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研究综述

　　2021年是辛亥革命110周年。10月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了孙中山的历史贡献和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与重大意义。这一年，全国政协和有关民主党派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民革中央、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中国历史研究院主办“孙中山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学术研讨会”，以及各地举办的其他学术研讨会，有力地促进了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研究在已有基础上取得更大的进展。

　　领域、视野创新，研究成果呈现了显著的学术进展

　　2021年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研究的创新,首先体现在研究领域、研究视野、学术观点上有创新。2021年同时是中国共产党创立100周年，又值全国上下深入学党史，将辛亥革命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历史结合考察，出了不少新成果。金冲及从历史的客观事实出发，论述了辛亥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联系，揭示中国共产党正是在吸取辛亥革命失败教训并加以克服和改变的基础上跨出全新的革命步伐。（金冲及：《从辛亥革命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求是》2021年第20期）金民卿结合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后续历史进程，论述了辛亥革命的意义和局限。（金民卿：《深刻认识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党建》2021年第11期）李金铮论述了辛亥革命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关于“革命”和“建设”的认识及主从关系的变化。（李金铮：《从辛亥鼎革到中共革命：革命与建设的主从认识及其演进》，《史学月刊》2021年第2期）齐卫平、樊士博对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关于辛亥革命的认识进行了评述。（齐卫平、樊士博：《民族复兴未竟事业的继承：中国共产党早期文献对辛亥革命的评述》，《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1年第10期）

　　鉴于本领域长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热点，学术起点非常高，不少知名学者从学术反思的角度，提出了进一步拓宽视野、深化研究的主张。马敏指出，在探讨辛亥革命的影响时，应放宽历史的视野，重视历史的连续性与复杂性，对其历史意义作贯通性、通盘式考察，通过新的视角、方法与思路，取得更多新的领悟与发现。（马敏：《浅谈深化辛亥革命历史影响研究的三个视角》《广东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罗志田认为应当从更宏大的视野来观察辛亥革命，从辛亥前十年的改革观察帝制以及后面支撑帝制的整个文化改变，从后十年的尝试共和反观革命的成效与不足，或更容易理解辛亥革命本身及其所带来的转变与不变。（罗志田：《尝试稍更广义地看辛亥革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21年第5期）桑兵认为，关于辛亥革命的重大历史问题，仍有很大的拓展空间，辛亥革命史研究必须摆脱粗放式的研究状态，进入精细化的轨道。（桑兵：《辛亥革命史研究需要走向精细化》，《广东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

　　除对孙中山、革命党和革命本身的长期关注外，研究领域、视野、观点上的创新同样体现在革命对象一方的研究上。罗志田探讨了改革与革命的关系，阐释在清季十年，清廷何以解体而革命何以酝酿，何以由自上而下的改革，走向自下而上的革命，指出对于从帝制到共和的“五千年之大变”，应有更深层的梳理、分析和诠释。（罗志田：《革命的形成——清季十年的转折》，商务印书馆，2021）王笛从清末统治结构的改革角度进行探讨，回应了为什么改革并没有给清王朝的统治带来稳定这一问题，指出清王朝的灭亡由其政治体制所决定。（王笛：《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再思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21年第5期）关晓红探讨了宣统朝选官用人之乱象导致人心涣散、缺乏内部凝聚力的清廷无法抵挡辛亥革命摧枯拉朽的冲击。（关晓红：《“图治太急”：宣统朝选官用人之困局》，《学术研究》2021年第9期）

　　在关于革命的社会基础、社会影响方面，不少学者通过具体研究，提出了新的见解。朱英纠正了“上海商会发起并领导辛亥革命前的抵制美货运动”的长期误说，对该运动的实际领衔者及上海商会作为参与者的作用作了客观评价，也揭示了这一时期商民外交的兴起。（朱英：《再论辛亥革命前的上海商会与抵制美货运动》，《史林》2021年第6期﹔《抵制美货：辛亥革命前新商人群体兴起与商民外交发轫》，《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21年第5期）潘洪钢讨论了驻防旗人族群在辛亥革命后的社会变迁，指出讨论辛亥革命后的旗人社会，不应仅关注民族歧视和贫困化。（潘洪钢：《辛亥革命后驻防旗人族群社会生活及变迁》，《社会科学战线》2021年第1期）崔岷关注到杭州绅商两界在辛亥革命时期筹办团防的过程中由合作走向破裂，显示杭州社会动员方式具有新旧糅合之相，不同地区的绅商关系以及商团各具差异性。（崔岷：《自救与纷争：辛亥革命时期杭州绅商两界的筹办团防》，《近代史研究》2021年第6期）这些研究，均将相关认识推进一步。

