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理治的金融思想：历史实践与现实意义(5)

　　我以为，在一定条件下，货币本身可以被认为是生产函数中的一个自变量。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GDP从1978年的3678.7亿元上升到1980年的4657.6亿元，增长了26%。货币供应量M2从1978年的1159亿元扩张到1980年的1842.9亿元亿元，上涨了60%。按照货币数量说，通货膨胀率应该高到34%。但同期物价指数只上升了27%。当时许多人担心迟早会出现严重通货膨胀。所谓的“笼中老虎”终究会出笼的说法盛行一时。但左等右等，老虎始终没有出来。虽然1988年通胀率达到19.3%，但是这次通胀爆发同当年的“价格闯关”有关。如图3所示，中国的M2与GDP比率已经由1985年的57%上升至2023年的226%，但中国的CPI增速却长期以来处于很低水平，近年来甚至降至零附近。这足以说明，货币发行未必会导致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也不仅仅是个货币现象。

　　图片 易纲教授曾用“货币深化”来解释为什么改革以来中国货币供给的增加，远远高于GNP增加值与物价指数增加值之和。根据易纲教授提供的数据，1978-1992年间，中国的现金（M0）和广义货币（M2）分别增长了20倍，但真实GNP只增加了2.3倍。易纲教授的研究揭示了货币供应和通胀之间的复杂关系。

　　笔者之一曾经做过10年工人，直到1979年才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笔者做工人时的直接感受是：劳动报酬（工资和奖金）的增加提高了工人的劳动积极性，产出也随之增加了，而且增速高于劳动报酬的增速。劳动报酬增加的背后是货币供应量的增加。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先于产出的增加，是产出增加的条件。

　　在这个意义上，货币（这里主要是M1）可以看作是一个生产要素。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不但不必然导致通货膨胀恶化，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直接导致经济增长。产出的增加吸收了货币供给增长可能产生的通胀压力。经济增长速度甚至比货币增长速度还要快，增发货币当然不会造成通货膨胀。这一点是非常对的。朱理治同志在80多年前就摆脱了货币主义的片面性，不是用货币“超发”，而是用供需缺口来解释通货膨胀，这是十分令人钦佩的。

　　当然，朱理治同志也并不否认货币数量说的合理成分，他指出“依照经济学的定律，假设货币数量不变，商品少了就会涨价。……现在边区内物价之所以上涨，不只是因为商品缺，亦不只是因为票子多，而是两者相互作用的结果。”朱理治同志的观点是全面的，我们不仅要看是否存在供不应求的缺口，同时也要看 “票子”印的多少。一切都要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朱理治采用发展生产和紧缩货币两种方式来稳定边区内的物价水平。他非常注重生产的重要性，认为需要通过增加对生产者和商贩的贴现放款和抵押放款，来发展边区内生产和大量进口区外商品，增加市场供给以满足市场需求。而紧缩货币虽然也很重要，但它仍是对于发展生产的补充。多数经济学家通常指出要通过紧缩货币的方式来抑制通货膨胀，较少关注供给端的增加。但从实际情况来看，相较于紧缩货币，发展生产才是更加重要的。因此，朱理治对通货膨胀膨胀的治理思路，同样值得现在的货币政策制定者借鉴。

　　2、辩证看待财政平衡问题

　　朱理治同志的财政思想也非常具有现实意义。在笔者看来，陕甘宁边区银行既是银行又是财政部，两个方面是不分的。作为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的朱理治同志对财政问题也发表了很多意见。

　　他讲到边区的财政亏空很严重。1941年上半年，即使在考虑到税收和借款后，财政还亏空了71%。应该怎么办呢？边区政府接受了李鼎铭先生的建议，精兵简政。但除了精兵简政，还要开展“大生产”。开展大生产运动，你必须有钱，要买原材料、得发工资。在这种情况下，你只有一个选择——“印票子”。

　　从标准的经济学观点来看，出现了财政赤字，应该发债融资，不应该靠发钞来弥补财政赤字。但在当时，边区发债恐怕是没人购买的。否则怎么会“税收和借款后财政还亏空71%”？有了钞票之后，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政府能够正常运转，军队能够得到补给。有了“资金”才能进行生产。一旦开展大生产，整个经济形势就有可能发生变化。

