛盾爆发，倍感失望的章太炎对孙中山尤为不满。恰巧暗中本是革命党人的程家柽被清廷肃亲王善耆、陆军部尚书铁良委派，赴东京分化收买革命党人，程联络同盟会会员刘揆一后示意革命党人可以假受招安，章太炎认为此事作为权宜之计可行。可能正是从此角度考虑，章太炎此后才委托何震向清廷地方督抚寻求资助。

　　1907年底，被迫辞掉《民报》主笔的章太炎有了告别政治赴印度为僧的想法，只是此行需钱颇多，他本人无力负担。为此，他请即将归国的何震同其亲戚——时任中国驻长崎领事、张之洞女婿卞綍昌联系，让卞向张之洞说项以换取资助。但张之洞此时已转到北京担任兼管学部的军机大臣，恰好身在南京的卞綍昌就近告诉了因为徐锡麟事件极为警惕留日学生革命问题的两江总督端方，让何震到南京同端方接洽。1907年12月29日，章太炎从何震复信中得知，刘师培由东京返回上海后计划就地代章太炎同端方交涉。

　　而何震之前到南京同端方接洽获得积极回应，端方答应资助刘师培夫妇继续返回日本活动。作为回报和答谢，刘师培遂在上海致函端方，就如何镇压、收买革命党一事为之出谋划策，且主动输诚表示自己愿意放弃反满立场，充当朝廷暗探，侦查破坏革命党的活动。不过这封信的最后部分，刘师培也在端方面前力保章太炎，揭出章太炎主持《民报》事及其与革命党的矛盾情况，眼下章太炎打算“往印度为僧”，“惟经费拮据，未克骤行”，刘师培希望端方赦免章太炎的罪行，“助以薄款，按月支给”，好让章太炎改过自新。刘师培这里获得端方按月支给章太炎出家费用的许诺却未被章太炎接受。章氏希望刘师培能为之转圜，“先付三分之二，不则二分取一”，否则即拒绝。这样的要求被端方拒绝，这意味着刘师培夫妇为章太炎奔走获取端方资助的努力宣告失败。

　　1908年2月中旬返回东京之后，刘师培夫妇开始离间章太炎和革命党的关系，希望迫使章早日脱离革命党。凑巧的是，这时何震与其表弟汪公权的奸情为章太炎识破，章太炎遂将此事告诉刘师培，由此让刘氏愈加不满，两人之间裂痕进一步扩大。

　　4月中旬，汪公权与刘师培、何震夫妇放出章太炎将要放弃《民报》笔政、出家为僧的消息，并致信《二六新闻》《申报》等媒体让其刊发。敏感的《申报》驻东京记者立即在《申报》上发布了有关内容。稍后，《时报》亦发表了类似报道：“据确实友人信，言《民报》社主笔章太炎已延南京某僧来东受戒，决计出家，从此不问世事云。”《申报》《时报》等报的报道马上为章太炎得知，他立即致信《申报》等媒体发布反驳声明，除揭发刘何汪三人构陷自己，还直斥何震表弟汪公权为刘章矛盾的症结所在，反驳之中也为刘师培留了转圜余地。

　　面对章太炎的辩驳，刘师培夫妇不愿就此罢手，为此不惜自揭曾充当章太炎和端方之间联络人的秘密。何震专门致密函于章之论敌吴稚晖，向其提供章太炎通过刘师培夫妇与端方联络的五封信，借以揭发章太炎与清廷大员已经暗通款曲，以及章批评《新世纪》主张无政府主义的事实。何震在信中还火上浇油，特别提到“东方无知之革命派受其（指章太炎）影响，亦排斥无政府主义及世界语”，以此加深主张世界语和无政府主义的吴稚晖对章太炎之敌意。此外，刘师培夫妇还迁怒于寄居其家的苏曼殊，迫使苏曼殊搬出。随后刘师培夫妇伪造《炳麟启事》在《神州日报》上发表。刘师培夫妇希望通过这样的手段造出既成事实，逼迫章太炎脱离《民报》社，以实现昔日对端方的许诺。刘师培与何震二人这种借用舆论造势、伪造后者发声的策略，不但让章太炎遭到革命党阵营中吴稚晖等论敌的诋毁，还连带落下“背叛革命党”、充当“满洲鹰犬”的恶名，其影响一直延续到民初。

