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邓江祁先生再商榷反袁要电（一）

　　关于护国运动的反袁要电到底是什么样子，是谁领衔拍发的？1996年笔者到湖南邵阳参加“纪念蔡锷逝世8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就是《两种漾电隔日拍发》，大会印制了论文目录表。

　　最近笔者在南京论坛发表有关蔡锷领衔拍发电报的问题，邓江祁说“李开林又旧调重弹”，邓写出“护国战争爆发时“反袁要电”是蔡锷领衔的吗？——与李开林先生商榷（一）”发在公众号上，重弹自己认定漾电是唐继尧领衔的旧调。文章开头很有气势，从赤壁大战太平天国到二十一条，兜兜转转写了两千多字，然后论述了“唐继尧任可澄漾电是在梁启超两份原稿基础上删改而成”，可这个事情历来就没有发生过争议，不需要大费周章花那么多的笔墨。

　　只是邓的文章中有一句话：“四是将署名‘唐继尧、任可澄等’修改为‘开武将军督理云南军务唐继尧、云南巡按使任可澄’，并加代日韵目‘漾’。”这话里有点小问题需要说说：漾电末尾的署名“唐继尧、任可澄等”这七个字，是护国运动爆发之后报纸上刊登出来的“第一电、第二电”末尾的提法，不是梁启超原稿中的提法。任可澄执笔时能对后来才刊登上报纸的“唐继尧、任可澄等”这七个字进行修改吗？这两者混淆起来会搅乱读者视线。

　　唐任漾电到底是哪一天拍发的？这个问题都还没有讲清楚，邓又接着说：“同日，唐继尧、任可澄又联名将此电通报各省曰：“尧、澄顷致中央华密漾电，文曰：大总统钧鉴……谨率三军，翘企待命。等语。窃以国势至今……”。

　　“顷”字是指很短的时间，在一般往来信函中常用这个字，可以指当日，也可以指近日。邓把“尧、澄顷致中央华密漾电”中的顷字直接解释为“同日”，也欠妥当。

　　紧接着邓列出三张照片作为证据。

　　第一张是邓在发表过的文章中出示的那份《紧急号外?云南举义讨袁之先声》图片，邓在图片下方写注释：“云南《共和报》1915年12月25日，第二电为‘有电’。”

　　因为后来经笔者撰文指出：“云南没有《共和报》，只有《共和滇报》”。于是邓现在的文章又列出这幅图片当证据，就把图下的注释改为“云南《共和滇报》1915年12月25日”。可是邓也不考虑考虑，此照片的左侧已注有“共和报”三个字，现在居然改写注释说共和滇报刊登，使用证据就像变形金刚一样变化无常，为什么要这样做？

　　《共和滇报》创刊于1912年11月13日，停刊于1917年1月29日。云南图书馆保存的1915年12月1日至31日的共和滇报，都被唐继尧的人有目的地剔除了。如果外省现在保存有12月份的共和滇报，那该有多好啊！拿出来可以反映许多被湮没的历史真相。

　　邓列出的第二份证据是“云南《滇声报》1916年1月6日”，由于照片只展现报纸的局部，使人看不出所谓辨别电文的四个要素。笔者现在把这页报纸的原貌提供出来，看看是什么样子。

1916年1月6日滇声报第二页

　　这报纸的“来件”栏目，刊登了都督府送来的文章“中华民国云南都督唐为通布事”，反映出护国运动爆发之后，云南取消了将军署和巡按使署，合并为都督府，唐继尧以都督身份向民众通报，说1915年12月23日自己就电告袁氏要取消帝制。这是护国运动爆发十多天之后刊登的“来件”，只能证明来件是都督府发来的，但不能证明来件中叙述的哪句话是真，哪句话是假。

　　（顺便说一句：报纸左下角写“时评”文章赞美唐继尧的记者刘古愚，六年之后被唐继尧残酷杀害）。

　　邓列出的第三份证据是乙卯年12月16日的《贵州公报》，刊登了向贵州全省民众公布唐任漾电的内容。报纸为什么不公布蔡戴刘唐任漾电呢？因为这时贵州尚未宣布反袁。蔡戴刘唐任漾电里面有刘显世名字，刘显世曾经通报说云南发出的蔡戴刘唐任漾电是冒列自己名字，自己概不负责。现在当然不能刊登蔡戴刘唐任漾电，否则自己说不清道不明，只能刊登唐任漾电。

　　阴历乙卯年12月16日，是阳历1916年1月20日。因为贵州即将宣布反袁，需要先在报纸上制造点政治舆论，七天后的1月27日贵州就宣布反袁了。这张贵州公报刊登了唐任漾电，能证明唐任漾电的文字内容，但不能证明唐任漾电的实际拍发时间。

