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陈少白与郑贯公的合作与冲突

　　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活动的开展，离不开陈少白、郑贯公等革命党人为代表的报人为舆论造势。陈少白与郑贯公的合作与冲突，展现了革命党人内部关系的复杂面向。

　　20世纪初，以《中国日报》为代表的一批革命报刊在海内外陆续出现，极大程度地传播了革命思想，为孙中山及革命党的舆论造势和思想宣传作出了重要贡献。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活动的开展，离不开为舆论造势的革命报刊，更离不开以陈少白、冯自由、郑贯公等革命党人为代表的报人。在众多的革命报人中，陈少白与郑贯公的交往互动则更加耐人寻味：二人均来自广东，曾在《中国日报》合作共事，又因彼此性格、政见不同渐趋分离，甚至陷入1905年的笔战风波。陈少白与郑贯公的合作与冲突，展现了革命党人内部关系的复杂面向，更暗示了近代报刊与报人之间关系密切。然而，目前学界针对陈、郑二人的研究多局限于其办报思想等方面，对其人际关系尤其是彼此的互动关系研究不足。本文以报刊为观察视角，理清陈少白与郑贯公相互交往的头绪，在查找二人从“合作”到“冲突”转变的多重原因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革命党报人之间的互动交往对近代报业乃至政治事件的深层影响。

　　二人的结识缘起

　　陈少白与郑贯公从结识到合作，缘于《中国日报》及孙中山的牵线搭桥。

　　陈少白是广东新会人，1890年在香港经区凤墀介绍，结识孙中山，后受孙中山影响，就读于香港西医书院。在校期间，陈少白与孙中山志趣相投，结拜为兄弟，与孙中山、杨鹤龄、尤列一起放言反清革命，因此被港澳友人称为“四大寇”。1895年，孙中山与陆皓东、陈少白、郑士良等人在香港创办兴中会总部，积极策划在广州起义。广州起义以失败告终，孙中山深刻认识到了宣传机关的重要性，便派陈少白等人在香港筹办党报事务。1899年底，兴中会首份机关报《中国日报》在香港问世，由陈少白担任主笔和编辑，旨在宣传革命思想，与保皇派进行舆论对抗。

　　郑贯公是广东香山人。1896年，郑贯公因家贫辍学东渡日本，在香山人所办的太古洋行帮工，后被介绍至保皇党人创办的大同学校读书，1900年郑贯公被推荐至保皇派所办报刊《清议报》担任助理编辑。在此期间，郑贯公的思想逐渐由维新转向革命，与冯自由等人创办《开智录》，并发表了数篇讽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文章。保皇派对郑贯公激进的言论大为不满，不仅将其逐出《清议报》，而且勒令《开智录》停刊休办。1901年，郑贯公经孙中山介绍前往香港，担任《中国日报》的记者。

　　作为首份革命党机关报，《中国日报》不仅敢于公开地宣传革命思想理念，而且开创性地在国内采用日本报式的“横行短行”排版方式，并在后方加上句读。这种全新的排版方式和激烈的言论迅速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甚至掀起了香港、上海、广州等地的仿效风潮，堪称报界之革命。陈少白作为总编辑，不仅在报上选录刊登了如《论民权》《民主主义与中国革命之前途》等具有革命宣传性的文字，对报纸的办报基调与文风特点产生了深远影响。

　　1901年，郑贯公被聘任为《中国日报》记者，主要负责新设副刊《鼓吹录》的编辑工作。郑贯公在接手副刊的工作后，着手对其进行改版，分设《粤讴》《史谈》《南风》《班本》等专栏，使报纸内容丰富多样，颇有谐趣。此外，他还积极在报上宣传西方民主思想，翻译撰写白话小说《瑞士建国志》，号召民众向瑞士志士学习，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政体。郑贯公的加入，为《中国日报》注入了新鲜血液。在郑贯公工作期间，《中国日报》的销售量有所增加。

　　陈少白与郑贯公因《中国日报》而彼此相识，在二人合作共事的短暂时光中，《中国日报》蓬勃发展、生机焕发。他们在思想认识和编辑出版上的相互切磋，也为《中国日报》确立了大致的基调。即使不久后二人因种种缘由分离疏远，但在他们日后的交往中，《中国日报》所留下的烙印也依旧清晰可见。

　　矛盾、分离与笔战

　　郑贯公在加入《中国日报》后名噪一时，成为港内青年争相结交的对象。郑贯公性格本就豪放不羁，他偏激而随心所欲的行事风格，与持平稳重的陈少白格格不入，逐渐为陈少白所不喜。不久，二人在许多意见上出现分歧，甚至在一些人事问题上产生矛盾。

