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谊、舆论和政治：刘师培与章太炎关系再考察(2)

　　接着刘师培自陈为了脱离端方掌控而努力的旧事。1911年夏，刘师培昔日在安徽皖江中学堂任教时的旧友李光炯此时正任职于云贵总督李经羲幕府，约刘共游滇南。刘师培由于缺乏旅费，自己中途又被端方所迫，不得不经由湖北进入四川。途中端方管束甚严，自己虽然不满，但无可奈何，只能“潜托咏歌”。刘师培自我表白说，当年初中华民国成立时，自己也支持革命，“诸夏光复”后，本打算到南京众议院法庭为自己辩护，澄清此前有关投靠清廷传言，然后隐居专事著述。但鉴于四川位置偏僻，距南京（秣陵）路途遥远，未能及早成行，不得不滞留成都以讲学为生，近期治安状况好转，自己打算离川东归，同章太炎当面相见有日，“祈公释怀”。

　　此信结尾部分，刘师培向章太炎讲述了自己近三年勤于著述及其散失情形，“覃精著书，三载若一”，由此引发出对个人身世命运不济和史道不存的感慨，“卒之谤毁丛积，文字佚湮，天命所定，奚假怨尤？惟邦无惇史，直道无存，斯岂国家之福哉？”同时，刘师培也对正遭章太炎抨击的黄兴表示不满，认为黄兴当年（1904年底）因牵涉万福华行刺王之春案被捕入狱，无人为之善后，是自己东奔西走（实际是刘师培、林獬即林万里筹集重金，聘请律师高易为之辩护），花费金钱才将其救出，黄兴却听信流言，骂自己背叛革命。对此情况，想必有过类似遭遇的章太炎会有同感。最后，刘师培请章太炎代为向共同登报营救自己的蔡元培致谢。信末刘师培重新使用旧日反满革命时的“光汉”署名，更是别有深意。刘师培想借此表明自己一贯反清的立场，以及希望唤醒章太炎昔日同自己一起倡导反满革命的记忆。

　　若结合其他有关材料，可以明显发现刘师培此信中的自道虽不乏歉疚、反悔成分，但夸张隐瞒之处同样不少，真正意图在于为自己当年降清及寄生于端方幕府事进行辩解。故为表白心迹，刘师培于辩护中屡屡对端方和清廷加以讨伐，这恰从反面彰显了刘师培自辩时的急切心情，乃至为此不惜歪曲、抹杀事实的做法。

　　事实上，刘师培暗中投奔端方后，得到端方高度礼遇，为端方和清廷出力不少。如他以“叔”为笔名，为其时正被端方手下上海道蔡乃煌控制的《申报》撰写了数篇时事评论，为清廷统治政策进行鼓吹和辩护。1911年初，已被端方保举为学部咨议官的刘师培请都察院代奏，希望清廷参照之前顾炎武等三大儒入祀孔庙的先例，将东汉大儒贾逵也入祀孔庙。此事旋即引起舆论批评和时人关注。尽管遭到舆论的指责，刘师培希望清廷表彰贾逵的提议却得到章太炎认可。章太炎在写给钱玄同的信中直接表达了他对刘师培意见的支持，并对报刊舆论的围剿表示不满：

　　申叔请贾侍中从祀，虽近顽固，实无罪于天下，而报章极口骂之。则不知前日请三遗民从祀者，何以独蒙赦宥也。爱憎之见，一往溢言，等之儿童戏语而已。

　　在章太炎看来，之前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大儒已经成功入祀孔庙，不见时论责难，现在却针对刘师培关于贾逵入祀孔庙的提案进行批评，明显是标准不一，厚此薄彼。章太炎这里打抱不平，除了显示他同刘师培的若干文化立场与学术立场依然取径相近之外，还表明章氏看人取其长、忽略其短的一面。正如他在致张謇信中引用《老子》“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并以此自喻：“每以老子‘常善救人’为念，苟有寸长，以为不应记其瑕适。昔于仪征刘申叔尝申此旨矣。”

