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汤寿潜的革命转向(2)

　　循着可以接受革命的目的的观念，汤寿潜出任了浙江独立政权的都督一职，明确表示赞成推翻帝制，拥护共和。他在致友人函中一再痛斥专制之恶：“六七龄冲主，乃为内阁三凶、明政四凶代负责任。专制之恶果如此，而尚有灭人道主义，以求逞其帝王思想者，太息何已！”“吾民厄于专制久矣，迫压之甚而号叹，呼吁之穷而抗拒，夫岂得已？”有了国会请愿一再受挫的前缘，“武汉既复，浙亦赓续。虽为众嬲，岂足惑我！”

　　汤寿潜赞成共和，不仅是私下意见，他致函各省大都督府，明确宣称：“海内苦专制久矣，自武汉义旗一麾，不一月全国响应，应天顺人，具有明证。侧闻各省之主旨，多以后此政体，专采共和，一洗苟且补苴之陋。”1911年11月11日，他以浙江都督名义与江苏都督程德全联名致电上海的沪军都督陈其美：“自武昌事起，各省响应，共和政治，已为全国舆论所公认。然事必有所取，则功乃易于观成，美利坚合众之制度，当为吾国他日之模范。美之建国，其初各部颇起争端，外揭合众之帜，内伏涣散之机，其所以苦战八年，卒收最后之成功者，赖十三州会议总机关，有统一进行、维持秩序之力也。考其第一、二次会议，均仅以襄助各州议会为宗旨；至第三次会议，始能确定国会，长治久安，是亦历史必经之阶级。吾国上海一埠，为中外耳目所寄，又为交通便利，不受兵祸之地，急宜仿照美国第一次会议方法，于上海设立临时会议机关，磋商对内对外妥善之方法，以期保疆土之统一，复人道之和平，务请各省举派代表，迅即莅沪集议。”不久，又于11月18日致函袁世凯，表示：“东南人士，咸以政体不可不立，外交不可无主，谓宜亟设共和政府，以收统一之效。”正是由于江浙立宪派异口同声地拥护共和，才使得民军对清廷从一开始就占据了政治上的主动和主导地位，袁世凯千方百计上下其手，也无法改变这一基本趋向。

　　二、同声异曲建共和

　　不过，汤寿潜等立宪派士绅对于革命党的主张并非照单全收，其中之一就是对共和的解读有所不同。共和一词的意涵，为明治日本思想界借用中国古典对应西文，未免存在含糊混淆之处。梁启超在游新大陆之前，正面鼓吹共和。而孙中山开始对此相当谨慎，后因邹容的《革命军》影响很大，“共和”之名不胫而走，形成与帝制的尖锐对立，且激进人士已经将其指为共和的北斗，孙中山才在一般言论中使用“共和”的概念。至于论及严谨的学理，仍然采用民权立宪之说。

　　立宪派接受共和，虽然与反专制的初衷相一致，但理据主要不是民权民主的转义，而是中国原典当中共和的本义。他们认为调整的重要方面有三，其一，促成各省独立政权的共和，以便尽快组建统一的民国政府，恢复秩序，显示文明，防止外国干涉，争取得到国际承认，避免陷入无国之惨。

　　在汤寿潜看来，无国之惨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最大的不幸，因此无论付出怎样的代价，都要尽全力避免陷入这种万劫不复的境地。辛亥前他坚持请愿开国会，就是鉴于“连年革潮澎湃，愈遏愈紧。弟恐楚歌四面，革之自下，破坏易，建设不易，吾曹遂为无国之民。”浙江独立后汤寿潜出任都督，也是为了“大昌人道主义，鼓吹运动，或者临时政府易得列强之承认。浙事未见，已与菊生同岁在沪组织联合会，为临时政府之预备，使我得免无国之惨，乃以次更张内部，河山重秀。”“是以甘冒不韪，勉为其难。”他主张民国临时政府一律承认尊重“清国对诸外国所订之条约及各种合同”，而且“虽在战时，仍以尊重人道，维持秩序，保护内外国民私权为责任”，目的也是防止陷入无国状态，进而展现文明形象。他认为只要组建临时政府，能够得到外国承认，“中国便无国而有国”。