《贵州公报》1916年1月20日

　　邓的文章此后又写了三千字，基本是重复双方已经商榷过的内容，邓的主张是报纸上刊登的那些没有代日韵目和署名的电报，都没有拍发过。可是当时全国各省的报纸为了遵从政事堂和统率办事处的政治调子，统一口径要针对唐任漾电进行批驳，所以报纸就对云南发的第一电和第二电的尾部稍作省略，而电报内容不变，我们不能说那些电报没有拍发过。

　　邓的文章叙述梁启超致蔡锷信：“二十四日得两电后，消息便尔梗断，闻续有数电至，皆被伪政府押收……”既然梁启超在24日收到了蔡锷的两份电报，其内容当然不是日常闲聊，而是汇报反袁的进程，于是梁启超就知道了23日电报和24日电报已经拍发。另一方面，北京收到云南拍发的两份反帝制电报后，判断是梁启超写的。而梁不在北京，想抓也抓不到，只能通知梁启超所在的当地政府对梁启超进行扼制。此后梁启超本该收到的电报，都被当地政府押收。

　　至于所谓“梁于计算蔡到滇后，即先以所拟原文，在外先行揭登报章”的说法，那是错误的。蔡锷离开袁世凯的控制，南下到达越南海防时，就向唐继尧拍发电报说要入昆明，难道蔡就不会在海防、河内、或昆明，向梁启超拍发电报告知行踪吗？没有必要“计算蔡到滇后”。蔡愕12月19日傍晚到昆明，发动反袁会有个过程，这个过程可能顺利也可能艰难，需要时间。梁启超24日收到了蔡锷两份电报，就更不需要计算蔡锷到滇的时间了。梁虽然知道24日云南的进展情况，但能否顺利宣布起义，是否会有变故，仍处于不了解状态，梁并没有打草惊蛇去登报公布反袁电报。

　　当看到政事堂25日在报纸上公开批驳唐任漾电后，梁启超才把反袁的“第一电”和“第二电”登上报纸。当时人们还不知道唐任漾电是什么样子，仅从政事堂公开批驳唐任漾电的内容看，觉得唐继尧任可澄出尔反尔真是品质恶劣。把第一电和第二电登报公开之后，使人们了解到云南为什么要反袁，袁世凯称帝为什么是错误的，这样还减轻了人们对唐任二人的反感。

　　12月25日之后，报纸上公布的许多电报，会有某些文字差异。有差异不要紧，因为是已经宣布讨伐袁世凯了。电报落款中军巡官员的排名先后，已经不算什么大事。民间许多人还在报纸上发表自己写的讨袁檄文。

　　至于1915年12月25日云南宣布讨袁的“有电”，是个什么样子，到底是谁领衔？最能代表云南都督府意见的，就是云南都督府送到昆明当地各报社刊登的电文了。这里再重复说一下《觉报》刊登的讨袁电报。

1915年12月28日昆明的《觉报》

　　1915年12月28日昆明的《觉报》刊登了四份要电：“要电一”是唐任漾电，其落款是唐继尧任可澄2人。如果宣布讨袁的“要电二”也是他俩拍发，就没有必要隐去落款，电文中的第一人称也就没有必要用“△”符号来代替。正因为要电二是蔡锷领衔拍发的通电，所以“锷”字被“△”符号代替。这时的都督府已经开始做手脚了，只不过蔡锷当时还在昆明，很容易看到昆明的报纸，所以登报时还遮遮掩掩。这份电文还删掉了代日韵目“有”和发报人蔡戴刘唐任五人的署名落款，按照邓的辨别电文标准，这就是没有拍发过的。到了1916年1月24日《云南公报》创刊的第一册中，这份要电二里的“△”就直接被改为“尧”字，文尾加上“唐继尧、蔡锷、任可澄、刘显世、戴戡暨军政全体”的署名，变成唐继尧领衔拍发的通电了。这也就符合邓的辨别电文标准，变成拍发过的了。唐继尧的首功就像这样挣到手了。

　　邓的文章还说：“1915年12月25日，《共和滇报》特发‘紧急号外’，全文刊发唐、任致袁世凯的‘漾电’和唐、蔡等人致各省宣布云南独立的‘有电’”。那么请问：去哪里挖地三尺能找到12月25日的《共和滇报》？

　　对于掌握史料不全和对各类史料失于考辨而得出一些离奇的结论，那还情有可原，但是捏造假证据假信息误导读者就太不应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