　　刘师培夫妇如此操作，让此时对章太炎非常不满的蔡元培都感觉“太不留余地”，“枚叔末路如此，可叹可怜！”但对章太炎同样借助舆论力量在《申报》上的声辩，蔡元培认为章太炎本已在《神州日报》的广告中（即前引刘师培夫妇伪造之《炳麟启事》，在发表时间上，《申报》其实在前，《神州日报》启事在后——引者注）声明对外来质疑不再答辩，却食言于《申报》中为自己再次声辩，“其言尤为无聊”，并对吴稚晖来函表示不再针对章太炎此函“作答”的说法表示赞同。吴稚晖在收到何震揭发章太炎与清廷联络的五封书信后，忍不住也针对章太炎此声辩进行批评，认为这是后者为自己投靠清廷一事故意狡辩，“证据俨然在五书之中，始知无可抵赖，乃作书于申报馆，以‘日僧月照亦谈革命’等，支吾其词”。

　　在制造革命党内讧并与章太炎发生矛盾的这段时间，刘师培通过清廷驻日留学生监督田吴炤与端方保持电报联络，并由此渠道获得端方资助。如通晓内情的时人之言：“据云申叔与午桥往来文件，皆由彼作介。”田吴炤也曾就刘师培计划归国事与端方有电报来往。电报中表明，刘师培通过何震（即电报中所言的何桢）的中介让田吴炤在1908年10月12日致电端方，表达其希望归国之意，并请代为询问归国费用问题。10月16日端方回电田吴炤，称刘师培所需费用已于8天前汇出，请其转告。

　　1908年10月中下旬，刘师培由日本东京回到上海活动，开始帮助端方搜集革命党人的情报，“始真为侦探矣”。但随着其出卖革命党一事被曝光，刘师培不得不于1909年4月赴南京公开投奔端方，之后追随转任直隶总督的后者北上天津。

　　二、 章太炎的努力

　　刘章交恶之后，章太炎曾请汪东、刘揆一等人帮助说和，但未能成功。此后，章太炎仍试图挽回与刘师培的友谊，还致信前辈学者孙诒让，请其调解。但孙诒让未收到信前即已去世，刘章交谊终至决裂。

　　刘师培入端方幕府后，章太炎仍希望刘能迷途知返，特意致信刘师培，希望两人不要因为薄物细故和外人挑唆而致决裂。在信中，章太炎提醒刘师培不要相信端方的示好之举，端氏为人实多疑，“外示宽弘，内怀猜贼”，只是将其投闲置散，任意驱使，如此太浪费才华，将来还会有灾祸潜伏。章太炎建议刘要考虑现实和家庭情况，听自己劝告，“挈身远引”，甚至可以“佯狂伏梁”，避开“凶人牵引”。对于章太炎的良言相劝，刘师培并未理会。反倒是章太炎又为此背上恶名，一些革命党人传言他同刘师培“和好如初，且受端方委任，担任解散革命党，及充常驻东京之侦探员”。

　　与章太炎对刘师培看法类似的还有刘师培另一好友蔡元培。当蔡元培收到吴稚晖揭发刘师培背叛革命的来信及所附证据后，蔡元培在回信中表示，刘师培虽然“确是老实，确是书呆”，但有“好胜”“多疑”“好用权术”三个毛病。接下来蔡元培分析，刘师培由于性格上的这些弱点导致与章太炎失和，只是不曾想到他居然会公开投靠端方，甘作密探出卖革命党。对刘师培寄予极高期望的蔡元培不理解“何以变而一至于此”，但心存忠厚的他仍为刘师培行为辩护，认为刘师培假戏真做，或能成为打入朝廷内部的“徐锡麟第二”，借以为自己洗刷耻辱。蔡元培希望吴稚晖乐观看待此事，不必过早下定论。字里行间，不难发现蔡元培对刘师培的爱惜之情和回护之意。只可惜蔡元培对之“徐锡麟第二”的期待，不过是一厢情愿。

　　1911、1912年之交，四川兵变情况及端方被杀的消息见之报端，而一起追随端方入川的刘师培也生死不明，章太炎不念旧恶，于1911年12月1日《民国报》上公开发表《章太炎宣言》赞扬刘师培学问，借机为其声辩，求取革命党宽恕。继而，章太炎又联合蔡元培在1912年年初的《大共和日报》上，连续发布《求刘申叔通信》的共同署名广告，希望能依靠舆论的力量联络到刘师培，确保其安全无忧。另外一位旧友张恭虽曾因刘师培出卖被捕入狱，但他同样很佩服刘师培的学问，不计前嫌在杭州特意致电上海《神州日报》《新闻报》《时报》等报馆，效法章太炎等人刊布声明求知情者帮忙与刘师培联络。稍后，在安庆安徽都督府任职的刘师培旧友邓绳侯（艺孙）、李光炯（德膏）、陈独秀等人也响应章太炎、蔡元培请四川当局释放刘师培的呼吁，以安徽都督府秘书科名义集体致电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恳请其“宽宥”刘师培当年变节之过。