　　1911年11月中旬，汤寿潜致函惜阴主人赵凤昌：“旧政府已倾，新政府未建，则吾曹同为无国之民”，如此岌岌可危的大局，必须力挽狂澜，“冀力与杭旗和平解决，凡旗城各处，均望风而下，是得免流血，又不止杭地。将大发挥人道主义，以震襮东西人之耳目。”而更为重要的则是组建新的共和政权。“惟兹事体大，宜早熟图。今日天下汹汹，虽同激于义愤，而起事各不相谋，容或多立名目，头绪纷繁，此一都督，彼一司令，今虽势力较厚，后则观听将淆。为久远计，不能不虑。用是谬拟结合之前提，以国民开大会为组织之起点。寿潜等敬谨专函，并呈集会办法数条，伏乞派员莅会，诲示闳谟。亿兆之福，岂惟寿潜等所祷肆求之而已。”他之所以“八月廿日到鄂，廿二日即归，过金陵，约季直到沪，与三数同志组织临时会，为临时政府之预备会，于九月朔成立”，正是因为“逆料旧政府将倾，新政府未立，吾曹遂为无国之民。此定势，非先见也。……近方以南京为临时政地，一得列强承认，中国庶无国而有国，则洁身去耳”。他出任浙江都督，目的主要就是设法度过混乱，在共和政权名义下尽快恢复秩序。

　　其时驻京外交团长英国公使致电上海领袖领事比利时总领事，照会中华民国外交总长伍廷芳，声言杀戮无辜的举动已经蔓延中国各境，“不论出自官军民军，皆大背人道，为文明世界所共愤”。向中国政府严词陈说责备，上海方面设有不测，彼此皆有重大责任。列强来华，其实就是殖民扩张的强盗行径，本来并不体面，用文明强分文野，不仅自我粉饰，而且占据道德高地，取得话语主导。为了展现人道主义的文明形象，民军方面自律极严，即使不可避免地有所牺牲，在世界革命史上也属于代价较少的成功案例。尽管如此，在列强的干涉之下，临时政府还是担心有所波及，通令格外注意，以保生灵，而免交涉。

　　12月7日，汤寿潜又致函江苏都督程德全，提出：“各国政治更新之始，往往有重大宣言，所以定内外之志，树政策之基，功效至伟。今大局亟待统一，列强疑虑尚滋，应请由元帅会商各省代表，以元帅（或临时政府）名义，宣示政治大纲，俾舆论有所率循，列国易邀承认。清誓十九条，更当相形见绌。”始料不及的是，“程度所限，诸多障害。我以为大劫方始，人以为幸福在前”，因此始终不安于位，“两申去议，一俟有机可乘，必当洁身以退也”。

　　其二，提倡五族共和，化解民族矛盾，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

　　中国虽然幅员辽阔，可是相当广大的国土与满、蒙、回、藏等人群有关，若民族分裂则国家势必不能维持完整统一。汤寿潜出任都督，目的之一，就是争取和平解决杭州旗营问题，进而以人道化解满汉乃至汉与非汉人群的矛盾。就职后所发檄告，指出：“我民苦专制之毒，不止二三百年矣，特此二三百年中为尤甚。……不第苦我汉人已也。为禁杂居，禁生产，名托优恤，实则羁累满人，其同族也，且被其苦而不自觉，倘一觉矣，即满人之倒戈，岂俟今日乎？”既然满人同样也受专制之苦，所以复汉而不排满，在推翻清廷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容纳和保护满人。“妄以杭有旗城，种族相争，不免流血，力主和平解决，冀杭旗下而凡有旗城皆下，于是大昌人道主义，鼓吹运动。”在他的沟通主持和以礼优待下，“满营订约缴械，为徐筹生活之计。壮丁老幼未妄伤一人，可见义军所至，决无仇视种族之心。”他为新政权所拟备采择实行的纲要，第一条就是“中华民国以汉、满、蒙、回、藏各地为领土”，第二条即“汉、满、蒙、回、藏人皆为中华国民”，第四条则规定“中华国民法律上地位一律平等”。在结束帝制实行共和的同时，维护了各族团结，避免了国家分裂，辛亥革命在近代世界革命史上堪称典范，与几年后奥匈帝国的分崩离析相比较，更显得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