　　辛亥革命时期的思想文化方面，左玉河论述了辛亥革命时期俄国民粹主义之传入及其反响。（左玉河：《辛亥革命时期俄国民粹主义之传入及其中国反响》，《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21年第5期）涂文学关注到武昌起义后汉口市民社会民主和法治意识的初步觉醒。（涂文学：《武昌起义后汉口重建中的国家与社会》，《史林》2021年第6期）李欣荣关注到辛亥时期中下层读书人的政见取向及商务同仁在出版、学术之外的政治旨趣，展现了辛亥革命前夜舆论环境的复杂性。（李欣荣：《辛亥<时事新报>征文的政治旨趣与舆论互动》，《南京大学学报》2021年第4期）郭辉、傅伟男探索“二十世纪”一词的语境与内涵，从新视角观察辛亥时期人们的革命意识，并指出此时间概念中所蕴藏的革命因素﹔亦从辛亥革命时期的“满汉矛盾”记忆角度着手，展现了革命动员实际运作的逻辑与面貌。（郭辉，傅伟男：《“二十世纪”表述与辛亥时期的革命意识》，《理论月刊》2021年第8期﹔郭辉：《“满汉矛盾”记忆与辛亥时期的革命动员》，《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关于辛亥革命后对革命的认知，李帆的研究揭示了民国前期历史教科书关于辛亥革命与民国建立的表述，以“共和”叙事占据主导，对于后来的辛亥革命的学术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李帆：《“共和”叙事:切近的历史表述——民国前期历史教科书中的辛亥革命与民国建立》，《民国档案》2021年第4期）

　　一些新的涉及技术的课题，在既有研究中较少得到关注，也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安东强注意到现代航海技术与轮船对孙中山推动辛亥革命的重要技术支撑意义，指出1905年至1911年间，孙中山以轮船为交通工具奔走于亚、美、欧之间，其航程成为倡导革命与组织华侨的重要线索，也构成革命生涯的重要组成内容，这一特殊的革命历程可称为“船板上的革命”。（安东强：《1905-1911年孙中山的海上革命之旅》，《理论月刊》2021年第8期）王东关注到革命军与清政府之间围绕电报通信的攻防情况，为辛亥革命研究提供一个不同的技术视角，指出在辛亥革命中，电报通信是推动革命迅速发展的要素之一。（王东：《电报通信与辛亥革命再探》，《民国档案》2021年第4期）

　　对孙中山的研究，也充分体现了视野的扩展和思考的深入。汪朝光指出在全球化时代的历史背景下，孙中山的国际观与实业建设构想值得关注。（汪朝光：《孙中山的国际观与他的实业建设构想》，《广东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廖大伟认为，孙中山的思想中存在民本思想，与传统“民本”以及西方“人本”均不相同，兼而有之又各有摒弃，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而构成其三民主义理论的一部分。（廖大伟：《孙中山的民本思想》，《广东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安东强认为历史研究不应囿于人物的具体活动轨迹，应该关注到跨时空的影响，不在革命现场的孙中山对国内革命思想、革命政权及革命领袖的实际影响，呈现了历史人物的多样性影响。（安东强：《辛亥革命时孙中山在国内的政治影响》，《澳门理工学报》2021年第2期）