　　受到各方援助刘师培呼吁的影响，教育部和总统府也分别致电四川都督府和资州军政署，督促四川军政当局释放刘师培，护送其到南京。事实上，此前刘师培在成都已被释放，各方对其的营救举措只是更加有利于他此后的安全而已。旋即，刘师培即被四川都督尹昌衡聘为新成立的四川国学院“院副”，开始在成都一年半的任教生活。

　　此时的章太炎不但公开通过报纸发声拯救刘师培，在政坛上的表现也非常活跃，被身边人视为“奇货可居”。这时他高票当选新成立的政团中华民国联合会会长，还充任该会新创办的机关报《大共和日报》社长，积极参与各种政治活动，就各种现实问题不断公开表达政见。他对孙中山和同盟会推行的一系列政策与作为尤其不满，有诸多批评指责。章太炎这些率性言行大多有利于袁世凯而不利于革命党，且公开彰显了革命党内部的严重分歧，自然招致孙中山、黄兴及诸多同盟会会员的极大不满。他们亦通过报刊舆论攻击章太炎，试图制造章太炎早已声名狼藉、其言行无足轻重的形象。针对章太炎“主都北京反对南京”的主张，《天铎报》专门刊发评论，旧事重提，挖苦章太炎当年为贪图钱财投靠端方，充当清廷侦探：

　　奈之何倡都北京、斥都南京者，乃一平日有学无行以十万金充端方侦探之某社长乎？呜呼！以端方侦探而竟学人谈国事！鹰武〔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记者多见其不自量也。

　　另一份接近同盟会的报纸《中华民报》1912年3月5日则发表《民国之文妖》一文，同样攻击章太炎当年在日本时通过刘师培等人同张之洞、端方联络旧事，暗示其已降清：“假手卞綍昌、刘光汉辈，以通款曲于张之洞、端方，同受虏廷之饶遗。戴季陶不但在《民权报》重新发表当年何震揭发章太炎的五封通信，还加有按语强化何震揭发信之内容确凿，并以此作为证据证明章太炎接受端方资助，同刘师培联合、背叛革命之事。戴季陶挖苦章太炎为“狗彘不食”，直斥其为袁世凯“走狗”“国民公敌”，“竟不惜假政府之力，以摧残民党”，与刘师培同样堕落。之后，同为同盟会报纸的《民主报》更是接连发表三篇评论，“讨民贼章太炎”。第一篇是针对章太炎对黄兴的批评所作的辩护和反驳。第二篇是针对章太炎主张的废除总理职位、解散革命党等主张的反驳。第三篇则是从历史角度列举身为“民国之贼”的章太炎出狱到日本以后的八大罪状，其中第三条即是“充端方侦探，至卖友邀功”。而《民立报》社论认为早应把章太炎“置之疯人院中”，此议后又得到接近同盟会的《太平洋报》支持。

　　面对这些报刊的批评攻击，之前曾因“苏报案”成大名，又因主持《民报》而与民党争议频出的章太炎，此时无疑已经成为报刊舆论的消费品和牺牲品。众口铄金，这段时间章太炎的舆论形象非常不佳，如此情势之下，导致章太炎对媒体言论非常警惕。5月底，他曾特意致信报刊同业组织“报界俱进会”进行自辩和提醒：

　　京城报馆三十余家，大抵个人私立，取快爱憎，以嫉妒之心，奋污汙之笔。其间虽有一二善者，而白黑混淆，难为辨别。都城斗大，闻见易周，然其信口造谣，甚于齐谐志怪……此种报章，南方各报，亦多见及。望弗以亡是乌有之谈，传为实录，则幸甚。

　　不但如此，章太炎后来屡屡告诫其夫人汤国梨警惕报馆和报人，甚至宣称：“报章喧传离婚之言，乃进步党人有意离间，此辈无赖成性。吾近亦不看报，苦劝同人亦不看报，盖报纸无一实情也。”又断言：“今报馆谣言，市人妄语，一概当置之勿听。”