　　可以说，较之章太炎的不计前嫌，刘师培此道歉信中的表述则显得不够光明正大，其中的自我辩护与他当年写给端方的投诚密信格调类似，同样是将自己行为归为外来影响，归咎于环境的逼迫和他人的诱导。饶是如此，刘师培此信仍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它不但填补了刘章交往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空白，即刘师培自己如何看待和记述刘章关系及其背叛革命一事，还为我们了解刘师培投奔端方之后的情况提供了第一手材料。经由其现身说法，我们可以更方便地管窥刘师培的心路历程变化和人生遭际情况，非常有利于把握他的为人处世方式与性格特征。

　　从后续情况看，刘师培的道歉信应该获得了此时正在极力反击同盟会报刊指责的章太炎的谅解和认可，这从章太炎1912年6月6日公开发表的致浙江统一党支部的电报可知。在电文中，章太炎针对此前同盟会各报攻击他充当端方间谍一事进行了反驳，将矛头指向同盟会，只提及另一中介人卞綍昌，全然不提当初身为自己与端方联络人的刘师培夫妇。如今面对同盟会中人重提旧事，章太炎大可借此良机将自己昔日遭刘师培夫妇陷害的情形公开披露。但在这个关键时刻，章太炎仍刻意采取回护刘师培的态度，在电报中顾左右而言他，避免使人联想及刘师培背叛革命的旧事，并明言求助于端方或张之洞不过是一种策略问题，同盟会中人不必深文周纳，否则黄兴等类似受过端方等达官资助的革命党人将面临同样处境。章太炎此处别具深意的表达，或可被视为他对此前刘师培这封致歉信的公开回应。章太炎可能也曾复信刘师培私下表示接受其解释与道歉，但我们已不得而知。

　　1912年10月，章太炎、梁启超、马相伯、严复打算模仿法兰西学院的模式发起函夏考文苑，拟定的入选名单应该体现了章太炎的影响，其所推重的刘师培在列，特长标记为“群经”，这反映了章太炎对刘师培学术特色的推崇。函夏考文苑之议最终虽未落实，但刘师培能备列入选学者名单，无疑显示章刘交谊的好转，难怪时人会有两人“言归于好”的回忆。

　　有意思的是，进入端方幕府后，敏感的刘师培的确在《左盦诗》中表达了不少愧疚和郁郁寡欢的情绪。有学者认为这是刘师培在借诗明志，在为自己投靠端方之举辩护，借以强调自己仅是伪装降清，并未能获得端方信任，形同被监视居住的囚犯，复遭友朋误解与鄙视。如此，刘师培《左盦诗》中内容就同这封写给章太炎的道歉信可以相互参证。这种见解颇有启发性，为我们理解刘师培当时之诗文提供了很好的线索，只是这样在诗中为自己公开所作的辩解仍有可以深入讨论之处，一如他在这封公开道歉信中所言。实际上，借由这样的“诗言志”方式，刘师培为自己不顾章太炎劝阻投奔端方的情况进行了新的包装与解释，借以回应昔日报刊舆论对其的批评指责。从文艺批评角度来说，“诗可以怨”，“穷苦之言易好”，古代诗词文章里这种故意伤春悲秋、“不病而呻”为文造情的“表演”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由此作者不但可以获得读者的共鸣共情，还可以麻醉安慰自我，甚至自高声价。刘师培在诗中的辩护大概类此，若是全部信其为真，进而认为其公开信中所述同样可靠，以诗证史，以刘证刘，那无疑就入其彀中，尤需结合他之后投靠袁世凯时的作为与处事风格来看。

　　四、 刘章再次绝交

　　刘师培在道歉信中述及，不久当东归与章太炎见面，但并未成为现实。直到一年多以后的1913年8月底，刘师培才从成都东返，坐船经由上海到扬州。在扬州停留一段时间后，刘师培夫妇取道上海北上太原投奔阎锡山亲信南桂馨。不巧的是，在刘师培这两次途经上海之时，章太炎已北上进京，两人正好错过会面时机。