　　这里存在一场通货膨胀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竞赛，看谁跑得快。发展是硬道理，只要经济增长得足够快，通胀压力就可以被吸收。朱理治同志在财政赤字融资这个问题上的现实主义态度是非常正确的。他知道发钞会导致通货膨胀，所以要掌握好度。既要搞“货币融资”，又不能让大家因通胀而对边币完全丧失信心。一切都着眼于争取时间，喘口气，让经济得到发展。朱理治同志关于处理财政赤字的经验和思想，直到今天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中国政府在财政问题上一直持有非常谨慎的态度。这种态度当然无可厚非。但在相当长时间里，我们对马斯特里赫特式财政规则，即财政赤字率不超过3%，国债对GDP比率不超过60%，可以说过于看重了。即便在“总需求不足是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的2024年，中国的计划赤字率也并未超过3%。事实上，马斯特里赫财政规则早已被世界各国置之高阁，即使是以财政纪律著称的德国也放弃了这一圭臬。除了中国之外，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重要经济体还在遵守这一“规则”。

　　在当前形势下，大家最关心的是财政部如何推出强有力的财政扩张计划、刺激经济增长，而非财政部如何实现财政收支平衡。在总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必须执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扩张性财政政策按定义就是增加财政支出，提高财政赤字率而不是实现财政平衡。在财政不平衡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关注的是财政的可持续性而不是如何恢复财政收支平衡。只要经济增速高于利息率，我们的财政就是可持续的（余永定，2000）。归根结底还是一句老话：“发展是硬道理”。

　　朱理治同志在当年如此困难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财政赤字货币化”来支持“大生产”，并最终稳定边区财政。中国今天的经济实力和财政状况已经完全不是当初可比。我们完全可以更加大胆和坚决地执行扩张性财政政策，辅之以支持性货币政策，一举扭转自2010年以来经济增速持续下跌的趋势，实现GDP增速的企稳回升，使之稳定在5%～6%之间的可接受水平，并最终实现我们的第二个百年目标。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刺激增长与化解风险两大重要任务，这两个任务的完成都离不开更大力度的财政政策。

　　其一，当前中国经济的最大问题在于总需求不足，存在显著的负向产出缺口。从微观主体来看，无论企业还是家庭都面临信心与预期不足的问题，没有动力通过加杠杆去扩大投资与消费。在这种情形下，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效力是有限的，中国政府必须通过实施更具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来提振总需求，改善微观主体信心，进而促进消费与投资。例如，在2025年，不妨将中央财政赤字占GDP比率提高至5%，发行5万亿地方政府专项债并提高地方政府使用专项债资金的自由度，再发行3-4万亿特别国债。财政资金支出既要用到刺激消费，也要用到见效更快的投资，尤其应更加关注用财政资金去推动与人力资本建设有关的基础设施投资。

　　其二，当前要更妥善地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也离不开中央政府加杠杆。在房地产领域，未来保市场主体，尤其是保经营稳健的头部民营开发商，变得越来越重要。中国政府可以仿效一些发达国家，采取政府参股头部民营开发商的方式，为其提供增信。在地方债领域，要成功化解本轮地方政府债务，离不开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与金融机构的三方合作。中央政府发债来帮助地方政府进行债务置换，是始终绕不开的政策选择。在中小金融机构领域，中国政府可以采用发行特别国债，再用募集资金为其充实资本金的方式。无论如何，从国际经验来看，在面临重大金融风险时，通过引入中央政府信用来化解风险，都是成本最低、最可持续的一种方式。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也要注重通过创新机制来防范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

　　参考文献：

　　李成龙（2021）：“朱理治与陕甘宁边区银行”，《百年潮》，第1期。

　　齐春风（2008）：“抗战时期大后方与沦陷区间的经济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第4期。

　　余永定（2000）：“财政稳定问题研究的一个理论框架”，《世界经济》，第6期。

　　余永定（2021）：“朱理治的金融思想及其现实意义”，《中国经济史研究》，第4期。

　　朱理治（2017）：《朱理治金融论稿》，中共党史出版社。

　　注：本文发表于《金融评论》2025年第1期，转载请注明出处。为方便阅读，本文省略了脚注。全文请参见中国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