　　其他相关人物研究也有较多进展。熊月之以具有典型意义的容闳、伍廷芳、唐绍仪为对象，关注到可以同时“看到”两个不同的世界视野或文化视域的“双视野人”，并分析他们走向革命、赞成共和的心路历程以及各自特点。（熊月之：《“双视野人”与辛亥革命——以容闳、伍廷芳与唐绍仪为分析对象》，《广东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关于立宪派人物，桑兵以汤寿潜为个案，指出立宪派与革命党人尽管在一些方面的认识不同，但在关键主张方面大体一致，立宪派的革命转向不是政治投机，甚至有意制造革命舆论。（桑兵：《辛亥汤寿潜的革命转向》，《民国档案》2021年第4期）对于作为革命党对手的康梁一派，安东强关注到辛亥革命前后其在国内谋划活动一一落空的政治压力下，政见分歧日益扩大与激烈，对多年经营的海外党务发展造成了影响。（安东强：《辛亥革命前后康梁在国内的谋划活动》，《中山大学学报》2021年第6期）对于海外华侨，王杰从学术的视角探究民初黄三德回国讨债一事，指出爱国华侨除了救国报国之“义”外，还兼有投资、酬报之“利”的一面，对革命的认识应回到历史现场，不应未审先判。（王杰：《华侨与辛亥革命关系研究的覃思——以民元伊始黄三德“讨债”为例》，《广东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与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关系密切的谭延闿、徐宝山、郑孝胥、朱芾煌等人，也都有专题论文进行研究。

　　史料建设成就突出，为研究继续深化奠定基础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研究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显学，发掘整理原始资料成为学术增长必不可少的突破口。学术界对于本领域的史料建设历来十分重视，谭徐锋从文献考订校勘和研究视野转换的角度，指出史料运用应做到细化，同时引入新史学研究视角，将研究推向深入﹔（谭徐锋：《史料细化与视野转换——辛亥革命史研究的省思》，《史学理论研究》2021年第6期）赵立彬结合有关史料整理工作，指出新材料的发掘与整理能够开辟新的研究空间，应充分利用新技术手段对史料进行高效释读、勘订与整理。（赵立彬：《公私藏档中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史料挖掘》，《广东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

　　2021年，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研究在史料建设方面取得引人瞩目的成果，出版了若干部非常具有学术价值的史料汇编。黄彦主编20卷本《孙文全集》是目前收录篇幅最浩繁的孙中山文集，已经完稿杀青，即将由广东人民出版社付梓。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研究中心编《宫崎滔天家藏民国人物书札手迹》八卷，全面收录了宫崎家藏孙中山、中华革命党和各方名人的书信、手迹等珍稀史料，对于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及民国史上其他相关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研究中心编：《宫崎滔天家藏民国人物书札手迹》，华文出版社，2021年）翠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藏孙中山与辛亥革命档案史料，共有中文档案607件，外文档案325件，涉及国内及欧美、日本等各界知名人士和辛亥前后重大历史事件，虽然其中大部分中文档案已经整理出版，但此次将全部档案影印件和释文分5卷一并出版，其中一部分中文档案和大部分外文档案为首次整理刊布，已刊部分也作了大量校订，对于研究孙中山和民国初期的政治、社会、外交都具有较强的史料价值。（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编：《馆藏辛亥革命前后中外文档案》，广东人民出版社，2021年）恽文捷著译《“红龙—中国”：清末北美革命史料研究》，对辛亥革命前夕中美志士联手策划的武装革命“红龙计划”核心档案“布思文书”进行了翻译整理，并补充了研究者搜集的与该计划相关的文献资料，展现了孙中山寻求海内外支持的方式、方法及其与外国友人之间的密切关系。（恽文捷著译《“红龙—中国”：清末北美革命史料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张金超从新加坡《新国民日报》上辑录了孙中山的数篇信函、演讲文字及一些相关资料。（张金超：《〈新国民日报〉载孙中山史料的新发现》《学术研究》2021年第2期）赵增越整理了关于孙中山早期革命活动和辛亥革命的域外史料。（赵增越：《宣统三年清廷辑译辛亥革命国际舆论档案》，《历史档案》2021年第3、4期﹔《驻檀香山领事梁国英为报孙文活动事致外务部禀文》，《历史档案》2021年第4期）此外，《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6、7辑出版，也汇集了与孙中山宋庆龄夫妇有关的文献档案以及最新研究成果。（上海宋庆龄研究会 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6、7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广州博物馆藏晚清著名官员邓华熙家族文件亦有不少涉及辛亥前后广东的政情社情。（广州博物馆编：《广州博物馆藏邓华熙家族文书信札选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21年）