　　刘师培到太原阎锡山幕府一年后，被阎氏推荐到北京为袁世凯效力。此后，刘师培又全然忘记了当年投靠端方时的教训，为袁世凯大肆歌功颂德、出谋划策，毫不忌讳时人和舆论对他的批评，也完全不顾昔日他与章太炎间的惺惺相惜之情，章太炎与蔡元培昔日联合发电营救他的铁肩道义，以及他之前致章太炎信中表达的歉意。因此，刘师培对已被袁世凯囚禁快要绝食而死的章太炎视而不见，无怪乎章太炎对投靠袁世凯后的刘师培失望至极，“乃至不往来”。

　　章太炎被袁世凯长期软禁北京后，极度苦闷，曾有不少忧时感愤之作。他在为苏曼殊撰写的短文中曾借题发挥，称颂苏曼殊人品之外，旧事重提，特意讽刺刘师培当年留日时的“阴谋”及其背叛革命党事暴露后对苏曼殊的污蔑：“光汉为中诇事发，遂以诬元瑛（苏曼殊）。顾谈者不自量高下耳，斠德程技，不中为元瑛执鞭。元瑛可诬，乾坤或几乎息矣！”章太炎如此贬低刘师培之作为，与1912年6月初他反驳同盟会指控电文中对后者的回护可谓大相径庭。而在1915年9月1日致夫人汤国梨的信中，章太炎不点名批评道：“京师议论日纷，彼冒昧主张者，徒造成亡国之基础，虽暂得富贵，其覆可待。”此处章太炎针对的显然是筹安会及其发起的规复帝制讨论，而刘师培则为筹安会六人中“笔墨最勤者”。

　　较之刘师培的漠然不顾，很多人都在努力营救章太炎。两人《国粹学报》时期的旧友黄节（晦闻）对章太炎被囚禁事非常关注，试图通过时任政治会议议长李经羲进行营救。章太炎弟子朱希祖、黄侃等人也联合致信时任教育总长的汤化龙，请其出面营救。温州也有刘冠三等人联合上书，“乞政府释章太炎之禁”。一位仰慕章太炎的苏州青年公羊寿公开致信章氏好友李燮和，希望他能凭借自己的资历和地位施加援手，解救国学“巨擘”章太炎于危难之中。这些人拯救章太炎的努力最后虽然失败，但与刘师培的做派相比，高下立现。

　　凡此皆可见前引蔡元培批评刘师培“好用权术”、自作聪明的性格，也可见功名心切的刘师培的行事方式，在形势不利于己时随时准备站在强者一边，甚至不惜否定自我、委过于人。故他可以迅速投奔端方，形势改变后向章太炎公开致歉，滞留四川后又积极向时任四川督军尹昌衡及当局其他官员献策，到北京后转而投靠更强者袁世凯。

　　尽管刘师培大节有亏、趋时善变，频频让友朋失望乃至寒心。但是，作为学者的刘师培依然拥有学界的尊重，并得到蔡元培、陈独秀这样的旧友呵护。1917年，在旧友陈独秀、黄侃和蔡元培等人的努力下，走投无路的刘师培被聘请到北京大学任教。

　　这时同在北大任教的故人黄节见此情况，如同1915年8月两次致信刘师培批评其在筹安会中的作为一样，于1917年10月22日专门致信蔡元培，重提他当年附清、附袁旧事，对其收留后者在北大任教表示不满。黄节此信中除严厉指责刘师培反复多变、大节有亏、影响恶劣外，还特意指出其忘恩负义于章太炎的往事。从事后的情况来看，黄节此信中的抗议并无效果，刘师培在北大任教直至去世。

　　到北大任教后，旧学邃密的刘师培认真上课，颇受同学欢迎。如郝立权（昺蘅，1895—1978）的回忆：“然其执诲殷拳，博文善诱。上下古今，如具匈臆。口陈指剖，不事研讨。匪徒学至，盖亦有天授也。”另外据上过刘师培课的杨亮功回忆，这时的刘师培主张新旧调和：“他在课堂上绝少批评新文学，他主张不妨用旧有的文章体裁来表达新思想，这是用旧瓶装新酒的办法。”此时的刘师培与1914年秋到北大任教且同样提倡旧学的旧识章太炎弟子黄侃一起隐有被学生尊为宗主之势。