　　1901年，兴中会重要成员郑士良因惠州起义失败而暂避于香港。是年8月，郑士良与郑贯公、陈和等人于香港水坑口一带的酒楼饮酒聚会，届时郑士良忽感身体不适，便由郑贯公、陈和等人陪同回家休息，当车途经中国日报社时，郑士良却病发猝死于车上。关于郑士良之死因，历来众说纷纭，有认为郑之死乃清廷投毒所致者，也有认为郑之死乃意外中风者。郑贯公虽非导致郑士良之死的元凶，却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此次风波。本就对郑贯公行事风格颇有微词的陈少白，因此事增添了不少对郑的责备，不久后，郑贯公便向《中国日报》提出离职。

　　1903年12月，离开《中国日报》的郑贯公受谭民三资助，担任报纸《世界公益报》的总编辑。任职期间，郑贯公延续其在《中国日报》时的风格，不仅大量刊登宣传革命、反对清廷的时评文章，而且仿照《中国旬报》中“鼓吹录”的形式，扩大了报纸的文艺副刊《一噱报》。《世界公益报》的激进言辞使其迅速获得了社会瞩目，也因此受到了当局警告。由于该报的开办仰赖各方资助，许多股东因此责令郑贯公更改办报风格，郑贯公则认为报纸宗旨不能变，不肯妥协，因此不满一年后便离开了《世界公益报》。1904年3月，郑贯公又筹资创办《广东日报》继续鼓吹革命。可惜好景不长，该报仅出版一年便因经济问题而被迫转让。然而郑贯公并未因此气馁，又于1905年创办报纸《唯一趣报有所谓》（以下简称《有所谓报》）。相比于郑贯公过去所办的几份报纸，《有所谓报》是粤港地区第一部独立发行的通俗小报，其言辞激烈开放，颇受社会欢迎。

　　在郑贯公独立办报的这段时间里，陈少白依然整理操办《中国日报》事务，不仅继续刊登革命倾向之类的文字，还与康有为等保皇派开展笔战。1905年，孙中山派冯自由等人赴港，与陈少白共同商量组织香港同盟会分会。是年8月，香港同盟会在中国日报社成立，陈少白、郑贯公被分别推为分会长和庶务，由于同盟会所涉事务众多，陈少白开始更加频繁地出入于各项活动。

　　在香港同盟会成立的同一时期，中国爆发了大规模的反美华工禁约运动。为支持运动的开展，广州先后成立广州拒约会等专门处理拒约运动的机构，《羊城日报》《广东日报》等报刊更是成为抵制运动的舆论阵地。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一向热心于民族革命的郑贯公，对抵制运动表现出了极高热情，并借助其设立的《有所谓报》，发表了大量有关反美反排华的文章。郑贯公不仅对华工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率先拒绝在报纸上刊登美货广告以表明抵制态度，又发表长文《拒约须急设机关日报议论》，切实推动了广州《美禁华工拒约报》的设立。

　　轰轰烈烈的反美华工禁约运动在抵制美货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引起了美国商会的重视。1905年10月，中美商会先后进行两次会晤，对抵制美货运动问题进行协商，陈少白、何启等人作为中方代表出席，双方就赴美华工、赴美华人的待遇与管理细则等方面达成了十二项条款。然而，这十二项条款内容事前并未与中国其他团体进行讨论，依然没有彻底解决美国华工的禁约问题，在协商和签约上显得有些草率和妥协，因此一经公布，即遭到社会与民众的反对，其中就有郑贯公的不少批评。

　　郑贯公一向主张无条件彻底废除禁约，又与陈少白素有积怨，便开始在报上大量刊登谴责中方代表及十二条款的文字。陈少白之《中国日报》发文对十二条款一事进行了辩解和说明，而《广东日报》和《有所谓报》却并不买账，刊登文章进行驳斥。随后《中国日报》与《有所谓报》进行激烈争执，双方各执一词，不肯退让，局面因此僵持不下。

　　面对两报的争执，革命党人冯自由多次从中斡旋，却劝说无果。直至1906年4月，孙中山亲自抵港，邀陈少白、郑贯公二人共聚当面协调和解，这桩风波才以十二条款作罢而告一段落。就在二人笔战止戈不久后，郑贯公身亡，二人之间的交往也由此戛然而止。

　　从合作到分离的新观察

　　在陈少白与郑贯公的交往历程中，冲突与争执的篇幅占据主导。其实二人的矛盾，是性格、成长环境差异以及突发事件等综合因素导致的。

　　首先是二人性格具有差异。陈少白才思敏捷，有才子之号。郑贯公亦有“神童”之称。然而二人却都有些恃才傲物，在性格上也大有不同：陈少白“度量褊狭，出语尖刻”，偶会招致他人的疏远和忌惮；而郑贯公则性格激进、豪放不羁，在日常生活中不拘小节。