　　这些新史料，有利于带动新课题，开辟新的研究空间，提示新的证据，辨正史事。赵立彬利用翠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藏档案，结合具体事例，呈现时人对革命的反应与诉求以及中外人士交往联络的复杂状况，考察前者所反映的各种相异甚至相反的思想观念，展现了革命过程中复杂的社会面相。（赵立彬：《翠亨孙中山故居未刊档案所见辛亥革命社会面相》，《史林》2021年第6期）侯庆斌利用法英外交档案等材料，认为租界当局对孙中山始终存在疑忌心理，由租界领事的视角观察孙中山在此段时间的言行举止，深化了对孙中山晚年革命活动的认识。（侯庆斌：《疑忌之间：孙中山避居上海期间租界当局的因应（1922-1923）》，《近代中国》2021年第2期）霍耀林考察孙中山、何天炯等革命党人对日招商活动的过程。（霍耀林：《孙中山、何天炯与对日招商：以兴宁制铁兴宁组合为中心》，《近代中国》2021年第2期）戴东阳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汤寿潜档案，对汤氏有关史事提出了新的观点。（戴东阳：《汤寿潜生平与事迹新论》，《浙江学刊》2021年第6期）。向东考释了辛亥前后著名遗民学者曹元忠致张锡恭的书札。（向东：《辛亥壬子之际曹元忠致张锡恭书札考释》，《文献》2021年第5期）

　　青年学者在学术创新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以上列举的成果中，有许多是青年学者取得的进展。青年学者选题之新颖、思考之深入、挖掘利用新材料之勤奋、运用技术手段和外语能力之强，确实为学术界带来清新之风。近年来，在前辈们的关怀和青年学者自身的努力下，以青年为主的相关学术活动的开展，极大地促进了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研究领域的学术精进。

　　2021年10月26-27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办的“辛亥革命与民族复兴——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是十年一度举办的本领域影响最大、学术水准最高的学术盛会，许多青年学者积极投稿，青年学者的论文超过三分之一，并且学术质量获得好评。由湖南师范大学、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湖南省历史学会、湖南省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共同主办的“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青年学术研讨会”，也是十年一届面向青年学者的专门会议，青年学者提交的论文涵盖了新史料、新领域、新视野、新观点，体现了旺盛的学术热情与学术生命力。

　　除此以外，2021年还有多场面向青年的专题学术活动。9月10日，上海宋庆龄研究会、上海中山学社、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辛亥革命博物馆联合举办“传承辛亥精神，助力复兴伟业——孙中山与辛亥革命”青年论坛，分上海、广州、中山、武汉四个会场，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围绕孙中山的革命活动、革命思想、与历史人物的关系等诸多问题展开有深度、有广度的分享与探讨。12月18日至19日，由孙中山基金会、中国孙中山研究会、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主办的“第四届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研究青年学术研讨会”举办。11月14日，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两岸关系发展协会、陈守仁孙学研究中心主办，香港孙中山文教福利基金会、台湾极忠文教基金会协办的“2021第三届两岸孙学研究学术论坛”举办。大陆青年学者与台湾的学者进行了热烈的学术研讨，展示了大陆青年学者和研究生在孙中山研究方面的新成就。研习活动也是吸引研究生进入本领域并引导开展高水平研究的好形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孙中山研究院（中山）主办。孙中山故居纪念馆承办的“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第五届孙中山研究青年研习营上，来自全国各地高等院校和社科院、香港城市大学、澳门科技大学等院校的25名营员参加，其提交研讨的论文初稿也不乏新观点、新材料的佳作。以“第四届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研究青年学术研讨会”为例，正如中国孙中山研究会会长汪朝光在会议总结致辞中指出，此次研讨会参会论题、研究路径体现了多样性，青年学者的报告发言、评论人的评议都非常认真细致，同时也指出“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研究还有很多值得关注的议题，如何拓展史料以及进行更深更广的研究，有赖于青年学者的积极探索。

　　这些学术研讨会活动着眼于创造学术土壤和研讨氛围，给青年学者们空间、历练、机会，青年学者在这些交流平台崭露头角，在拥有优良学术传统的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研究领域守正创新，有利于本领域不断推陈出新，保持学术活力。

　　总的说来，2021年是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研究取得较多成果和显著进展的丰收之年，在创新研究和史料挖掘的基础上，为今后开辟领域、开拓视野、进一步走向精细化研究奠定了基础；青年学者在研究中的突出表现，也使学术界对本领域的未来保持充分的信心和乐观的预期。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历史学系）