　　至于刘师培在洪宪帝制时期主持的《中国学报》（系民初《中国学报》的复刊），这时在社会上仍颇有影响力。为此北大新派学生罗家伦后来曾针对刘师培昔年主持的该杂志内容进行了刻薄的批评和嘲笑。罗家伦的指责某种程度上表明当时文化古城北京与北大的文化气氛仍以保存国粹风气为主，刘师培的影响并不容小觑。

　　或许是早已意识到北大内外对于旧学有兴趣的人颇多，刘师培又有了复刊《国粹学报》和《国粹丛编》之意，只是未能成功。后来在一批北大旧派师生的努力下，加上校长蔡元培的支持，1919年3月20日，以保存国粹为宗旨的《国故》杂志创刊号出版，刘师培与黄侃被推为总编辑。《公言报》等媒体将此杂志视为北大校内旧派的旗帜，视刘师培、黄侃为旧派领袖。看到此报道后，深知舆论威力也正为肺病所困的刘师培马上致函《公言报》（且将此函同时送登《北京大学日刊》）辩白，并让国故月刊社也同时致函《公言报》进行解释，表示自己和国故月刊社无意与新派争衡，只打算以保存国粹为宗旨。

　　《国故》第一期出版后，黄侃即将包含其《题辞》和章太炎另一高徒吴承仕《王学杂论》一文的该期杂志转寄章太炎，章太炎阅读该期后曾致信吴承仕表达对其文章的意见，另外章太炎又寄信黄侃对该杂志中的某个说法加以反驳。章太炎的积极回应，某种程度上或表明他对刘师培的不满已经有所缓解。投桃报李，《国故》也当即将章太炎两封信件刊布于杂志中，并加有按语感谢章太炎的支持。

　　时移世易，当刘师培在北大任教并同黄侃合作支持《国故》保存国粹时，可能会让章太炎复有些许国学人才难得的感慨，所以才会比较热心地回应《国故》上发表的文章，或可将之视为章太炎对刘师培的一种变相肯定和支持。

　　五、 难以达成的和解

　　1919年11月19日夜间，刘师培病逝于北京寓所。远在上海的章太炎很快得知此消息。11月27日，他告知从粤来沪就医的旧友陈去病此事，“即闻太炎云申叔死矣”。通过陈去病的简述，仍不难发现章太炎对刘师培病故一事的关注。

　　1923年9月15日，章太炎弟子汪东联合章太炎、黄侃、吴承仕、孙尚杨、但焘等章门师弟创办了《华国》月刊，“志在甄明学术，发扬国光”，由章太炎担任社长，“总持其事”。从该刊办刊宗旨、体例和实际内容来看，它与四年前的《国故》月刊可谓同道。不仅如此，该刊在启事与略例中都特别声明可以发表“前人遗著”，之后《华国》月刊杂志先后发表了刘师培遗著6篇：《文说五则》《废旧历论》《中古文考》《屈君别碑》《隐士秦君墓志铭》《孝子卫洪基碑》。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时为北大黄节学生的郝立权撰写了一篇追忆和悼念刘师培的文章——《吊刘申叔先生文并序》，主动投稿给《华国》，但发表时序言被章太炎“稍加删节”，郝氏后谓因此之故在12年后重新发表该文。可以想象，假如没有主持者章太炎首肯，《华国》肯定不会发表刘师培这些遗文，更不可能会发表一个年轻学生悼念刘师培的文章。章太炎为何要修改郝立权的这篇悼文序言？他修改了哪些内容呢？这就需要对比一下郝立权文章先后两个版本的差异。

