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孙中山故居藏孙中山题赠宋庆龄书籍考述

　　上海孙中山故居保留了孙中山、宋庆龄婚姻生活的诸多见证物，尤以其藏书最为珍贵。在5000余册藏书中有两本特别值得关注，即孙中山题赠给宋庆龄的《汉文大系》第二卷及《中国的发展》。本文从题赠书籍的主要内容、赠送背景、题签信息等作为切入点，分析两位伟人在读书志趣及革命思想上的相互影响。

　　上海孙中山故居藏书概况

　　孙中山博学慎思，终生与书为伴。上海孙中山故居是孙中山读书、著述的重要场所。孙中山在《家事遗嘱》中写道：“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孙中山将书籍视为第一位的遗产，足见藏书对他的重要意义。

　　孙中山的藏书种类繁多，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哲学等多学科，丰富的藏书也恰好对应他博采众长的读书志趣，“于中学则独好三代两汉之文，于西学则雅癖达文之道；而格致政事，亦常浏览”。他从书籍中汲取养分，形成主义和思想，并付诸实践，指导革命。上海孙中山故居现存的孙中山、宋庆龄藏书，共计1932种5230册，其中西文书籍最多，计1528种2029册，包含英、法、德、俄等文；中文书籍389种3143册；日文书籍15种58册。诚如孙中山自言：“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经年的积累及社会考察成为他的思想源泉和著述资源。对中西新旧之学兼收并蓄，使得孙中山能超越同时代人，站在视野的制高点来审视世界。

　　孙中山题赠宋庆龄的《汉文大系》

　　上海孙中山故居现存的日文藏书《汉文大系》（第二卷），由富山房合资会社于1913年出版。该书是孙中山1913年12月赠予宋庆龄的，扉页留有孙中山的亲笔题赠信息。1913年夏，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流亡日本。此次流亡，孙中山随身带有六个大皮箱，日本警探误以为“带了很多钱来，打开一看都是书……孙终日阅读书籍”，此后“终日读书”便成为监视秘报中的高频用语。据《日本外务省档案》记载，8月9日至15日，孙中山匿居诹访山温泉内常盘花坛别墅期间，“除宋嘉树及其女儿和胡汉民访问外，未与其他中国人会见”。8月18日，孙中山移居东京赤坂区海妻猪勇彦宅，8月20日及21日，宋嘉树均携宋霭龄前往拜访并议事。

　　宋庆龄于1913年春从美国威斯理安女子学院毕业，8月24日启程回国。为探望父母并谒见孙中山，宋庆龄取道日本，于8月29日抵达横滨。离美回国时，宋庆龄在给威斯里安女子学院老师霍尔的信中提到：“我带着给孙逸仙博士的一封信，还有给我父亲的六箱……水果。”据《孙中山年谱长编》所记，“30日晚9时50分，宋嘉树及其两位女儿返寓。应系指宋嘉树在横滨迎庆龄后，即挈蔼龄、庆龄抵孙寓”。据《孙文动静》所记：“9月1日下午6时20分，宋嘉树的两位女儿和一个十二、三岁男孩离开孙住所到新桥车站”。据《宋庆龄年谱》所记，1913年9月16至27日间，宋庆龄曾九次在父亲或姐姐的陪同下拜访孙中山，坚定地表示愿为革命尽力的决心。9月18日下午4时10分，孙中山、宋庆龄与宋霭龄共赴梅屋庄吉宅，与梅屋庄吉及其夫人相识。由此可见，在革命低潮期，孙中山与宋庆龄重逢并在短期内多次接触。宋庆龄从和孙中山的交谈中“得悉我们的民国处在很大的危险之中……我国民众之声被压制……孙博士的某些追随者，在绝望中把革命事业看作失败的事业而放弃了”。《宋庆龄年谱》又载1913年12月24日，“（宋庆龄）同姐姐宋霭龄一起访孙中山，下午3时5分离去”。孙中山题赠给宋庆龄的《汉文大系》（第二卷）落款日期即为1913年12月，正是孙、宋在日本期间频繁会面交谈之际。

　　《汉文大系》是日本刊行的汉典丛书，共22卷，刊行于1909至1916年间，收录了38种中国典籍，由富山房出版，全书按四部分类，主要目的：一是系统性介绍中国古代典籍的代表作；二是向本国人介绍幕末到明治时期，日本邦儒的优秀成绩。《汉文大系》收录了多种唐宋时期的注释，同时收录清代学术成果，是当时最受注目的汉学丛书。出版机构“富山房”，是日本近代具有代表性的出版社之一。日本教育家服部宇之吉将《论语集说》《孟子定本》《大学说》《中庸说》四书编为一册，作为《汉文大系》第一卷出版。