　　其次是二人的教育背景与成长环境不同。陈少白出生于较为富裕的乡绅家庭，其父喜议论时事。陈少白幼时聪慧活泼，学龄时随信奉基督教的四叔父学习经书，并得到阅读各种西方翻译书籍的机会，对世界大事有了初步的了解。1888年，陈少白进入广州格致书院学习，1899年入基督教，后经孙中山介绍转入香港西医书院。陈少白从小就在乡绅文化氛围浓厚而又相对开放开明的环境里浸润，思想观念中自然多了一些自由、开放的因素。同时，陈少白的基督教信仰以及他华洋兼具的教育背景，使其处理事情时更为谨慎细致，行事风格也折中沉稳。而郑贯公境况完全不同，他家境贫寒，16岁时便辍学东渡，在日本横滨的太古洋行做帮工。在太古洋行工作的经历虽然令郑贯公郁郁不乐，却使其对华人在国外的生存境况有了更深刻的理解。1899年，郑贯公受梁启超邀请进入日本大同学校，在学习过程中逐渐接触到欧美各国革命历史及西方民主学说。相比于陈少白一帆风顺的求学过程，郑贯公的教育经历更为坎坷，但也使他较少受到规矩条框的束缚，更为洒脱不羁。二人虽有着相同的革命理想，但因成长背景与教育环境上的差异，导致他们在同一件事情的看法上略显不同。

　　最后是突发事件对二人关系的影响：1901年的郑士良猝死案，如导火索一般激化了陈、郑之间的矛盾，直接导致了二人的分离。

　　陈少白与郑贯公的交往虽以矛盾和冲突为主，但二人关系不可以“交恶”一词简单概之。同作为革命党人、革命报人，二人的交往结识，不仅对他们自己的事业产生了影响，而且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报业与革命宣传的发展。

　　首先，陈少白与郑贯公的交往，对彼此办报风格以及创作倾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郑贯公在《中国日报》工作时，着手对副刊中的“鼓吹录”一栏进行改版扩充，深受读者欢迎。当他在数年后创设《有所谓报》时，便设立了“新鼓吹”一栏，专刊粤曲、班本和龙舟说唱。显然，“新鼓吹”无论是名称还是内容，均与“鼓吹录”有相似之处，可见在《中国日报》的工作经历对郑贯公本人影响之深。另外，郑贯公在《有所谓报》创作了大量新粤讴，广受读者欢迎。他的创作实践虽非首创，但成功扩大了这一文学形式的影响力，引起了文坛关注，其中也包括陈少白。陈少白向来重视通俗文学对革命宣传的作用，不仅在《中国日报》设立专栏，还创办戏曲班，通过戏剧创作传播革命思想。不过，他早期对粤讴的重视程度有限，直到1906年才陆续发表三首新粤讴作品。尽管缺乏直接史料证明二人在新粤讴创作上的具体联系，但考虑到他们相识多年，同在报界工作，彼此对对方的创作倾向应当有所了解。因此可以推测，郑贯公在新粤讴方面的实践对陈少白产生了一定影响，促使后者也开始运用这一形式进行革命宣传。

　　其次，陈少白与郑贯公的合作，对中国报业以及革命宣传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二人在《中国日报》合作共事期间，《中国日报》的影响与销售量均有所扩大，给人以焕然一新之感。另外，郑贯公结合其在《开智录》《中国日报》《广东日报》等报纸工作的经验，总结出办报的若干条要点，为其他报纸提供了经验借鉴和实践指引，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近代报业办报水平的总体提升。

　　结语

　　陈少白与郑贯公的直接交往仅有六年，但在短短六年中，二人经历了相识、合作、分离、冲突等多重风波。虽然二人交往中多有矛盾纠葛，但依然有积极的合作关系，因此对其关系不能极端地以好或坏进行二分定义，要看到其交往历程对报业及社会所产生的客观影响。

　　另外，陈少白与郑贯公从合作到冲突的交往历程，展示出革命党内部关系的另一个面向，也更加凸显了革命之复杂性与困难性。陈少白与郑贯公的冲突，并不仅因二人对郑士良之死及十二条款存在矛盾，还与二人的成长环境、教育背景与性格差异有一定关联。由此可见，即使是因相同理念走到一起的革命党人，在面对不同事件时依然会因多种因素产生分歧。

　　最后，陈少白与郑贯公的合作与冲突，直观展现了报人与报纸之间的深刻联系。同出于《中国日报》的陈少白与郑贯公，均十分重视南音粤讴等通俗文学对报纸及宣传的作用，而郑贯公更是在其所办每份报纸上开设相关专栏，体现了报人喜好对报纸风格的影响。因此，陈少白与郑贯公的合作与冲突，不仅反映出二人复杂的交往关系，也暗含着晚清政治事件的许多面向。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