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汤寿潜的革命转向(4)

　　汤寿潜对于袁世凯的认识，可谓入木三分，而且由来已久。早在1909年11月20日，摄政王载沣召见之时，让他“尽所欲言”，汤寿潜的重要建言是“愿朝廷勿再用袁世凯”。有难言之隐的载沣闻听默然。

　　对于袁世凯的秉性，江浙立宪派士绅大概有一定的共识，至少是不约而同地抱有类似认识。清廷重新启用袁世凯，预备立宪公会的机关报《时事新报》不以为然，公开发表文章批驳外国报纸宣称袁世凯能够挽救大局，认为必须拥护共和之人才能收摄众望。南北和议期间，又指袁世凯阴险反复，以议和狡计欺骗同胞。这与汤寿潜的看法完全一致。汤在致各方函电中，多次指斥“袁悍愎多诈”，面对乡前辈有人不解他声讨袁世凯所持的立场，汤寿潜表示：“亡满清者项城，所以留项城者奕劻，而南皮亦不能无责矣。其为操、莽，天下人知之。引虎以卫，安有幸哉！声其罪而讨之，为大义不为满清。”要说他们暗中联手袁世凯绞杀革命，多少有些言过其实。接受袁世凯，是革命党人在战场和谈判桌上实力对比之下情非得已的选择，目的是争取少流血免动荡又能一举推翻清朝的统治，一劳永逸地结束帝制。惜阴堂和江苏教育会在南北和谈时期的作用，并没有后来回忆所指称的那样显著。革命党人尤其是孙中山，始终掌握着主导权，与北方的袁世凯斗法，见招拆招。种种不尽如人意的结果，既有实力不足被袁世凯趁虚的前因，也有局势不断演变导致的后果。

　　出于对袁世凯的警觉，汤寿潜坚决主张对清宣战，实行北伐，以免清廷将政权私相授受，或是袁世凯从清朝窃取政权，使得民军推翻旧政府的作用不明，新兴的民国政权来源出现法理混乱。这是南北和谈期间孙中山与袁世凯双方你来我往相互论争的关键所在，即使在革命党人当中，具有这样的政治洞察力和预见性的，也只有孙中山等少数人士，甚至孙中山周围的亲近者都认为孙的担忧及其防患于未然未免多虑。而汤寿潜的态度与孙中山基本一致。早在1911年11月，他就向张謇表达了对袁世凯反复无常引发局势波谲云诡的担忧：“南京下而未下，汉阳又挫。深恐临时政府越急切越有变更，中国将无幸焉，公路可胜诛哉！政体已无可议，特利用以脱羿彀，则公从沪地发起，假一绝大存亡问题，非各都督莅商不可，而后下走尚有可借箸。”

　　汤寿潜认为，“袁以满清内阁而踣满清，民国虽假其手，而正可声其罪，为大义非为满清”，所以南北议和，“必多要挟，不妨与之决裂”，力主由黎元洪带头发动，“因合词以布其罪于海内外，而遂以联军讨之”，“袁虽悍，必难倾巢南下。一举而振大汉之天声，去中原之民贼，非公谁任之者”。同日他又致函陈仪、陈时夏、黄群、汤尔和等参加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的浙江都督府代表，对于“鄂援已北，停战半月，又为袁所算。民军本以推翻旧政府为职志，任其内阁而推翻之”的局面颇为不甘，主张“应申明大义，以彰天讨，为大义不为满洲”。尽管自己手无寸铁，不能“剑及履及”，他仍然认为“河南已辞［？］，辽沈亦变，袁虽有王保保之能力，亦当不服，倾巢南下，正可于和议时与之决裂，声明其为民贼，与之宣战，尚未晚矣”。两相比较，对袁世凯的喊话不无策略考虑，对黎元洪的呼吁则是情真意切。此后，他又希望“但得临时政府早日成立，庶可望谋定后战，以靖余孽耳”，并痛斥袁世凯的“旧政府之新内阁，可谓引虎自卫，彼不能翻然改图，乃效莽、卓所为，盗人国柄于儿女子之手，惜无明正其罪者”。

　　为此，汤寿潜曾经电请议和作罢，后来又反对一再示弱迁就，希望孙中山回国带来北伐之计，合南军以谋江北，而固金陵，壮大军威，并积极筹备和推动北伐。他还与张謇计议，函告程德全：“临时政府计不久可以成立，公能以领袖赞成，弟之幸，亦民国之幸也。”同时对孙中山到沪后能否有总统之资格以及由此引发的政坛风云表示关切，尤其对袁世凯的动向高度警惕：“公路逢此敌手，恐益坚其诱约进犯之志矣。悍愎多诈，必料我援师麇集鄂中，分以小枝牵缀武昌，以两大枝：一由清、徐，一由颖、寿，以趋重于南京。”汤寿潜还告知旅日侨商吴锦堂：“方今南北媾和，尚无端倪，袁性多诈，易堕术中，抚我皖北，显违约章，浙惟预备北伐，以待诸公能战胜于坛坫之上。”

　　南北和谈因为袁世凯的阻挠一波三折，1912年1月中旬，袁世凯再度续请停战14日。接到伍廷芳的来电，汤寿潜通电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各部长、武昌副总统、上海伍总长、各省各都督、各总司令和各军统，表示：“虽即勉转浙军，限内幸勿衅自我开，心实不能无惑。袁某有英雄资望，而乐做奸雄，谲诈以为能，信义素非所尚，狡变以为奇，人言向所不恤，中外共知，无待赘述。”汤寿潜进而历数袁世凯此次议和备战的14条“不信”，诸如“遣使议和，清廷已明认民军之国家，默许共和为政体，其亲贵之明达者亦知国民实行优待，密请退位，袁必强待国民会之议决，在斗满汉为鹬蚌，彼将收渔人之利”，揭穿袁氏的伎俩，主张“不应续认，迅与决一行战，庶不再受其愚”。通电犹如一道讨袁檄文，对袁世凯认识之深刻，即使与革命党内的明白人士相比也堪称透彻。

　　总体而言，独立后立宪派的革命转向，既不是政治投机，也不是浑水摸鱼，他们甚至有意制造革命舆论，“辛亥革命”的概念，就是由与汤寿潜关系密切的浙籍人士张元济等人在武昌起事不久就公开提出（另文详论），并积极传播。他们的转向，与革命党的调整相向而行，虽然有所差异，并无尖锐冲突，这也使得国内立宪派与革命党迅速合流，而海外的立宪派则与革命党人较为疏离。当然，上层的握手言欢并不能消弭基层的利益冲突，双方在江浙一带时有纠纷，有时还不免演变为流血事件。这些冲突的副作用随着南北统一后局势的变化而日益凸显，造成解读即时本相的扭曲变形。

　　（本文首刊于《民国档案》2021年第4期，原题《辛亥汤寿潜的革命转向》，作者桑兵为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原文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