　　孙中山题赠宋庆龄的《汉文大系》第二卷，主要内容为《笺解古文真宝增注三体诗笺注唐诗选》。孙中山13岁出国“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在他的知识结构中，无疑西学的影响更大，传统文化并不是最主要的部分。但他对基础典籍也有所涉猎，上海孙中山故居就保存有两套《二十四史》（涵芬楼版和竹简斋版各一套），一套《四部备要》（中华书局聚珍仿宋版）。关于这套《汉文大系》，邵元冲回忆道：“日本当时出版了一套大部头的《汉文大系》，类似中国的《四部备要》，包罗很广，孙中山虽然经济不宽裕，但还是买了一套，坚持每天阅读几卷”。

　　宋庆龄在美国威斯理安女子学院主修文学，孙中山选择赠送《汉文大系》在专业和志趣上有契合之处，亦有鼓励宋庆龄多研习中国文学之意。宋庆龄生活在世界近现代文明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碰撞的时代。宋庆龄站在中西方文化的交汇点上，很早就意识到东西融汇、文明互鉴的重要意义。据宋庆龄回忆，她本欲返美继续攻读新闻学，以便了解中国的真正事实和形势，然而父亲身体欠佳，未能成行，遂在家学习中文。此间，孙中山非常关心宋庆龄的学习和活动，曾将一些中国文学方面的书籍赠予宋庆龄，以鼓励她学习中文。这样的指点和帮助，印证着彼时二人之间亦师亦友的关系，因此孙中山将自己所读过的好书推荐给宋庆龄也就不难理解了。1915年11月18日，新婚不久的宋庆龄致友人阿莉信中所言：“我的丈夫在各方面都很渊博，每当他的脑子暂时从工作中摆脱出来的时候，我从他那里学到很多学问。我们更像老师和学生。我对他的感情就像一个忠实的学生”。

　　孙中山题赠宋庆龄的《中国的发展》

　　上海中山故居保存的另一本孙中山题赠宋庆龄的书籍为英文版的The Development of China（《中国的发展》），这本书的题赠时间为1920年4月，书的扉页上有孙中山的亲笔手书，并钤有阴文“孙文藏书”印。

　　此书作者赖德烈是美国历史学家。赖德烈于耶鲁学习期间主修远东史，1909年获博士学位，自此开始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曾于1910年至1912年间在长沙雅礼会做教育传教士，在研究中国的同时致力于把中国知识介绍给美国。因其早年在中国的经历，赖德烈尤其关注中国历史文化与中美关系史的研究，曾著有The Development of China（《中国的发展》，1917）、The Chinese: Their History and Culture（《中国人的历史与文化》两卷，1934）、The China That Is to Be（《未来的中国》，1949）等一系列中国学著作。

　　赖德烈对近代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主要以“他者”的视角分析中国与西方文化关系的互动，以及中国文化发展的可能道路等问题为主。这本《中国的发展》题赠时间为1920年4月12日，正值孙宋婚后寓居上海的稳定时光。此间孙中山潜心著述，并于1920年完成了《实业计划》英文原版的写作。彼时孙宋结婚已近五年，在孙中山的引导下宋庆龄也渐渐成长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透过此赠书之举，便能感受到两位伟人共同为革命奋斗的历程中互相促进、共同进步的场景，也可管窥孙中山对宋庆龄阅读习惯和关注方向的影响。

　　当然，孙中山在读书上对宋庆龄的指导和影响远不止于此，除以上两本有明确题赠信息的书籍外，还可从其他史料中看到孙中山将最前沿的知识推荐给宋庆龄。如1919年7月26日，孙中山致函孙科时说：“近日父得阅一书为Cell intelligence，the cause evolution。其思想为极新，驾乎近时学者之上。待孙夫人看完，我当寄来汝。汝可译之，亦可开中国学者之眼界也。”由此函可见孙中山有将自己阅过的好书介绍给宋庆龄及其他人的习惯，函中所提及的书籍即Cell Intelligence（《细胞的智能》）。此书的内容在《孙文学说》中也有引用，孙中山以细胞学说解释孟子的“良知良能说”，进而阐述“生元有知论”。

　　宋庆龄十分欣赏孙中山对中外文明的传承与借鉴，对于年轻的宋庆龄而言，她从孙中山处获得的指导与传承，对她在读书志趣、思维方式以及革命思想上都有很大的影响，是支撑她此后逐渐独立走上政治舞台的重要力量源泉。

　　（作者刘青莉，单位：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