　　话虽如此，章太炎本人还是非常善于借助媒体舆论发声，正像此前他针对刘师培、何震所造谣言进行辟谣的做法一样，其政见和学术观点也主要通过报刊媒体发表。曾担任《民报》主笔的章太炎自己也办报纸（如《大共和日报》）、办杂志或指导学生办报，凡此均可见他对媒体舆论重要性的认识。

　　同样有过丰富媒体从业经历的刘师培（曾担任《警钟日报》主笔、《申报》主笔、《国粹学报》作者、《天义报》创办人兼主笔、《衡报》创办人兼主笔、《河南》杂志总编等），对于报刊功用的认识亦相当清楚，故他也非常善于借助舆论发声，其绝大多数学术文章和政见均是借助报刊发表公布。有时为了扩大其论述的影响力，刘师培不惜一稿多发，甚至不惜借助媒体放风以达目的。民初刘师培即便流落到成都，也曾不断利用当地报刊《公论日报》发表同新结交的当地闻人吴虞进行唱和的五言诗三首与论学文字。而当他得知吴虞因为与《公论日报》社意见不合，打算辞去该报主笔专心读书之时，刘师培劝其“勿辞《公论报》社事”，并劝其不要灰心。不过，吴虞仍然辞去了主笔一职。稍后刘师培在和吴虞交谈时，又提醒其“标知雄守雌主义”，吴虞“深然之”。诸如此类，均可见刘师培对报刊作用的重视，以及他隐忍待发的心态。

　　当然，由上情况也可管窥媒体在近代中国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和所扮演的复杂角色。舆论的发达，一方面让读书人有了更多发表、展示的空间和获得信息的渠道，另一方面不可避免地让他们成为被窥伺、被展示、被消费的对象，章太炎、刘师培都难免陷入此窠臼。饶是如此，他们还是不断同报刊发生关系，甚至将之作为自己表演的舞台和发声的通道，借此影响或改变时人的观感。

　　三、 刘师培的道歉信

　　当刘师培看到章太炎、蔡元培联名刊布要求他联络的广告后，对于章太炎这样不计前嫌主动营救自己的义举，刘师培非常感动，遂于1912年4月17日主动致信章太炎，借以回应后者广告寻人之举，同时报平安、表谢意。信中刘师培对以往两人的矛盾进行了解释，并自述昔日惨状，表示自己遭人诱导和胁迫才投靠端方，情非得已，希望章太炎能够明察体谅，重归于好。

　　有意思的是，刘师培把这封私信公开发表在风评尚可的北京《亚细亚日报》上，而非影响更大且更商业化的上海报纸上，这显然是此时尚身陷逆境的刘师培有意操作，其意图不仅在于为昔日投靠端方、出卖章太炎一事向章太炎道歉，更主要是借舆论的影响力向处于政治中心的北京各界进行解释与辩白，展示自己昔日投奔端方的不得已之处。

　　从该信的具体内容看，刘师培之言自我辩护色彩颇重，态度有欠真诚。信中他不但未坦诚认错，还刻意自我表彰革命业绩，即所谓的“八年亡命”，将降清一事委过于他人诱惑与环境逼迫（家庭矛盾与经济窘迫），认为自己“变节”系被“诬”，这显然是刘师培在开脱罪责，完全不顾他投靠端方时曾秘密贡献“弭乱之策十条”的事实。因为刘师培明白章太炎等人并不知道他当日曾向端方上万言书献媚的事实（刘师培此信被公布是在1934年），所以才敢公然隐瞒。

　　进而，刘师培在致章太炎信中又大言不惭地说自己追随端方入北洋之后，并未真心为其卖命，只是沉潜学术，“政党时论，曾无一字”，为此引起端方怀疑，暗派密探侦查自己行迹。有关情况，孙毓筠、汤寿潜以及端方直隶总督幕府中同僚等亲历者均可作证。并说此后自己生活窘困，一如昔日旅居东京之时。刘师培这样的说法，或许是为了回应此前章太炎致刘师培信中对端方多疑性格的认知。刘师培这里显然故意隐瞒和遗忘了昔日他同端方之间的密电往来与酬唱应和，以及他曾向后者献计献策在南京创办存古学堂以抗衡新学的事。同时，刘师培也刻意淡忘了端方即便在直隶总督任上被免职后，仍然十分看重刘师培的事实，其证据之一即是端方在同权贵名流宴饮交游时，刘也经常为座上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