　　在完整版的悼文序言里，郝立权本有批评刘师培为袁世凯效力类似于刘歆做新莽国师的表述，认为这系刘师培人生污点，尽管其来有自：“顾以操己诡越，履途多险。刘歆依违于莽朝，陆机点污于贾谧。旷世所欷，可谓一轨。即其遭命所至，实亦有由。”这段话完全被章太炎删除，或显示出章太炎不同意郝文认为刘师培罪同于刘歆、陆机的认知。接下来郝文中描述刘师培家庭经济状况及其与何震关系的“瘠渴积年，勃溪累日”表达，在发表稿中也被删除。但章太炎保留了郝文对刘师培的高度评价——“磨而不磷，古有几人”，同时却删除了“此则世所悯谅者也”，这或显示出深切了解当时刘师培家庭情况的章太炎仍未完全谅解刘师培，不再同意是因为经济问题与何震的影响才导致刘师培背叛革命的说法，而这样的表达恰是1912年刘师培在公开致歉信中自谓的，也是彼时的章太炎所接受的。接下来郝文中的“洎夫望实交霣，形神已仳”句，被章太炎修改为“及情势娄迁，形神亦瘁”，这或体现章太炎不赞同郝立权认为刘师培声望坠落——“望实交霣”的观点，而是含蓄认为刘师培因遭遇周边“情势”影响，才连带影响他的身体健康。对于郝文最后的悼文，内中也有对刘师培的同情和高度评价，章太炎则完全没有改动。由以上对比，不难发现章太炎对刘师培身后评价的在意，他既不希望人们苛责刘师培，又不愿意世人完全原谅刘师培，这种对刘师培既爱惜又有所芥蒂的矛盾态度大概延续到章太炎晚年。

　　除此之外，章太炎之后于著述中也偶有牵涉刘师培之处。如在晚年为爱徒黄侃撰写的墓志铭中，章太炎又提及当年黄侃拒绝刘师培“以筹安会招学者称说帝制”一事，并表彰黄侃“为学一依师法，不敢失尺寸。见人持论不合古今，即眙视不与言，又绝类法度。自师培附帝制，遂与绝，然重其说经有法。师培疾亟，又往执挚称弟子”。明显可以看出章太炎这里借黄刘交谊来表彰黄侃之学行、德行，但叙述中章太炎并未刻意贬损作为潜在比较对象的刘师培，只是平心静气地追述了当年刘师培所为，且不乏肯定其学问之处。

　　1934年初，章太炎的另一爱徒钱玄同开始受雇于刘师培旧友南桂馨为刘师培编纂文集。在编辑过程中，钱玄同一直想邀请刘师培“学问上最重要之友”章太炎为之作序，不过因为担心会被章太炎拒绝，最终未敢开口请求，其内心却认为只有蔡元培和章太炎才是最了解刘师培学术与为人的旧日友人，也是最适合为之写序的人。章太炎的忽然去世，让即将出版的《刘申叔先生遗书》缺少章序一事成为永远的遗憾。为弥补此缺憾，钱玄同遂将当年章太炎与刘师培的通信及有关文字八篇作为代序置于书中。可以说，借助这种形式的共存，钱玄同让业已身故的章太炎、刘师培两人再度重归于好，为两人的恩怨画上一个不算圆满的句号。

　　通观刘师培和章太炎的关系及其在清末民初舆论场域中的互动情形，可以发现章太炎往往将学术私谊置于私人恩怨之上、以学术为先来处理同刘师培关系。这样的做法一度让章非常被动，饱受革命党舆论的指责。其做法让刘师培颇为感动，遂主动公开致信前者致歉和解释此前降清之举的原因，同时希望借助舆论之力，使其自我辩护得到更多读者的谅解。尽管刘师培在道歉中难称诚恳，但依旧获得章太炎谅解。不过，稍后两人再度卷入严酷的现实政治斗争中。桀骜不驯的章太炎赞成并支持革命党人的反袁行动，导致自己在北京被袁世凯软禁近3年之久；而汲汲于用世的刘师培效命于袁世凯后，故态复萌，再度与革命党公开决裂，刘章关系也随之破裂。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后，政治环境与革命形势与之前大相径庭，刘师培到北大任教，并联合黄侃等人勉力提倡国故，与同革命党渐行渐远的章太炎又一次成为提倡国学的同道，两人关系得以稍加改善。刘师培去世后，致力于捍卫中国文化的章太炎对刘师培既痛惜又心怀芥蒂，这种矛盾心态一直延续。

　　概言之，刘师培、章太炎两人的私谊演变情形，很好地展现了两人的性格差异与各自的政治抉择、学术关怀的关系，以及媒体舆论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有利于我们观察清季民初学术、私谊和政治的复杂关系及其经由媒体所呈现出的互动情形。因此，本文在拾遗补缺之外，或能于刘师培研究、章太炎研究有所裨益和推进。

　　（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23年第3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